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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读书那些事儿
西塞罗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年轻的奥古斯丁对哲学的热爱，虽然他的母亲——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经要求他读《圣经》，并且他也试着去做了，可是他认为《圣经》缺少西塞罗作品的那种威严，再加上父亲是摩尼教徒，奥古斯丁成了摩尼教徒。
但当他获得了足够的知识之后，关于科学方面的疑问使他对摩尼教的教义产生了疑问。在阅读了一些卓越的天文学家的作品并进行对比之后，他说：“我把那些作品和摩尼基乌斯所说的对比了一下，我认为他以狂人式的愚蠢大量写下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月食以及其他我从世俗哲学书籍中学到的有关问题的论证，但没有一样能够使我满意，而我却被明令着相信这些。它们不但不符合我自己推算与观察的结果，而且互相悖谬。”
中国有句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远在法国的笛卡尔虽然没有听过这句话，却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来实现了这句话。在八岁进入拉夫舍公学之后，笛卡尔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然后慢慢萌生了向世界求学问、阅读世界这部大书的愿望。于是在毕业之后，笛卡尔抛开了书本，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游历之旅。
据说笛卡尔曾经做过一个梦，在那之中，笛卡尔看到了一本书，仿佛是辞典，旁边还有一本诗集。他翻看诗集，读到一行拉丁文的诗句，意思是“在生活中我要走什么路？”然后一个陌生人要他注意一首以“Estetnon”开头的诗。笛卡尔回答说他也知道这首诗。
他还告诉陌生人说他知道同一个诗人写的另外一首更优美的诗，开头是“……我要走什么路？”陌生人要笛卡尔找给他看，笛卡尔却没有找到，但是发现有一群小雕像，却没有一个是笛卡尔认识的。刹那之后，陌生人和雕像都不见了。
笛卡尔从梦中醒来之后，躺在床上仔细琢磨着这些梦的启示。巴伊叶在《奥林匹卡》中转述的笛卡尔的解释是这样的：
辞典象征着“全部科学的综合”，诗集代表哲学加上智慧。因为笛卡尔“不认为看见以下事件值得大惊小怪：诗人——哪怕是废话连篇的诗人，出口成章，句句都比哲学著作更为庄重更为合理，表达也更为精妙。
他认为这神奇之功全在于狂热之神与想象之力，这就使得智慧的种子（人人心灵中本来就具有，就像火花蕴藏在石子里一样）比理性之于哲学家，更容易萌发得多，也更为灿烂得多。”诗句“……我要走什么路”是一位智者的忠告，而“Estetnon”即毕达哥拉斯的“是与否”，表示了人类科学知识中的真理和谬误。因此，笛卡尔认为，是“真理的精神”通过梦向他开放通往所有科学宝库的道路。
斯宾诺莎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拥有宽裕的家庭条件，因此小斯宾诺莎可以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以后如何当好一个拉比。斯宾诺莎聪敏好学，使得他在学完拉比的课程之后，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看那些用拉丁文写的哲学和光学以及其他多门科学的著作。
就是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斯宾诺莎逐渐萌发了日后导致他被逐出犹太教会的思想。他开始漠视犹太教的教规仪式，拒不执行犹太教的饮食规则，他不相信灵魂不灭，否认天使的存在，主张上帝并不像教会里所宣扬的那样是超越于世界的精神主宰，而是表现在大自然中。
在马布里先生家当家庭教师期间，他偷了几瓶葡萄酒，但他没有用来下酒的面包片。若是让男仆去买面包的话会暴露他的偷窃行为，而作为一名绅士又不能亲自买面包。这时，他想起“一位伟大公主”曾向没有面包的农夫建议：“让他们去吃蛋糕吧！”于是就把这句话套在自己身上，亲自去糕点铺买了一个蛋糕，回到住处一边读书，一边品味着葡萄酒，其乐无穷。
康德晚年对咖啡情有独钟，特别地依恋。康德煮咖啡的时间是非常确定的，以至于他的邻居不用买表，只要看到康德在家里煮咖啡就知道现在是几点了。然而，曾经有三天柯尼斯堡城里所有人的时间表都被搞乱了，原因是康德这几天的生活显然是毫无规律的，不但没有在林荫道上出现，而且也没有在厨房煮咖啡。
“是不是教授生病了？”人们相互关切地询问着。可是三天之后，柯尼斯堡的人们所熟悉的“活时钟”又开始走动了，人们又像以前一样把康德每天的生活节奏作为时间最准确的参考。
人们问康德：“教授，那几天您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
“不是，即使我身体不舒服，我也不会放弃每天的散步。因为那几天我正在看一本法国人卢梭写的名叫《爱弥儿》的书，这本书我一直读了好几遍。作者的笔调实在是太优美了，以至于使我忘记了散步的时间。过去我读休谟对因果概念的批判时，虽然感到一种震惊，把我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但是却没有像这次这样痴迷。”
克尔凯郭尔的一生写作了许多著作，但他的多数著作都是用笔名发表的，有的作品甚至写上好几个笔名，似乎是由好几个人共同写成的。有时，他自己阅读自己的作品后又写文章攻击自己的作品。他似乎害怕别人知道这些作品是他写出来的。
在写作《非此即彼》时，他拼命制造假象，为的就是掩盖他在从事哲学创作。据说他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去饭店就餐，然后去剧院露面十分钟，一分钟都不多。结果大家都在传言说克尔凯郭尔每天晚上都去剧院，什么事都没干，谁都猜不到不久后出版的《非此即彼》是他的作品。
有人猜测说，克尔凯郭尔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写给雷吉娜的，而他又害怕别人发现这一点。
中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想师从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茨曼，但后者于1906年自杀，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希望毁于一旦。他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工程师，又把他送到了英国去学习航空工程。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研究了数学基础问题，阅读了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数学原理》，这激发了他学习哲学和逻辑的兴趣。
后来，他就直接找到了罗素，向罗素询问自己有没有才华：“如果我是天才，我就研究哲学；如果我是蠢蛋，我就去开飞艇。”于是，罗素让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感兴趣的题目就行。
不久，维特根斯坦把论文拿来了。只读了一句，罗素就相信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天才，劝他无论如何不要去开飞艇。而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摩尔也非常赏识他，因为在摩尔的课上，只有维特根斯坦一个人看上去十分疑惑，充满了问题，其他人都做出一副十分明白的表情。而在摩尔看来，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对于哲学研究是十分必需的。
中学毕业后，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巴黎高师”）就读哲学。这所大学每年仅招两百余名学生，可以说是专门制造知识精英的地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萨特成为一所中学的哲学教员。
萨特与其他教员不同，他虽长相不佳，但谈吐幽默，为人自然亲切，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很快就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和热爱。尽管萨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过他写作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职业，但萨特还是由衷地热爱写作，并在离开大学后急欲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前两本小说《挫败》和《真理的传说》均被拒绝出版，萨特的兴趣便又转向了哲学。他勤奋地工作着，常常是上午读胡塞尔的哲学著作，晚上着手写小说。
在巴黎高师就读期间，萨特阅读了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诸多大师的著作，也做了不少哲学的研究，但他的兴趣始终没有真正放到哲学上去。
年轻时，蒯因深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他首次阅读到弗雷格的著作，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真正创始人。
从此以后，蒯因对弗雷格异常推崇，他甚至根据一本逻辑书封面上一张一英寸大小的弗雷格画像，用钢笔花了一张很大的弗雷格像。
来源：摘编自《哲学家们都在想什么》
作者：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