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教科书教给大家的知识，是清朝是一个没落和衰败的时代。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文字狱、专制统治和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同时中国人口暴涨，人地比例恶化，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使得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还有另外一面：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最大的单一国家。有人可能会说元朝不是比清朝更大吗？是的，元朝鼎盛时，疆域确实比清朝大，但元朝很多地方是间接统治，也就是“羁縻”，中央政府并没有派官员去那里直接管理，只是地方首领向朝廷表示效忠而已。清朝则不然，在广大的范围建立了直接统治。因此，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单一政权建立的最大范围的统治，清朝直接统治的领土面积，要比明朝大了一倍，你说是不是很辉煌？另外，在公元1500年、1700年左右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都是印度。到了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加，超过印度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从1700-1820年，（中国）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中国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次，这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正是因为经济繁荣，才养活了增加的人口，而这些增加的人口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劳动力。麦迪森说，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国经济表现得极为出色（extremely well）。第三，清朝取得的一个成就是由于直接统治版图大幅扩张而创造的国家安全。1820年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已经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是其1680年面积的2倍。新纳入清朝统治的地区多为人烟稀少的地域，1820年时这些地区的居民只占中国总人口的2%。清朝把这些的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是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以防止中国在此之前所遭受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周边的国家如缅甸、尼泊尔、柬埔寨、越南、朝鲜、琉球等，也成为清朝藩属，从而为清帝国提供了一层外围保护。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700年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GDP总量的22.3%，1820年时占32.9%，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GDP所占世界GDP的最大份额。当然麦迪森的计算是有问题的，我当面也跟他说过：“你关于中国部分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很有限，因此很薄弱”。他也同意，并说：“改进这个部分，正是我对中国的经济史学家的期待”。部分是在他推动之下，我写了一本关于GDP的书，《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英文版明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清代中国经济的重新评价，是西方学者开始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到，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1830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才是中国的40％。 《白银资本》作者贡德·弗兰克说，182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巨大，在贸易方面也如此。弗兰克认为，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清朝的昌盛，也表现在军事方面。军事史学家布莱克写到，在18世纪的世界上，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国是中国。中国在17世纪下半期开始扩张，收复了台湾（1683年），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1682-1689年）。中国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军事行动不太成功，但是当尼泊尔的喀尔喀人开始扩张并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时，1792年中国军队前进到加德满都，迫使喀尔喀人承认中国的权威。在此时期，中国还镇压了许多规模大的叛乱。因此，在18世纪，中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是清朝的成就。
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到了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疆土大片丧失，甚至中国内地变成了外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可以说是从高峰跌入了深渊。麦迪森认为，中国在19世纪的表现，与前面两个世纪相比令人失望。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4年。清朝财政资源匮乏，使发展新型军事力量受到限制。政府无力维护大型水利工程，致使黄河堤坝缺乏修缮，在1852-1855年间发生了灾难性的河流改道。大运河也被淤泥堵塞，到19世纪末已不能向北京输送粮食。作为灾难的后果，中国人口在1890年时还没有达到1820年的水平，人均收入也降低了。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890年代，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1913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后两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额降到了9.1％，1952年下降到5.2％。1820-1952年间，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0.8％，而印度为0.10％，日本为0.95％，欧洲为1.03％，美国为1.63％，俄国为1.04，世界平均为0.92％。人们后来形成了一个印象：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什么时候贫穷落后的？就是19世纪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消耗了清朝国力，十四年的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人类战争史上之最。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堕入深渊？原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因为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技术和经济，因此我主要谈谈中国国运的巨变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了讲清楚问题，我们来看看在18世纪，中国和英国之间在技术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18世纪英国在技术上突飞猛进。18世纪以前，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英国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虽然英国的铁和煤碳工业已经是在世界上领先了，所以亚当·斯密并没有预见到现在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没有预见到工业革命。到了18世纪，一系列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革新在英国出现了。英国也从别的国家借鉴了一些技术，但是把它发展到可以大规模运用的阶段，只在英国最早出现了。早在1712年英国人就发明了纽康门蒸汽机，可以在矿井里面用来抽水，但还很落后。后来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之效率大大提高，使得英国从此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机后来被安放在火车、轮船上，而中国还是靠人拉车，大运河上的船是靠人拖的，沿海的船是靠风航行。1883年伦敦还出现了蒸汽汽车，虽然不是很成功，但也是一个重大的尝试。由于这些技术发明，交通革命出现了，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方式。进入蒸汽时代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此人类不再依靠有机能源而转向矿物能源。在此之前，人类一直是从人和动物的肌肉获得动力，而靠树木和草获得燃料。在此之后，则从矿物能源获得动力和燃料。有机能源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供给受极大限制，而矿物能源不仅能够产生远比有机能源更强大的效率，而且供给也不受自然条件限制。