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汉娜·阿伦特（1906.10.14—1975.12.4）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她撰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甚至被学术界认为该书几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然而，阿伦特又因一本将二战罪犯描述成“平庸之恶”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而遭遇友人绝交、被犹太社会仇视，甚至在学术界也名誉扫地。在阿伦特自己的描述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发表使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沛流离与不安”——但即使面对这般坎坷的境地，她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阿伦特这种毫不妥协的人格源于她对命运的深度思考与不竭斗争。每一次与命运的斗争，都让她更大程度地保持自我人格；每一次跌入谷底，都让阿伦特在深度反思的同时重获智慧，以及再次战斗的勇气。
今天是汉娜·阿伦特116周年诞辰，让我们回顾她充满斗争与思考的一生，感受人性的勇气与智慧迸发的光芒。1906年10月14日，汉娜·阿伦特出生在德国中部靠近汉诺威的林登镇。当时，阿伦特一家生活富足体面，在当地的犹太人社交圈中颇受尊敬；然而，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再婚使阿伦特在十几岁时就要面对生命中突然发生的各种别离。这些人生变动使阿伦特产生了强烈的流离失所之感和叛逆。为了对抗这种“隐痛”，阿伦特开始全身心投入读诗和写诗，学习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她仿效当时德国大学中的传统，与学校的朋友们一起组建了很受欢迎的学习小组，还拜读了哲学巨匠康德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
在文学的熏陶下，阿伦特学会了为自己挺身而出。15岁时，她因试图组织罢课而被学校开除。阿伦特的母亲决定安排她去柏林大学完成中学学业。借此，阿伦特“逃离”继父一家，开始了十年的研究生涯。1924年深秋，18岁的阿伦特进入马尔堡大学就读哲学、古典学，认识了时年35岁、已婚已育的教师、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不久后两人便坠入爱河。在这段感情中，海德格尔教会了阿伦特重要一课：“重新思考一切”；而阿伦特也曾在1969年写道：“思考重新焕发了生机。” 但两人初识时，阿伦特并不知道海德格尔是个反犹太分子。1931年到1932年间，海德格尔成为哲学系主任，当阿伦特得知他利用职权将犹太人驱离他的研讨会、并公开侮辱犹太学生时，她写信向他表达自己的震惊和愤怒。1933年后，海德格尔毫不犹豫地转投了纳粹，这让阿伦特备受打击，创伤极深：“问题，个人问题，不在于敌人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曾经对海德格尔言听计从的阿伦特，此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厌恶，甚至厌恶一切像他这样的学者。“如果一个人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他必须以犹太人的身份进行还击。”她说。一个萌芽中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开始显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汉娜·阿伦特人生中的重要分水岭。1961年，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奔赴耶路撒冷，报道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次报道是阿伦特主动请缨，她认为自己作为一名社会评论家、犹太流亡者、见证人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应该亲眼看到这场审判。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发表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文章，掀起了学术界的猛烈抨击和犹太社会的强烈不满。一是由于阿伦特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就像她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以及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这样的描述不符合人们对“屠杀五百万犹太人”的艾希曼的想象，最令人感到恐怖之处在于，社会中这样不去思考工作的意义、甚至还称得上敬业的人并非少数，而他们就有可能是潜在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时 被告席装上了防弹玻璃而真正导致阿伦特众叛亲离、激怒整个犹太社会的，是阿伦特在书中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做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做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的工具。然而，人们却曲解她的这句话，认为阿伦特“因受害者‘不抵抗’、而指责他们遭受杀戮是咎由自取”——事实上，她也在激烈声讨那位作出这般冷酷言辞的检控官。尽管如此，四个犹太组织还是各自雇佣了学者对阿伦特的文字进行地毯式阅读，以期找出错误，令其贬值，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学术价值。面对足以摧毁她学术生涯的批评，阿伦特没有逃避，反而坚持表态，因为她认为“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当时，代表以色列当局意见的雅克布·罗宾逊甚至出版了《必须纠正的曲解》一书公开谴责阿伦特，罗宾逊的朋友沃尔特·拉克尔还在《纽约书评》发表了对此书推崇有加的书评。阿伦特立即反击，同样在《纽约书评》上撰文，尖锐嘲笑了罗宾逊作为历史学家的所谓“杰出”名号，并列举其在事实和解读上的诸多错误。
阿伦特的自我维护，证明了她是一名凶猛又睿智的战士。她谴责犹太机构势力和以色列政府联手与她为敌：“罗宾逊先生拥簇无数，竭尽所能，却曝光了他们最不想曝光的——上一代犹太领袖们在犹太人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她最后写道，“守卫事实的，不是利益集团的官员们……而是记者、历史学家，最后还有诗人。”在这样一篇冷静的战斗檄文中，求助于诗人的真诚，是她唯一的心迹流露。汉娜·阿伦特的勇气、幽默、智识以及忍耐力，让她度过了艾希曼审判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的那段时光。她重新整理自己的公众生活，谨慎维护名声，并以更坚定的决心表达她一生思考的本质——人的尊严、叛逆、反传统和自由。阿伦特发现艾希曼的罪恶在于“无思”，她后期最好的文章和讲座都在围绕思考的意义展开：“尽管一个思考的自我只有在独处中出现，那它也一定是在人群中的独处。”个人必须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思考，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为纪念汉娜·阿伦特，Google曾将其头像融入网站首页logo 以示致敬1963年，阿伦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授课。学生们尊崇她的刚毅和敏锐，就像海德格尔影响了她那样，她也影响了他们。“她就是思想的海啸。”一个学生回忆说。阿伦特的快乐、智慧、广征博引、对常识的坚信，以及将她得来不易的智慧传授给他人时所表现出的愉悦，让她成为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刚刚问世时，大部分犹太读者和许多非犹太人都被激怒，阿伦特与诸多犹太朋友之间的友情也因此葬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局的转变，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不过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围绕这场战争的争议就只增不减；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阿伦特的著作，试图思考战争的意义——这一切发生时，距离阿伦特去世已经近三十年了。阿伦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大概会苦笑，同时又感到欣慰，因为思考与真理正在更广阔的人群中蔓延。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包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内的“读懂阿伦特七书”，破除不思考的平庸之恶。◎ 卡尔·雅斯贝尔斯：阿伦特生存的基石就是一种对真实的执着，她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 《芝加哥论坛报》：这本书注定震荡我们的灵魂，拷问我们的良心。◎ 《新共和》：这本书探讨的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即人类在一个现代的极权制度下如何生存的问题。刘擎说，只要有普通人犯下罪恶的事情持续存在，我们就仍然生活在阿伦特的问题意识之中......阿伦特主张人要积极思考，但又告诫我们，思考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大的能力和勇气才能承担起来的活动。
阿伦特对极权的研究不仅是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思权力滥用的后果，更是关乎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考和伦理觉醒。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页面一并选购《路西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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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逻辑的混乱，无不是来自思想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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