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炫耀知识的人
雅克·巴尔赞（1907-2012），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一生作品30多部，内容涉及哲学、音乐、思想史、当代艺术乃至侦探小说。代表作《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
啊，人文学科！人人都把它们的价值挂在嘴边上；人人都赞同说，纯粹的人文主义者风光无限、无人能敌；然而，学生们似乎并没有通过接触人文学科获得人文主义品质，而且大体上并不选择人文学科；当下流行但心照不宣的看法是，人文学科仅仅适合于那些希望用其谋生的学生。
如果说这是真的，而且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真的话，那么，实际情况肯定是，在长期公众论战的痛苦中，人们对人文学科的关注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源自何处？首先，我们是否确定，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就是人文学科？通常的说法是，人文学科是语言文学研究、艺术史、哲学：历史有时候被划为人文学科，有时候不是，这取决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反复无常的念头，而这并不重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种三部分划分方式便于进行学科建构，包括了罪恶的萌芽，它几乎影响了每一次振兴人文学科从而试图从中获益的尝试。通过组合成为“学科群”，以便与被称为非人文学科的其他学科抗衡，人文学科必然成为类似于其他学科的专业。于是，人文学科的本来目的要么已被侵蚀，要么已经丧失。
这一点千真万确，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最新研究类型是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诗歌、小说、艺术、音乐的目的不是获得寓意和进行欣赏，而是为了应用某种复杂的方法，在使用这类方法的过程中，感觉、愉悦和沉思几乎全被排除在外。对希望从事曾经所称的人文学科研究的学生来说，作为专门化操作的这些所谓“模式”——这种称呼名副其实（因为它们并不触及问题的实质）——可能并不适宜。我所谈的并不是这些方法的价值。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文学科被弄成这么多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人们就根本不可能从这样的研究中获得什么人文主义的效果。
这个断言其实是一种隐藏的同义反复说法，但是，它包含了这一原则：为非专业人员讲授人文学科需要人文主义的态度。教师必须从人文学科中提取他们应该讲授的关于人的知识，教学大纲、教学系部、系主任和专业委员会都必须允许他这样做。这一结论转而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发现。听一听威廉·詹姆士是如何给美国早期的女研究生解释这个问题的：
长期以来，在高等学校中专门讲授的课程被称为“人文学科”，这些学科常常被人认为是希腊语文和拉丁语文。不过，希腊语文和拉丁语文只有在作为文学，而不是作为语言来讲授时才具有一般的人文价值。所以，从宽泛意义上讲，人文学科主要指的是文学，而且，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指的是对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杰作的研究。文学保持了人文学科的首要地位，其原因在于，文学不仅是由杰作构成的，而且也大体与杰作有关。文学以批评和历史的形式出现；就这一点而言，文学可被看作关于人类的杰出活动的欣赏性编年史。
应该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詹姆士的定义——“人类的杰出活动”包括自然科学家取得的伟大成就：
通过从历史角度来进行讲授，我们可以赋予任何学科人文价值。如果从天才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的角度来讲授地理、经济、力学，这些学科都是人文主义的。不从人的角度来讲授，文学就停留在语法的层面上，艺术就停留在目录的层面上，历史就停留在年代表的层面上，自然科学就停留在公式、重量和计量单位的层面上。
人类创造物的精选！——我们所说的人文学科就是这个意思。
威廉·詹姆斯
詹姆士最后所用的惊叹号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恫吓自然科学各学科，要它们体现人文主义的特征——尽管有些学科已经如此，而且更多的学科愿意这样做。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中，詹姆士视为简单可能性的东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在那些课程中，科学家的创造被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讨论。
但是，从詹姆士这段文字所得的启示甚至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应用。它告诉我们，所有知识都可能产生两种用途：它可以通过引导技术活动，为直接、具体的目的服务；它也可以通过引导整个思想和举止，为更持久但不那么明显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将第一种称为专业用途或职业用途，那么，第二种就可以称为社会用途或道德（或者哲学或文明）用途——用什么术语其实关系不大。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修养。
