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我们不停地自问：“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和以往的时代相比现在每年都有更多的历史事件发生，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总结过去几千年历史里人类所取得的进步和所犯的错误。
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人类取得了超乎想像的成就。很早以前，很可能就是在非洲出现了人类，那时我们还很弱小、稀少，看起来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也因为所处的世界竞争激烈而显得没有保证。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那样的自我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超越其他所有物种的种族，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环境来为我们服务——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这个种族，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种族那样去适应环境。
因而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去世的空间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个特点，他认为当前的高科技已经可以确保人类不会因为环绕地球周围的小行星爆炸造成的恶果而灭绝，也不会因为冰川时代的再次来临而灭绝。由于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确定，我们可以使那些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者用原子弹使它们变成灰烬。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一面巨大的镜子集中将太阳光发射到地球上，利用太阳能来阻止冰川时代的再次发生。这些科学技术为现代人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在未来不会成为这些宇宙灾难的受害者，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还会去其他的星球定居，成为首个多星球种族，这将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大的保护措施，使人类免于受到未来灾难的威胁。
这样安全也就成了人类的首要任务。一些科学家期盼着乌托邦式的未来。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国际上广为流传的一些书籍。它们的书名让人非常沮丧，像什么“世界末日”、“未来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我们的时代遇到了一个谜。一方面现代人成功地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方面也因为自我怀疑而变得步履蹒跚——不是害怕会死在山峰上，而是害怕会死在“死亡之谷”中。
那为什么在一些科学家预想的美妙社会与实际存在的恐怖情况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呢？答案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文化是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产生的，体现了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机制。各种文化的价值观都在最大限度地为这个社会的团结和生存服务。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种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质生产，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生存。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文化每个人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任何威胁文化价值的东西都变得像威胁基本生存物质——比如食物和水——一样严重，因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文化的重大更改。历史上．文化总是对变化进行强烈的反抗。即使在今天．当科技的更新需要社会文化产生相应的变化时，这种抵抗也同样存在。不过科技变革基本上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一般都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更则引起了恐慌和抵抗，因为它威胁到了传统的、人们已经习惯的价值和实践。
上述分歧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结果使得在科技发展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的同时，社会的进步却相对停滞落后。这种分歧可被用来解释玷污了人类历史的大多数的暴力和血腥屠杀。而且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分歧间接地和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只要看看新闻报纸的大标题及电视就可以一目了然。
实例：工作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的人类比现代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现在的食物采集者，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到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功人”，一般每周只用15—20个小时来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有大量时间来进行社会交际，其中包括按照规定的方式准备和享用食物。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种方式中度过的，但在大约1万年前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开始起了变化。
农业革命引发了技术实现突破后的一系列反应————冶金、制轮、纺织、造瓷、造币 ——以及现代社会中18世纪末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会提高人类的生产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它们也都延长了人类每天的劳动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耕种、培养、收获农作物以及驯养牲畜。同样，在工业革命中工厂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0—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的时候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个小时，1935年其工作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减少到了40个小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及其他可以代替劳动力的设备的出现使人期望这可以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1992年美国前任劳联主席威廉姆•格林宣称．“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现在选择已经做出了，它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拒绝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使企业失去与国内外对手竞争的能力。于是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的时代，美国出了一本名为《过于劳累的美国人》这样的书籍。同时，日本人也创造了一个词汇叫“过劳死”，用来指一种因为过度工作而造成死亡的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院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高血压症状恶化，并最终导致最后的死亡。”。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疾病。
与此同时，格林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所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被称为“未充分就业人口”，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不足以支付生活的支出。
实例：不公正
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分离不仅导致了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而且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即在全球性富足的时代却存在着全球性的营养不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公正是人类天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贪得无厌和富于侵略的本性，然而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类并不是天生就有合作性或掠夺性的。实际上人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会被现实所流行的文化形态塑造成各种形式。比如，在旧石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文化就很难教会人们贪得无厌的恶习。因为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一个新营地，如果他们积累个人财物。那么每隔几周或几个月他们就要很麻烦地去重新安置它们。
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易于打理，从而也就成为人们欲望中追求的东西。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过渡，导致了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致命的分裂。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
