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为罪犯受审,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被起诉,最后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在受审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声称自己只是按命令行事,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艾希曼不仅是服从法律,而且是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得到了统一,这符合康德的哲学。这种口才,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但这却也恰恰证明了艾希曼的“浅薄”,象征着他“丧失了思考能力”。——因为,艾希曼满嘴都是陈词滥调,又把这些套话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而不思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缺陷。他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和独立思考密不可分,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监督游戏规则的人、执行游戏规则的人,都有一套大道理可讲,但造成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可见,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引用陈词滥调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更不是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而是自己对现实、对信息做出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遍地是偏见、谣言、洗脑宣传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更是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这些问题,不乏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去回应,但他们要么过度聚焦学术,缺少时代的问题意识,不能与大众相通联;要么容易大而化之,缺少回应具体时代的人文关怀,在这样的时代中,徐贲老师可谓是一个罕见的思考者。他关切时代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公共性,还关乎每一个人;他的思考,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对我们该如何求知、思考、判断,如何在遍地的逻辑谬误中保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徐贲老师在《人文的互联网》《阅读经典》《批判性思考的认知与伦理》等著作中有着深刻的阐释,本文节选了一部分他的作品,更多精彩洞见,仍需阅读原著。▌个体原子化的时代,更易轻信和盲从
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然虚假便有机可乘,随之登堂入室。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即理性的碎片化,尤其是公共理性的丧失,这与个体的原子化是互为因果的。在原子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处于与他人隔绝和脱离的状态之中,因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并有所共同行动。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先表达过的忧虑: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但是,人并没有沦为彻底隔绝的孤独原子,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人,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伙,形成一个隔绝的“部落”。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让人们能够在自我限制的范围内,只选择与自己相同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别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这阻碍他们克服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使他们无法具备有效民主公民所需要的那种公共理性。当我们接触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时,在相信它之前,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吗?▌警惕人性固有缺陷,带来的思考缺失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轻信不再是个别人的偶尔上当受骗,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现象,并且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那么这个社会中就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归根到底,这便是无思考的恶果。无思考与所其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总是发生在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教条化的环境之中,它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其社会环境排斥个人的思考努力、批评态度、独立判断和精神自觉性。一方面,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变得极易轻信: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变得随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这一事实无疑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尽管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另一方面,人会陷入语言的偏执当中:意识形态的语言往往会创造一些富有刺激力和推进力的“新鲜”说法,对平时不习惯思考的人们,这些说法显得特别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很有水平。而这只会让人变得僵化、刻板、偏执。偏执的想法往往带有歧视、排斥、恐惧等情绪因素。偏执一般不会因别人的劝说或说理而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越是劝说和说理,可能越加偏执。美国诗人霍尔姆斯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因此,要认清自我局限,与自己真诚对话,警惕偏执与狭隘。▌警惕互联网让我们被不自知的“奴役”
互联网时代,人们最常见的烦恼莫过于知识大爆炸带来的焦虑。人们在追赶知识的过程中,越填充知识,越觉得空虚。同时,网上充斥着被人诟病的大量低俗娱乐,虚假信息;被大数据操纵的各类消费陷阱和洗脑宣传,以致很多人断言,网络带来的不是什么人人共享,而是新型的统治。 互联网本身不是一个邪恶的“发明”,但是,它却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让人行为上变得懒惰;因其对娱乐的包容性,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更因其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任何技术的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我们担心互联网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未来的互联网如何奴役、控制人,而是如何让人们识别奴役、变得可控。如果站在求知的视角,信息时代的魅力首先并不在于要求我们知道更多,而是允许我们知道更少。无论是能让记忆力减负的网上储存系统,能节省时间的网上协助过滤系统,能减轻工作强度的消费者偏号分析算法等,都旨在提供一种“知识的外包”,帮我们解放自己。 现实中,互联网的真正挑战不在人与信息时代的对抗,而是人性的对抗。今天,我们不应将互联网归为“伤害人类、奴役人类”的替罪羊,而应该思考怎样利用互联网,实现自由与解放,最终推动“人性向善”。▌阅读经典,重拾人文精神的内涵
对今天的人而言,人性向善的主题,集中在了那些绵延的经典之中。卡尔维诺说,经典,就是第一次读就像重读,每一次重读都像初读。写下经典的,都是人类无法忽视的作家,无论何时重读,都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自己。 人文经典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帮助一个人增强对知识的记忆,而且洞察人性。人们可以从中为悲悯和正义找到充分的理由。 它不单是强调思辨、大胆质疑,还会让人保有一颗同情心、坚信不疑。总之,人文精神的实质便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像一个人”。因此,阅读也绝不仅是为了照搬书中观点,而是为了思考当下时代,并关心人类的永恒问题。人文精神在今天最主要的体现,其实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现代人与古代人最大的区别也就是: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思想可以汲取、制度可以照搬,唯有公共生活的训练,是一场缓慢的变革,但也是现代文明最艰难、最基础的地基。 因此,徐贲的写作主题与作品——“人文”“通识”“启蒙”,指向也正是“现代公共训练”所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的改变:·《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的是我们对求知、思考的渴望:在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习;比阅读经典更重要的,是如何阅读经典。重读人类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把握一个学者读书、思考、判断的全过程,读者能学到绝不仅阅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何思考、判断信息的能力。以“明亮的对话”、深度自省式的批判性逻辑,让我们一边有理有据地回应他人的逻辑谬误,一边对理性、对自我保持深刻的反思,捍卫当前的公共对话中,极其稀缺的逻辑与良知。·《人文的互联网》以启蒙的视角,重新思考互联网时代一系列重要的大问题:作者采用人文学者的视角,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与知识、智慧与愚蠢、道德与审美、价值观与判断力,以及技术僭越的时代,人类的自由意志何以实现,全都思考了一遍,借助他的思考,我们得以获得一个超越的视角,反观当下互联网生存的现状,不至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蒙昧而不自知的“野蛮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人文启蒙因改革开放,而稍有起色,但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的萎靡不振,导致如今盛行的是实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思潮——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越来越沉溺于现实利益,关注精神世界、公共生活,愿意求知思考,且有正义感、同理心,活得有痛感的人,却越来越少。近两年,内、外部环境的剧变,将过去四十年刚落地的人文精神快要破坏殆尽了。然而,越是剧变时代,越要相信好书的力量。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这套徐贲老师的“人文通识四书”,针对当下的种种问题——种种限制中如何坚持独立思考?如何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重读经典?如何避免互联网让我们被不自知的“奴役”?徐贲老师的书堪称一针“清醒剂”。
读徐贲,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以及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而这套作品正是徐贲老师几十年写作的集萃。因种种原因,徐老师著作往往一上市就很快售罄,此次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特别定制了这套“人文通识四书”。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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