由此可见，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美国大专院校将两者天真地混淆起来，希望给学生提供两种途径的益处。双重益处是一个恰当的目标。两种尝试都是有价值的；从实际角度看，两种都是可贵的。但是，它们需要对题材、对心智进行明显不同的使用，它们不可能被合二为一。
这一错误是怎样出现的？在19世纪末，大学面临巨大压力——它们来自自然科学，来自商业团体，来自不断发展的技术，来自新近出现的表现自我意识的行业。此外，新成立的研究生院卷起了阵阵专门化浪潮。本科院校只得以某种方式重新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为了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它们的唯一救命稻草是文科；所以，为了适应社会对专业人员的需要，为了适应学术界对专家的需要，这些本科院校打破了原有的课程设置，发明了选修课制度。这一做法的著名倡导者是哈佛大学的艾略特博士，而他是从事化学研究的。
因此，艾略特博士自然期望，未来的化学家或者地质学家应该花上3年、4年、6年或者更多时间学习本专业课程，以便成为有造诣的科学家。但是，艾略特相当满意地看到，除了专业课程之外，同一名本科生在4年的学习时间里，每个学期都选择其他学科的课程——也许可以说，4年中都在学大学本科1年级的课程。以精心计划和严格方式进行人文学科教育的需要已经被人忘记，已经迷失在这种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大学课程变得支离破碎，大学院系成为小小的公国，它们争夺生源，通过专业化来沽名钓誉。
并非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思想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士，一位是约翰·杰伊·查普曼，第三位与这种制度性麻烦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191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举行会议。威尔逊做了题为“与专业和半专业课程不同的艺术课程的重要性”。他开门见山地说：“就其目的而言，专业化——而且，这也包括专业培训——显然具有个人特征……其目标是寻求这种训练的人的个人兴趣。”他认为，这种排他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危险和思想危险”。说它是思想危险的原因在于，接受训练的个人仅仅是被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进行思考的头脑；说它是经济危险的原因在于，社会需要进行思考的头脑，而不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威尔逊担心的是通过固定惯例形成的社会僵化和体制僵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到了供养子女上大学时，他受到某一种特殊兴趣的长期浸染，已经不再理解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因此，“大学的职责”应该是“对成长起来的每一代新人进行重新概括……”
伍德罗·威尔逊
威尔逊使用的这个说法使人浮想联翩，表达非常恰当：进行重新概括，这就是说，纠正反复出现的谬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给学生讲授的“学科的目标是让接受教育的人成为现代思想界和现代社会的公民，这与旨在让学生成为专门兴趣的熟练门徒的学科……形成鲜明对比”。他呼吁创建一组课程，其目标是“一种一般性导向，在人的心灵中形成知识领域的视野……培养人的理解能力”。
在威廉·詹姆士和伍德罗·威尔逊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明白，人文学科即文科所处的地位是与各种职业性专业，包括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对立的。明白这一点很容易，但要牢记于心却不是一件易事。为什么呢？因为职业紧迫性使人产生疑问：这类文科对职业倾向究竟有什么用处？它们是否会抵制课程内容，是否会被这样的内容毁掉？詹姆士或威尔逊既不反对专业化，也不反对职业培训或专业培训。对抗性来自另外一方，来自行业和职业一方，我们必须正面对待这种对抗。詹姆士用一句话来实现了这一点，它已经广为人知，不过并未被人普遍理解。他说：“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到了这个观点，作为我自己能够提供的最精辟的回答。就你自己而言，大学教育可能声称具有的东西，以及它能够努力为你提供的东西是，它应该帮助你在见到好人时能够辨认出来。”（当然，他所说的人并不专指男性，而是广义的人。）他是在给女性讲演时说的这番话，所以，詹姆士补充说：“这对男子学院适用，对女子学院也适用；不过，它既不是玩笑，也不是片面的抽象说法，我现在希望说明这一点。”他的格言是这样形成的：