上面这位社会学家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日益发达的时代得到了更充分的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导致更多的社会不公正。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报告中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不公正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主席拉瑞•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任务力量”在其1985年的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这点。这个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和饥民本人。他们得出结论，大约2000万美国公民生活于饥饿之中．即他们无力购买适当的食品和定期消耗光所有食物。上述组织的医生说：“在美国，饥饿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根据我们的判断，现在美国的饥饿问题比过去10—15年间的任何时候范围更广、程度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已成为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发现，没有哪个城市、哪个州可以避免广泛的饥饿的存在。”
对日本的“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饿进行了仔细研究后，哲学家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在我们生存的20世纪，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这说明了罗素判断的正确性。而且如果我们只把自己看作一个长长的生物链中的一环，前景就将更可悲。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生存着大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更进一步看，在历史上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生存在地球上。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这说明在地球物种的生存率中99.9％的物种都是失败的。
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的行星中多种多样的物种的存在和消失也让我们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命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一些曾经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物种也消亡了，因为它们不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如冰川时代的来临。这就是人类与那99.9％失败物种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卓越的智慧让自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改造这个世界以适应我们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物种一样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因此，人类，也只有人类，是造物主，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产物。然而我们的智慧却并没有保证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正确的：我们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建造出所想像的任何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创造过什么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进一步讲，正像有些环境学家所警告的，我们是不是在使自己生活的星球不适合于生存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复制一个如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型呢?卡库认为在我们银河中的2000亿颗星球当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然而地球人对100光年以外各种星球所从事过的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一些科学家认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他们能够提纯铀用类似曾经恐吓过地球人的“核冬天”来自我毁灭。卡库总结道：“也许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毁灭的。当然这已无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个部分的明显贫瘠可能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地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供其他文明研究的死文明。”
上述推测几乎毫无理由，因为人类从古至今从没停止过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着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全球繁荣。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贫穷之苦，他们只能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今天的富有已经很少再来自自然资源，而更多地依靠我们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因此我们现有的蛋糕也就不再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进行无情的争斗，也不再需要现实政治中以我为先、将罪恶感抛在脑后的思想。当然传统的现实政治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被抛弃。就像上面揭露全球流行的不公正时提供的数据所证明的那样。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着的通讯革命，它使得全部人类进步的成果都可以让所有人迅速地了解和使用。这样，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术这样基本的进步就不必经过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都还纯粹是区域性的成就。只能应用在一个区域内。通常这样的成就在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之前，只在有限的和封闭的区域内被人所了解。然后这些成就就会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巨大的变化，各个民族将它们从石器时代传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以此类推。
今天．人类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界的土壤中出产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岩石中提炼像宝石、铜和铁矿石等物质，再花很高的费用把它们送到某加工中心。相反，科学家们会先在实验室中设计出某种需要的物质，然后让这些“人造物质”流行起来。这样，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到今天人造时代的加速进步就是建立在塑料、制陶、合成和其他定制物质的基础上的。
这个新时代建立在由分子组成的大量人造物质和科学家特制物质的基础上。那些定制的物质可以根据需要变得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被用来建造飞机、机车和所谓的“生物物质”(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造尾骨、骨移植、人造动脉，甚至是整个人造心脏。
人类与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基本相同的变化。在天花病毒这个全世界都恐惧的疾病中，这一点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证明。天花病毒首先出现在远东地区，公元8世纪它传播到了欧洲，然后它又随着哥伦布来到了美洲。随着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扩张，该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随后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上的居民也都遭受到了这种灭绝种族的疾病之苦。该病毒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二。
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或者感染牛痘的人可以预防天花，天花病毒才开始被驯服。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倒置了，只有一点病毒被储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面。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所有自然状态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掉了。
科学家们曾经建议将实验室中仅存的一些天花病毒也都毁掉，以防止它们从实验室中外泄。但是最终决定还是保留这些病毒，因为担心将来的研究会需要它们。当然这种担心已经越来越少，因为科学家已经研制出无害的天花病毒DNA模型，并且相信他们现在有完整的基因图谱，这样即使病毒全部被消灭，科学家也仍可以进行研究试验。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设定为毁灭所有剩余天花病毒的最后时间。这样，人类的统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也就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总结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对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发现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伙伴或者对手。”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这种主导权正是上述全球精神忧郁症的根源。在铲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
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醒人们既要注意它的巨大发展潜力，又要警惕它的危害。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是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带着“谦逊和慈悲”的心情来进行．不要“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争辩，或为了相对于其他人的优越感，或为了利益和名誉，或为了权力，或任何这些内在的东西；而应为了生活的利益和好处。”
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的每日新闻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培根的告诫。在这个分析中，关键词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词提出了有关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过的那么多困境一样，只是最终可以被克服的暂时的障碍呢?或者因为困境是建立在人类预先设定的富于掠夺性和贪得无厌的基因基础上，所以这种困境是永恒的?
