作者：安德鲁·道伊尔（Andrew Doyle），喜剧人和《尖刺》专栏作家。著有《明事理者：社会正义指南》。
译者：吴万伟
批判性思维作为基石的学校教育是文明的基础，它能将我们从当今幼稚化的话语中解救出来。
很多年前，我在伦敦大都会档案馆做了一场讲座，其中列举了拒绝接受当时很时髦的有关人类性行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若干理由。在此后的茶歇间隙，有位女性同性恋者积极分子走上前来，她宣称，她选择性别定位是作为反家长制的手段。她要求知道，我为什么不接受性倾向没有生物学基础的观点，虽然我已经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说，“对不起，但我已经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她仍然高喊“但是，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呢？”
小学老师很熟悉这样令人沮丧的请求。孩子们的愤怒通常与不理解有关，有时候与冤屈有关，有时候两者都有。当这种情况到成人之后还持续存在时，就代表了社会化过程的失败。我们常常听到低劣的政治话语的谈话——里面有某种真理在里面——但我们真正面对的是群体性幼稚主义。如果我们留心看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其影响非常明显：网上、媒体上、甚至在议会中。论证被简化成对部落的忠诚；一个人是对是错已经不重要，只要得到自我满足，并击败对手就行。正如有人想像的那样，这不仅仅是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简单后果，而且是过去一些年我们没有能在教育系统各层次坚持批评性思考的普遍失败。
学会自由思考与掌握修辞手法没有多大关系，但与反省能力密切相关。积极参与辩论是非常迷人的，为的是改善你说服他人的技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承认自己犯下错误的可能性，那就是徒劳的练习。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上帝幻觉》谈及他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的一件趣闻逸事。一位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发表有关高尔基体（Golgi apparatus）的演讲，那是在植物或动物细胞中发现的一种微生物有机组织，真核细胞中内膜系统的组成之一，这就提供了其存在的无可争议的证据。生物系一位上年纪的先生也在现场听讲座，此人多年来一直认定高尔基体是神话。道金斯讲到，就在演讲者即将结束演讲时，“这位老先生大步走上演讲前台，用手握住美国人的手，激动地说，‘亲爱的先生，我想谢谢你。过去15年来，我一直都错了。’我们热烈鼓掌，手都拍红了。”
这是很少人能展现出来的理想的场景，尤其是谈及政治意识形态中没有经过检验的教义时。我们常常看到媒体评论家或政客的例子，他们在采访或逃讨论时被搞得颜面扫地，即使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仍然狡辩，死不承认，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他们承认自己犯了错？这里存在很好的理由，为什么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首要原则》（1862）的开头就确认的东西：“在错误的事情中有真理的灵魂。”但是，只有那些把站在正确一边看得比看起来站在正确一边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妥协。太多的人似乎注定要将困难的论证变成零和游戏，任何丧失立场的做法都被看作是自动向对手缴械投降，表示屈服。
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邀请我们考虑知识和信念的源头。一个人可能带着《旧约全书》中的先知那种确定性说话，但那是本人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吗？或者他不过是上帝复活论者？盗窃了书架上羊皮包装的它人观点？哈兹里特（Hazlitt）详细阐述了诡辩如何被错误地当作了不起的潜能的，他注意到一个人只看到物体的一半或许仍然能非常流利地表现它。他写道，“如果你期待读过书的人扔掉他们的书，去自己思考的话，你还不如请这个动弹不得的瘫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扔掉他的拐杖。他会牢牢地抓住书中的观点不放当作其思想的支持，就像恐惧真空一样，他十分害怕一个人独处。”人类竭力要确认偏见的天生本能呈现出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理论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任何事只要从现成判断的棱镜来观察都能被拿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能够在批评性社会正义的支持者身上看到这个很明显的现象，他们从前提开始论证，即不平等的结果——如男女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的证据。他们先从结论开始然后倒推，错误地将论证当作证据。更糟糕的是，这样的途径常常和独特的道德主义立场形成相关关系。社交媒体上很多咄咄逼人地攻击他人的个人之所以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赋予自己美德代言人的角色。这个逻辑认为，如果我们是道德上优秀的人，必须假设诋毁我们的人肯定出于邪恶的动机，因此，我们也就被免除了把他们当人看待的义务。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解释导致英国脱欧的全民公决的辩论中更多令人担忧的方面，其中评论家中的著名成员呈现出两元对立的场景，留欧派和脱欧派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善恶对决。再次，我们必须警惕将辩论和分析贬低为廉价的自我满足的危险。社交媒体上的分歧为什么容易变得争强好斗，其理由之一就是论坛是公开的。在有观众观看的情况下，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即批评性思考屈从于表现胜利或羞辱对手的欲望；这是我们追求地位的原始欲望的局限性。在此情况下，本来要求细腻分析途径的复杂性被重新塑造成了容易误导人的二元对立，对手被扭曲攻击得面目全非，人们最终能够与想象中的幽灵论战。与此相反，苏格拉底式方法敦促我们看到争论具有合作性，是双方从辩证过程中吸取有益观点的过程。这是应该被纳入到我们全国课程中的理想。孩子们需要被教导有一些例子，其中严肃的讨论可能被简单化为对错问题，更少有例子表明，一个人的对应该被视为另外一个人的错的证据。在批评性思维的词汇中，这被称为“肯定选言谬误”，也就是说，“要么你对要么我对，这意味着如果你错了我肯定对。”在这样的简化论术语中，人们根本没办法进行批判性思维。正如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的那样，尝试认真地理解替代性世界观意味着“付出思想的努力，大部分人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去思考。”