有人告诉你，在（职业或专业）院校，你得到的是相对狭窄的实践技能，而“大学”让你体验更自由的文化，获得更宽阔的视野，掌握历史视角，感受哲学氛围，或者提供诸如此类的短语试图表达的某种东西。你听说，在学校里，你被训练成为一种完成具体工作的有效工具；可是，除此之外，你可能停留在某种没有经过提炼、冒着黑烟的石油的层面上，不能发出亮光……现在，这究竟说明多少问题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狭窄的就业培训或专业培训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使他成为一种具有熟练技能的工具，它也让人具有判断其他人的技能的能力……合理的工作、漂亮的工作、完美的工作、不成熟的工作、拖拖拉拉的工作、骗人的工作——在许多不同的活动部门中，这些字眼表达同样的对比意义……
如今……我们的教育声称，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狭窄的”，我们是否也获得了敏锐的判断力，可以判断一流与二流之间的差别？
当然，回答是肯定的：
以这种方式学习，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活动能经受时间的检验；我们获得判断优秀和持久事物的标准。我们的所有艺术、科学和制度仅仅是对许多完美事物的追求……当我们知道优秀的类型多种多样，检验的方式丰富多彩，所进行的调整具有很大弹性时，我们对“更好”和“较差”这两个说法可能表示的意义会有更全面的理解……我们的批判识别力变得更敏锐，狂热的成分更少一些。即便在激烈批判的过程中，我们也对人们所犯的错误持同情态度；即便在对取而代之的东西击掌赞美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理解事业失败者的情绪，理解误入歧途者的情绪……对任何地方的人取得的建树抱支持态度，佩服真正值得佩服的东西，厌恶庸俗、拙劣和反常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观，即理想的价值观。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智慧的优良部分。
从这一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今天一直喋喋不休地在“追求卓越”。如果说这个座右铭不在伪善之列，它也肯定缺乏有效性。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授予据说能够证实卓越的学位，然后还要求提供成堆的推荐信，以便将真正的精英与其余的人区分开来。
此外，人们还得假设，在这些推荐信中，有一封实话实说的信件，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合理判断。但是，我们仍然并不满足，还要求提供所谓客观测试中所得的分数。
总而言之，我们在见到好人时无法辨认出来，不管是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还是（常常）受过教育的选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有人可能会批驳说，判断需要经验。这没错，但下面的事实也没错：人文学科教育不仅提供产生同感的经验，而且还帮助人快速吸收生活给予的经验。
人文学科究竟有什么用处？从一开始，就必须给学生反复灌输针对这一质疑的几个答案。必须让学生们明白或者暂时相信，他们所学的东西非常实用。以适当的方式获得的人文学科知识将会给他们带来心灵和性格方面的变化，他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的变化，却会受益终生。
与提出这一预测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做出虚假的承诺。学习人文学科不会使人更有道德，更有宽容之心，更愉快、更忠诚、更热心，在与异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更成功，或者总体上说更受人欢迎。它可能有助于形成这些令人开心的结果，但仅仅是间接地，其方式是借助结构更完善的心智，能够进行探索，判断真假，将事实与观点区分开来。这样的头脑在写作、阅读和计算能力上都得以提升；这样的头脑密切关注世界，对良性影响持开放态度，这得益于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和沉静的自信心。
所有这些都是很可能形成的结果，不过它们并不是得到保证的。人生与医学类似，并不提供什么确定性，然而，我们继续生活，继续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尽管人文学科并不夸大自身的作用，我们必须在教师心中，在大学院系中，在全体大学教员中，在管理人员中，在不可或缺的顾问团队中，形成一种信念：这些课程是有用途的，有实际生活中的用途，尽管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学习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所以我给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更漂亮的报告”。
下一个要求显而易见，但是难度更大：这些课程必须由人文主义者来设计和讲授。他们在社会上存在，但是，没有谁可以将他们成批找来。根据詹姆士提出的“见到好人时能够辨认出来”这一原则，需要人文主义者去发现其他的同道。这并不是说去寻找天才。真正需要的不是超验主义的人才，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教学习惯。如今，在全国各地的英语系、哲学系和历史系中，学识渊博、能力很强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之中，仅由少数人具备讲授作为人文学科本身的人文学科课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反复证明了这个经验性真理。在当代文明课程和人文学科课程中，在世界名著讨论课程中，有些选择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员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经常是他们对课程所持的不喜欢态度，以及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非人文学科气质。