如果预先设定的基因决定了命运这个假设被接受的话，那么全球的悲观情绪就容易理解了。但是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必要的证明，最近的研究对这个以往被人们接受的命运决定的假设提出了怀疑。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锋是生物学家玛利-克拉克，她不仅反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性掠夺与贪得无厌的假说，而且提出“人类需要理论”来取而代之。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中所发生的冲突几乎都是因为在邻居之间以这种生物需求建立的合作被一种或另外的社会安排所打乱。”
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趋势的观点得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伊利诺斯小城尼奥塔的有力支持。在1992年中西部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新兵营地中的一伙被判刑的黑人西班牙裔毒贩被派到尼奥塔来加固被猛涨的洪水所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心情复杂地说：“等着看，用不了多久就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个犯人写道：“我们一直在等待，但是并没有人这么做。”他们不仅没有被侮辱，相反却赢得了尊重。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赞赏。“他们送来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荫凉处，从他们的水龙头上喝水。他们非常友善。他们给我们烤牛肉和鸡肉晚餐。夹肉面包、苹果派，想要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尽管在关于洪水的报道中媒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所有的亲身参与者却都没有忘记这次经历的重要意义。
思想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就像被证明的那样到了“清扫”的时候。城市的居民要么选择更多的入狱者，要么选择一群学生支援者。对于入狱者，市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决定，因此在短期内多种群的中西部人能够通过相互发现与尊重改变其旧有的恐惧和偏见。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证明：水位的上升迫使整个群落一起为之工作，而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超越旧有的恐惧和偏见，因此这种(态度)转变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全球的水位也正在上升，这也助长了全球人类超越旧有的恐惧和偏见。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大机构的快速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而这则又迫使个人不得不接管日益运作不良的体系。职能和责任不再可能被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它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正在必要地重新获得权利和管理，为社会重建创造建筑。
实例：前苏联
苏联共和国的基层环境主义者们就他们土地上到处弥漫的生态恶化问题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冲突。他们持续不断地组织运动，这促进了苏联帝国民主转变的迸发。苏联解体后环境主义者们继续他们的努力，他们现在正在通过社会生态协会的运作来寻求独联体的继任者对广泛的环境和人权问题承担起责任。
实例：瑞典
一个广泛的市民运动正致力于将瑞典转变为一个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领导人们正在尝试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把结论写入一封信中，以国王的名义分发给瑞典的每户居民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和瑞典的22个大公司都正在参与国家的再评估和重新。
实例：肯尼亚
肯尼亚妇女的“绿带运动”已经成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 1000多棵树。她们的进取心也已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进行同样的活动。
实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间的山顶上有一个居住着140户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奈维•沙勒姆或瓦哈特•沙勒姆，它们在希伯来和阿拉伯语中都是“和平的绿洲”的意思。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运作。有很多户家庭正在排队等候村庄的承认以加入进来。现在村庄正在计划成立一所大学来教授如何处理冲突。“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的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人们需要展示像‘和平的绿洲’村庄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是可以实现的。”
实例：美国
在美国正在兴起“自助”和“互助”运动。这种运动由这样的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需要志愿的情感支持以及行动上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酗酒者倡导的相互帮助“匿名酗酒者”运动的鼓舞。关于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可以从美国自助组织不断增长的成员数目上窥见一斑：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800万，80年代其数目达到了1200万--1800万。这一运动包括“匿名吸毒者”、“匿名暴食者”、“匿名阳痿者”、“匿名神经病者”、“匿名抑郁者”、“匿名虐待者”、“性爱成瘾者”、“匿名同性恋者”、“匿名工作狂者”以及数目众多的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要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控制发生在邻居中的抑郁问题或哮喘。人们不想仅仅只成为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