这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带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个词，是革命导师恩格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出来后，并没有被怎么认可。后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884年出版《工业革命讲演集》，才使得此名词被普遍接受。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过去我们理解的都是蒸汽机和纺织机，是技术带动的。但是英国经济史学家菲利斯·迪安认为：“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经济发展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而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英国。经济史学家迪安和科尔指出：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前的1700-1760年间为0.45%，而1780-1800年间增至1.08%，1801-1831年间更增至1.61%。换言之，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较以前增加了1-2倍。这个增长率在今天好像不算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的年增长率就是了不起的事情。英国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6%和1.6%以上，而且持续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当然会成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工业革命为英国经济注入活力，反过来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工业变革中国在18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技术变化，不能说中国就是技术停滞。但中国的技术变化是局部的，没有变革性，更没有使用矿物能源和金属材料。技术进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型的，一种是技巧型的。技巧型进步不可能引起工业革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重大技术革命？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中心。麦迪森指出：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北京一直住有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是学者，与清朝统治阶层有密切的联系，但中国的上层精英对西方的知识与科学几乎没有兴趣。在1792-1793年，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个50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开放更多的港口进行贸易。他带来了600箱礼物送给乾隆皇帝。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此外还有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但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清朝人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乾隆皇帝对乔治三世的答复是那封著名的信：“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 这种根深蒂固的心态阻止了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中英的贸易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英国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最后就用鸦片来抵销赤字，于是出现了鸦片战争。中国和欧洲的第一次战争，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鸦片战争，而是中国和荷兰在17世纪打的一场战争。明朝和清朝对外国技术的态度有很大不同。明朝处在强敌包围当中，为了自卫，积极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所以明朝后期出现了军事改革运动。明朝对外国技术的吸收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能想不到。为了保证先进武器的制作水平，明朝请了葡萄牙的技师来中国指导制作大炮，请葡萄牙军官来训练中国军队。晚明时期，明军最精锐的部队，不仅以火器为主要武器，而且所装备火器的是当时东亚世界最先进的火器。同时，这些部队的训练也达到了欧洲的先进水平。因此这些部队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作战力量之一。美国新锐历史学家欧阳泰说：1661至1668年间的中荷战争，是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也是欧洲与中国军队之间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战争，此一地位直到两百年后，才被鸦片战争所取代。在中荷战争中，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火枪与船只，结果中国获胜。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使用的是19世纪水平的武器，而中国则是17世纪水平的武器，结果以中国的惨败收场。明朝在军事技术上并不落后。清朝利用明朝留下来的遗产取得了18世纪的辉煌，但是清朝过于强大，在亚洲没有了敌手，所以后来军事技术也就没有了改进。黄一农教授说：在清朝前150多年大量兵书当中，竟然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到雍正（1723－1735）末年，清政府发现驻防的守军，从来没有做过火炮演练，以至于准头的远近、星斗的高低，官兵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间，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射程远近的方法，仍然是“中国营兵所不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开战之前，胜负就已定了。鸦片战争中，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技术决定国运”的一个表现。当然，与技术相比，更重要的还是腐败。嘉庆朝发生了白莲教起义，那些使用最原始武器的起义农民，横扫中国中部，攻破州县204个。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征调大批军队，耗费军费二亿两，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连农民都打不过，可见清军战斗能力之差。事实上，一支腐败的军队，即使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在战场上仍然可能一败涂地。甲午战争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先生说过：“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他的这段话很有深意，清朝也曾有辉煌的时候，但后来却因盲目自满而不思进取，最终走向衰败。今天我们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现在也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努力推进改革。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改革的心态，还是像清朝那样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而不用改革，那我们能继续发展下去吗？恐怕不能。西方有一本书叫做《历史会重复》，为什么要学历史？就是因为历史会重复，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肯定是要重复过去所出现过的错误的，从而走向衰败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被迫接触近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船坚炮利”等技术表征，人们更相信特定实用价值的科学，和对技术表征的崇拜。半个多世纪的唯物论教育，现代社会的“技术性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许多人成为技术的功利主义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技术是复杂的，复杂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形成和演变，那里隐藏着技术精神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推荐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史》。这是一部人类社会技术与文明的百科全书！《技术史》跳出就技术论技术的框框，表面说的是各种技术的创新、发展。但背后是种思维方式，为我们认识技术本质和文明演化提供了契机。自远古至20世纪中叶的综合技术史，全书1000万字，共194章，拥有3000余幅珍贵的照片和专门绘制的插图。全书各章均由相关领域的20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内容极其丰富详实。英文原版图书全部出齐就用了30余年。《自然》杂志评价此书说：“这八卷著作构成了一座学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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