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方式不能是讲授，不能是训练，不能是满堂灌输。必须采用苏格拉底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讨论的方式，不过并非人们常用的那种讨论。真正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受到引导和约束的交流，其特点是层次和连续性。教师绝对不能强将学生的发言归入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渠道，但是，他必须——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抑制口齿伶俐的人，唤醒心智愚钝的人”，以便在不让兴趣衰减的情况下完成课程内容。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法】雅克·达维特1787年 作
课堂活动是全面意义上的会话。它需要知识、表达能力、语言敏感性、礼貌、对观点具有的力量的快速理解、逻辑，以及这一种稳定意识：就其来源和结果而言，人文学科的问题具有社会特性。在人文学科中，通过以许多个人习语形式出现的语言，通过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通过文章交流和戏剧交流，通过音乐和舞蹈，通过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通过口头历史和书面历史，通过神话、宗教和神学，理想的人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与作为人的其他人交流。我们觉得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于大学课程目录之中，或者产生于教员会议上，而它们实际上是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它们综合起来，提供整个人类的经验，供我们进行审视。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类的思想结晶和情感荟萃，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门大学课程，或者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吸收其全部内容，甚至连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做不到。因此，当我们希望让年轻人和老年人了解做人的意义时，从这些内容中进行明智选择就非常重要了。正如詹姆士所说，必须精选人类创造的作品，使用最佳样本。有的人因为年龄、所受教育或者环境的局限，并不了解这一宝库，这些样本最容易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正是选择的必要性形成了确定名著的理念。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埃德温·伍德贝里产生了这个念头；约翰·厄斯金使它成为一门课程，后来被莫蒂默·阿德勒和罗伯特·哈钦引入芝加哥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一观念现在茁壮成长，已经有了自身的生命，然而，它却不是介绍人文学科的唯一方式。
人文学科的某些内容应该包括原著，而不是以二手方式进行描述或批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与听评论相比，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可取，给人更多的愉悦；与研读节目介绍相比，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更可取，给人更大的享受。我们可以信任信念坚定的彻底人文主义者，让他们去改变人文学科课程。
但是，它必须是一门课程，自成系列，而不是一批供人挑选的课程；应该要求学生在4年之中以正确的先后秩序，修完这一系列的所有内容。零碎的东西不会起到多大作用，肯定不会使人以充满信心的方式，熟悉有关内容和思维方式。没有谁会期望，对“世界文学”的囫囵吞枣式阅读、对艺术史的浮光掠影式了解能够培养出“受过人文学科熏陶的”大学生。
人文学科自身的特点排斥选修课体制。对该选什么、不选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受过人文学科训练的学生要么仅有道听途说的了解，要么根本就一无所知。我想再次说明的是，从逻辑上看，人文学科的社会性质与进行常规培训和获得通识具有共同之处。
无论这一课程在结构上采取历史断代方式还是话题方式，培训都应循序渐进；随着每个部分在前面部分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给学生提供使用不断增加的技能带来的乐趣。在所有可以想象的学科中，人文学科尤其不应加以分割和分隔。请记住威尔逊提出的对每一代新人进行重新概括的愿望。
威尔逊指出，职业培训是个性化的，概括性文化是社会的，他无意中提出了一个需要宣传的政治问题。有人常常从“民主”和“精英论”的模糊角度进行讨论，认为人文学科赞同后者，反对前者。这类说法非常愚蠢，难以自圆其说。一个对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的人并不一定是民主论者；同理，一个具有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人并不一定是精英论者。
