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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俺村、中国和欧洲



俺村、中国和欧洲
文:刘震云


- 01 -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

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

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

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02 -

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

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

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

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

牧师:“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

牧师:“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这种精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去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



- 03 -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

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

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

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

阿克曼:“德国北方。”

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

威兹珀:“南方。”

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

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

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

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

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


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

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

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

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

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

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 04 -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

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

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

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


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

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

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刘震云的作品早已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他的小说被改编为耳熟能详的热门影视,他的作品把“一地鸡毛”变成高频成语;他的幽默和哲思使作品的语言“一句顶一万句”。
很多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句句都是笑梗。但他却笑着回应幽默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与幽默,更多的是被他扎根到故乡的黄土地里,融进每一本小说中。
刘震云创作的一大批作品,都在文学史上具有坐标意义。他用最朴实的文笔,勾勒老家近百年来的改革变迁,以及小人物的生活常态。用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的是真切的生活常理。
其中更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文化传承、文明重建等关键问题,如:中国人生活的意义到底何在?中国人到底以什么样的信念存在于世并生生不息?
◎读刘震云的作品,可以读懂中国人的心事:
读过刘震云的作品,对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情绪的本质会多一重理解与感悟,人生会变得更开阔。
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如你我一样,每天都为房子、孩子、票子奔波操劳,为结婚离婚、朋友失和、职场进退耗上半生心力,就好像是平行世界中的我们——
读《一地鸡毛》,懂得心机背后的酸楚;读《温故一九四二》,懂得苦难背后的幽默;读《我叫刘跃进》,懂得利益背后的危机;读《一句顶一万句》,懂得热闹背后的孤独;读《我不是潘金莲》,懂得容易背后的艰难;读《一日三秋》,懂得笑话背后的悲凉。
◎获得国内外文学大奖,被译为20多个语种:
刘震云的作品无不精彩,在世界上也拥有深远的国际影响。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20多个语种,获得一致好评。2011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2018年,刘震云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法国《解放报》:“刘震云是结构主义大师”;意大利《晚邮报》:“刘震云是北京的卡夫卡”;美国《纽约时报》:“刘震云的作品复杂繁绕,但每一笔都有寓意,于荒诞幽默的情节中,精准地描绘出各类人物的精神肖像。”
刘震云的小说智慧而幽默,一扫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阴暗、沉闷”的固有印象。美国《柯克斯评论》:“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的时候,也会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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