人民大众的这种活力可以回溯到智者托马斯•杰斐逊时代，他在两个世纪前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都向人权睁开了或正在睁开……人不再是生下来身后就背着马鞍，也不是上帝赞许的极少数特权人脚踢和合法驾驭的奴隶。”觉醒的杰斐逊将会毫无疑问地惊讶发现：在21世纪前夜，各大陆的眼睛都正在睁开，而不是少数的西方国家；各阶级的眼睛都正在睁开，而不是仅仅少数受过教育的富有阶层。
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我欺骗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客观实际地重新评价业已存在的实践和机构，留存有用的抛弃无用的时代。精确地说．现在正在进行什么呢，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东欧国家正在抛弃旧有的计划经济，还是与此同时进行的力图保留原来的“安全网”的努力呢?
正在进行的实验不再局限于平衡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它也包含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如美国的多样化强调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多样化则强调的是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订)和社会主义的其他形式(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不确定性，那里的一位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思想的纯洁性)。
如此之欢欣鼓舞表明，21世纪是一个兼有巨大潜力和挑战的世纪。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够预测．即合理地确信，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实际上，被实现的无数可能性将由人类决定——具有崇高品质的聪明种类才是创造者，而不是宿命的生物。但是考虑到可能被创造的价值，创造力这一礼物就提供不了确定的东西，正如现在倾向于培根的“劣性”所表明的那样。在未来的世纪里，这种趋向可能似乎会使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合法化。关于这种可能性，另一位英国哲学家伯克也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
如果善良的人不保持沉默和选择做些事情，那么他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这里仍有当代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提出的至理名言来引导我们。爱因斯坦晚年对于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变得尤为关注。他接下来的结论值得注意，20世纪50年代时，爱因斯坦一再强调培根几个世纪前就已论证过的基本伦理假设。对于培根来讲，科学是可以用来使“生活受益和利用的工具”。爱l因斯坦同样坚持认为，“我们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诅咒”。
“如果只是为了让你的工作会增加对人的福祉你才应当理解应用科学，这是不够的。关注人自身和他的命运必须形成对各种技术持久的兴趣和关注劳工组织与货物分配这样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对人类的诅咒。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中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认真地相信他描述的“祈祷”的可行性，他坚决反对通过基因预先决定人类命运的建议：“在残酷的互相消灭或自我毁灭的命运下，人类不应因其生理构成而被谴责。”
即使人类并不像爱因斯坦所讲的那样具有天生的自我毁灭性，他们疯狂发展的技术仍然让他们不断遭受各种社会问题之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公正：美国现在的头号杀手是过度饮食和肥胖，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是营养不良和饥饿。（公众号“无处不哲学”推送）人道主义角度所表现出的不公正在下一页的两幅图片中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上面的图片中，苏丹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女孩儿骨瘦如柴，她瘫倒在地，无力保卫自己，而旁边正有一只秃鹫等待着以她为食；而在下面的图片中，美国的一个儿童则正得到母亲的悉心爱护。
与不公正同样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战争，这一点在1998年5月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马上针锋相对进行了同等的核试验。虽然南亚核武器竞赛所导致的危险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是在这两个国度内，对核试验优点和缺点激烈的争论却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副产品。
21世纪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将由我们来创造。这个结论被以下事实所证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游行者成功地说服两国政府在1998年9月宣布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