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历史的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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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覆辙。
但其实，人与人最大的认知差别、人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其实不在于是否读历史，而在于读什么历史。
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日常、最熟悉的阅读，就是历史。中国有着最悠久的历史记载，有学者甚至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
然而，最良莠不齐、最容易让人走入误区的，也是历史著作。在官方正史的波澜下，还潜藏着真正主导历史走向的暗流。
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如果要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选出两部“非读不可的经典”，那么面向中国的，一定是司马迁的《史记》；而面向世界的，则非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莫属。
如果说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展现了传统史学的三个极致追求；那么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则向现代人展示了“好历史的四个特征”。
无论中西传统社会，人们对“历史”的定义，几乎就是“政治/军事史”。
比如中国的《资治通鉴》，充斥着权谋宫斗，对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竟然只字不提。
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也只记载了地中海各国争霸的军事史。对当时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最底层、最鲜活历史事实，也基本上没有提及。
于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就变成了帝王将相史、帝国争霸史，至于经济、社会、生活、思想等“人类生活状态”，都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介绍。
直到20世纪中叶，“文明”史观出现，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工业革命远比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更为重大，“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远比任何君主更重要”。
而杜兰特夫妇的鸿篇巨著《世界文明史》，就是“文明史观”的首部人类通史，也是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巅峰之作。
这部11卷的巨著，以文明及时代特征为单元，叙说了全部人类历史。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甚至音乐等诸领域。
阅读这样的历史，不仅可以看见“文明的进程”，更可以看见“人之为人的生活与价值”：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有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现代社会是专业分工的社会，学科壁垒越来越高。绝大多数人一生都专注于狭小的领域。比如西方学者普遍相信，“只有天才和蠢材，才敢无所不谈”。
于是，历史学在现代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历史学究”们拒绝跨学科方法的“历史学究”，把历史变成了象牙塔、故纸堆里的学问。他们的书里充斥着庞杂的史料，狭隘的偏见、拗口的术语，令人望而生畏。
另一方面，热衷宏大叙事的“简史”类作者，动辄上下几千年，看似无所不知，实则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因此在现代社会，只有极具勇气和毅力的绝世天才，才可能有能力打破专业壁垒，。
威尔·杜兰特，就是这样一位熟练跨学科方法，俯瞰人类文明历史的绝世天才。
他早年研究自然科学，并广泛涉猎人文学科，并以《哲学的故事》闻名世界。他对西方科学史的梳理，至今是沟通自然、人文学科的经典读物。
他比胡适更早投入杜威的门下，却完全超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说是一位兼具高超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的史学大师。
比如在《世界文明史》中，无论是谈及亚历山大之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是拿破仑征服欧洲，杜兰特对当时的自然地理、经济结构、社会心理乃至宗教信仰，全都可以信手拈来，融会贯通。
他还指出，文明着某些贯穿始终的、无可推诿的要素，是全人类共有的。
但是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的社会由于拒绝文明，走向衰落和崩溃；有的社会甚至无法接续祖先的文明。
更难能可贵的是，《世界文明史》的词句精炼优美，毫无学究气。
所以季羡林先生评价：“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而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的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
历史学完全依赖于真实、充分的史料记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学者最大的使命，就是如实记录真相。
因此，那些面对强权威慑，敢于舍身捍卫真相的历史学家，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比如先秦的董狐笔、太史简，汉朝的司马迁。
然而，人类理性是有限的，无论多么详尽的记载，都会有意无意的遗漏或歪曲。并且在某些国家和时代，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越容易遭受掩盖和篡改。
因此，现代人看似掌握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其实能够获得的真相极其有限。
当史料不足以证明真相，历史学者就必须保持谦卑、适当留白，而不是以偏见筛选史料，凭猜想“发明历史”。
杜兰特夫妇之所以发下宏愿、重写世界通史，就是因为他们痛感，“绝大部分历史都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甚至那些想超越对国家、种族、信仰或阶级的偏爱的历史学家，在材料的选择上，在形容词的细微差别上，也暴露了他内心的偏爱。”
终其一生，他们不仅竭力还原历史真相，更反复警醒世人：
历史是个怪胎，不要相信任何强权主导的历史，更不要指望依靠它获得真相和教训。
很多历史著作还总是用静态、孤立的思维看待历史。
所以他们的历史观，总是被各种“决定论”左右着。有人相信种族、有人相信阶级，有人相信生产力，有人相信文化。更有甚者，还相信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可以被设计出来。
而杜兰特则坚持一种演化的、互动的历史观。
他认为，文明的火种源于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来自习俗和利益的冲突，思辨则源于人类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比如，地中海文明之所以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频繁的商业贸易，带来了自由、开放、竞争的思想市场。
他认为，文明的兴盛和衰落，不是过去就完结了。
先进文明的强大基因，可以通过普适的人性需求传递下去；而衰落的文明，比如中华文明，只有汲取新的思想资源，填补信仰的空白，才可能获得存续和发展。
杜兰特更不相信相信什么黄金时代、理想国。
他说：人类绝没有黄金时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
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是纳粹。”
人们常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前提是，这个“历史”一定是好的、正确的、高级的“历史”。毫无疑问，威尔·杜兰特这套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是好历史的代表之作。
这套长达11卷、15册的鸿篇巨著，全书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是文明的光辉。
遗憾的是，由于语言、文化、政治等原因，威尔·杜兰特虽然在西方备受推崇，在国内却少有人知。本书在1998年首次引进后，更是数度绝版，后来更名为“文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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