只有在知识被用来对他人形成不公正的权力时，掌握的知识才能为这样的目的服务：一名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可以利用或羞辱他人；反之，他也可能成为人道主义者，成为行善的人。
不管怎么说，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任何一个利用自己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的人背后，存在一个密谋压迫我们大家的“精英人士”。正如威尔逊所知，人文主义者也是个性主义者。就其本身而论，他们密谋反对他人的可能性最小，“精英论”这个愚蠢字眼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与想象的精英相比，一个更真实的危险是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将专业教育与残缺不全的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的做法。这个危险是，大家将会变成炫耀知识的人。我从基本意义和民主角度使用炫耀知识的人这个词汇指的是在职业领域和业余时间中受到某种爱好影响的成千上万的民众。
在他们人生的这两个部分中，这一爱好出现在职业用语中。我心里想到的是观鸟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还有收集唱片并且模仿流行歌星和影星的年轻人；我所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拥趸”和“粉丝”——棒球迷、歌剧迷、火车迷，还有首版图书或到坠子的收藏迷拥有的那种知识。
他们是炫耀知识的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知道并且能够说出一大堆事实——如果学校要求他们掌握这么多东西，他们肯定会高声呐喊，反对这种专制做法。令人震惊的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信息的广度，而是他们缺乏反思，缺乏对信息、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他们根本不使用外部因素来进行对比或比较，根本不去超越他们所掌握的可怕的事实堆积，从中得到任何见解，根本不寻求一般性认识来减少他们活动的同一性。
他们积聚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金钱——它并不带来任何利益，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那些知识并不能加以利用。有人可能会说，在购买更多珍本图书、银盘和邮票时，这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就会派上用场。但是，这并不是使用知识来丰富生活，获得智慧——当人们以人文主义态度来掌握和使用知识时，所有知识都可用来实现这个目的。
我并不是从一个持嘲笑态度的局外人的角度来提出这些看法的。我喜欢棒球、歌剧，欣赏火车车厢，喜欢阅读破案故事，我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然而，使我感到沮丧的是，有的人知道得更多，看来却不能利用这样的知识，所干的事情只有与同类人聚会，攀比谁知道的信息更多。
所有人文教育倡导者们的做法与我的类似，往往强调它作为一门精神课程的重要性。他们会说，这门课程重在构造，而不是提供信息；他们敦促教师们记住，在教学活动中主要关注的不应是解释内容，而更确切地说是要培养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有些人文课教师认为，这甚至是一种茁壮成长的过程，是一种自尊的姿态，并且补充说，如果本科生在毕业10年之后忘记了他在大学里学习的一切，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看来会将高层次的人文课程与以就业为目的的低层次单调课程区分开来。这是一种滑稽的情感。如果学生真正领悟了人文学科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肯定会想起他在具有修养的心灵中建构起来的一系列要素。
其次，人文学科是一个巨大的语汇体系——术语、短语、名称、典故、人物、事件、格言、机敏的应答：成千上万具体化的意义，借助它们人们可以思考和评价世事。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以理性方式精确牢记的知识。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人文学科提供一种共同语言。我们大力提倡“交流”，声称自己受到缺乏交流造成的影响。
我们应该要求对话，而炫耀知识的人很难实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对话是良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原则。它是关键的一步，帮助我们走出职业牢笼、专业牢笼和消遣牢笼，而且还帮助我们走出艺术牢笼和学术牢笼。
文章选自作者文化评论集《我们应有的文化》，（ 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第1版），译者严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