在学习心理学时，这个术语被称为“认知吝啬”模式，承认大多数人的大脑更喜欢任何一个特定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这些心理上的短路——被称为“启发法”对我们来说是硬连接，难怪被告知思考什么比自己去思考更令人愉快。我记得有一次英语课上，我开启了一场讨论，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密尔顿《失乐园》中撒旦的表现。这个话题是考试中经常出现的内容，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背后的理由。一个学生的胆子竟然大得直接问我“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们，需要写些什么才能在考试中拿到最高分吗？”这不是学生的过错。很可能受到了积分排名的压力，最近一些年一直有一种倾向，学校都积极参与到“填鸭式教学”中。作业模式和评估标准被制作成很容易让学生掌握的形式，他们能系统地击中必要目标以便提升学习成绩。为教育而教育的观念不再有任何影响力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在答案中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而被老师压低分数。在此背景下，甚至像英国文学这样的课也被简化成死记硬背的考试，其作文也是靠死记硬背的东西反刍而成。
因此，很难令人吃惊的是，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或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A-level ）层次上选择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学生往往认为这是轻松的选择，是提高自己简历层次的手段，没有付出太多努力。这种课程通常被分为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考。前者关心的是处理和解释数据，后者关心的是分析和论证的基本技能。学生了解到诸如人身攻击（ad hominem）和用以反驳指控的你也一样（tu quoque）以及时序性因果性谬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等常见缪误，连同源自亚里士多德《辩缪篇》（Sophistical Refutations）的其他谬误。拉丁语或许令人讨厌，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些是很容易掌握的简单观念。如果人们反驳出现这些谬误的论证，网上的所有这些分歧就都不存在了。至于政客和评论家们，对论证原则的基本理解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公共话语的清晰性和复杂性。虽然这样说，批判性思维因为自身的价值作为学界课程的存在或许未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式。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廉汉姆（Daniel T. Willingham）所说，如果没有安全的背景知识，认知能力就是多余的东西。批评性思维已经被镶嵌在将焦点集中在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的教学实践中。鉴于它对分歧差异的观点特别具有敌意，教育中的批评性社会正义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呈现出一个问题。任何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学校都不大可能成功地培养批评性思维，尤其是在老师们有时候被期待遵照时髦的身份认同政治的要求而改变信仰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学校的去政治化只是第一步。批判性思考要求谦恭，这涉及到的不仅是有能力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误，而且承认不知情的观点没有任何价值，无论它的表达多么严谨。解释性技能是关键，但只有在拥有特定话题相关知识的牢固基础之上。这就是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的观点，即艺术史从小学层次上就应该被纳入到国家的课程体系之中。在她的书《闪光的图像》中，帕格利亚解释了孩子们需要“有关艺术的客观知识的历史框架”而不仅仅是把艺术当作“释放孩子潜在的创造性”的“治疗实践”。马铃薯印章和锯齿形剪刀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教科书。心理学家们观察到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是自恋主义的崛起和同情心的衰落。健康程度的谦恭能起到矫正这些趋势的作用，自恋主义崛起和同情心衰落的展现方式之一就是现在常见的趋势，论证日益恶化成为不诚实的指控。毕竟，需要极端形式的自我主义才能假设对替代性视角的唯一可能解释是对手肯定在撒谎。为了批判性地思考，我们不能陷入简单地依据是否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来评估结论。批判性思维支持下的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就是通过这个手段，混乱被训练成为秩序。部落主义、揭发隐私和不能批判自己的立场，所有这些都是暴露不文明的、顽固的、反动的真相的标志。一代成年人如果除了儿童时代的自我主义冲动之外，什么教育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为社会服务呢？在这么多人哀叹公共话语堕落的时代，如何在学校中最好地纳入批评性思考的讨论本来早就应该开展起来的。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译自：The mark of an educated mind by Andrew Doylehttps://standpointmag.co.uk/issues/may-june-2020/the-mark-of-an-educated-mind/
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一种能够提高效率的思维工具。伟大的智者们使用它构造了我们的历史和世界的清晰认知，构造了我们的哲学和文化体系，这也是批判性思维之美所在。
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是构筑文明的重要思考方法。可是，我们仍然对它充满无知和误解，更别说利用它提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没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判性思维的缺位。我们的思维被限定在教条中，反复记忆和传播已经准备好的标准答案，何谈思考和创新？
所幸，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批判性思维的自我培训。为此我们精心挑选5本思维训练著作，殷海光、理查德·保罗、丹尼尔·丹尼特等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授，和巴菲特、芒格、韦尔奇等一起思考。识图扫码，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