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乡村振兴从产业模式、组织建设、消费习惯、公共服务提供形式等方面都将发生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需要乡村治理能力的升级。如果把乡村振兴的各个行业理解为应用程序，乡村治理则是让这些应用程序良好运行的操作系统和CPU，疫情过后，是这套操作系统升级的契机，从单核升级到双核，未来升级到四核、八核。”
——古村之友理事长、爱乡宝CEO汤敏
振兴乡村文件是党和政府的权威文件，乡村振兴，越往后走，越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振兴已经启动了，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包括精准扶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的时候，越发觉得组织振兴成为了乡村振兴各个环节的核心纽带。组织振兴既关乎人才振兴，关乎产业振兴，也关乎文化振兴，所以组织振兴这一环特别的重要。乡村里的组织有两端的组织，一端的组织可能就是村委会和村里的党员代表大会，这是从加强党建的角度的组织振兴，还有另外一块核心，是以各种形式的乡贤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的振兴，这种社会组织里的带头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都是乡贤，他们愿意来组织村民组织外出的这些务工的人，甚至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自己来花自己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还要出钱，还要捐钱。这些人本质上都是乡贤。文件一：2017年的时候，民政部发布了一个乡村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的文件。到了2020年，我国的城市社区型社会组织的数量要做到每个社区10个社会组织，而农村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每个农村社区，就是乡村社区要做到不少于5个社会组织，这个数量算起来的话，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格局要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局面一旦形成，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构成都要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如果农村每个村庄不少于5个，那么中国60多万的农村就得有300多万个相对性的社会组织，总量基本上就比我们当前可能现有的进行这个注册的组织的规模都要大得多，现在中国注册的社会组织恐怕还不到100万。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乡村的社会组织，要扎根在村里头，和过往的垂直型社会组织有很大差别。所谓垂直型社会组织，它是根据不同议题来做的社会组织。比如说：关心老人，注册了一支基金会，或是关心环保：注册了一个社会组织。这是我们过去大家所看到的更多的社会组织的形态，未来的这类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可能它就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活动，就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活动，虽然它的活动空间看起来变小了，但是深度参与乡村的各种事务会越来越突出，会越来越充分。
文件二：从十九大开始，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关于乡村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成了热话，因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的共建、共治、共享和自治、德治、法治。这些提法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或者说一个基础前提，社区型社会组织的成长，社区型社会组织的发育。如果没有这些社区型社会组织的存在，我们的治理现代化和共建、共治、共享自治、德治、法治就是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都没有组织的社会层和社会成员参与到治理中去，那么共治、共享、自治、德治、法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从这两个非常权威的文件，就看得出来，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社区型社会组织，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进程当中的乡村社区型社会组织，因为城市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像恩派，这些年都一直在致力于领域的孵化，城市型的社区社会组织。
但是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白，并且乡村的社区，乡村的社区型社会组织，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和城市社区的社会组织，还有非常大的不同。有非常大的差别。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城市的社会服务，它可以通过社工的购买来完成服务。也可以通过因为城市端的人才、城市的组织性，城市里头一个社区里头的业主，他们的见识、知识，包括它的资金的支持，很多城市型的社区社会组织，都可以去到社区到街道去进行采购，但在农村这些基本上都不太现实，乡村型的社会组织基本上很难从上级政府拿到资金的支持。同时乡村型的社会组织，他们也不可能享受到项城市这样子的专业的社工服务。因为尤其是农村的熟人，熟人的社会环境，他们很多时候也会抵触陌生的这种社会社工服务，并且这些社工们在乡村里头去开展工作，也会经常出现。
应该说会出现很多不接地气的这种窘境，而这迫切需要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19届四中全会提到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建设的提案，要建设这些社会组织，乡村型的社会组织，可能过去尤其是乡村社区型社会组织，很多同志们读了这些文件，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可能或者理解成是否还是在党政领导下的社会现代化，这是个伪命题，如果村里头只有村两委是不可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
乡村型社会组织的背景：党和国家从民政部，基层的社会需要，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不管是国家民政部的文件，还是党中央的文件，它实际上还是在回应一个社会变革的需要，是因为社会已经进步了，他们作出了积极和前瞻性的响应，那么目前乡村社会里这种社会成员的被组织或者说对组织生活的这种需求。其实这是根本，就等于乡村里头不管是留守的这些村民，还是外出的这些务工的乡贤们，包括加上在外面事业有成的乡贤们，他们对有组织的生活，有组织这种行为的渴望。这是根本原因，这样的趋势是非常积极的，也是令人欣慰的。比如说，很多村庄里外出的乡贤就开始回到家乡，自己捐钱，做了慈善组织叫慈善会、福利会、教育基金会，但且不论它是否真的是像我们城市端做这种社会组织时候的那种要求，基金会，你真的去注册了吗？你真的去民政部门注册了基金会了吗？教育基金会，你真的去注册了吗？很大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注册，为什么？因为城市型的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对乡村的社会有很强的不适应性。举例：比如说城市我们注册一支基金会，它要200万的资金需要法人，需要法人结构，甚至需要相对严格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组织管理等等这样子的要求，在一个乡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里头来讲是非常高的门槛，这个门槛里举个简单例子，首先比如说200万的资金，对乡村型的社会组织就非常的难了。那么，他们要去筹200亿，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有些一个村庄里头出教育基金可能有个四五十万块钱，然后用经营理财的成本，理财的收益就能帮助到很多小孩子有效的去解决一些贫困学生讲教讲学的工作，包括老人基金。所以尽管在很多现在所谓合规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它不能叫做正式的社会组织，但是他们已然在行使着社会组织的这个功能，甚至这些功能行使的有效性，看起来比很多城市端的基金会做得更好。
农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不管是走出去的乡贤，还是留在本村的人，他们的行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有组织之后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并且他们每年的捐资捐钱，很大程度上讲，都会比城市端很多的基金会更有生命力。城市端的很多基金会，都没法保障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但乡村里头的资金来源是非常可持续的，今年这批乡贤出了钱，明年他们就还会接着出钱。可能城市端的一些基金会今年捐款人捐了钱，明年他可能就不捐了，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陌生人的契约精神下的机制，农村里头它是建立在一个熟人的信用的这么一个机制，这两个之间其实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别。
农村的这种非正式社会组织，如果说现在用法律用我们现行的这套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去要求人家，都是一些非合规型的社会组织在广泛而蓬勃的发展，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红白理事会，教育基金会、老年会，甚至比如说有些村庄里头还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比如他是个古村落，还会有一个古村落什么保护理事会，有些村庄里还会形成自己的志愿者服务队，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在形成。但以城市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为出发点，对他们来讲，目前可能他们都还不算，但是未来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办法，要让这些组织得到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同时也给他们更多的农村型社区社会组织。政策型的调整现在显得特别的关键，我们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基本上是一个城市逻辑的，对于农村逻辑的改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在快速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各种的形态已然在成长。但是从现实的规模来讲还是非常薄弱的像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广东、福建这些地区，这种乡村型社会组织发育得比较好的。一方面应可能说沿海受益于改革开放40年，每个村庄里头几乎都有几十个亿的富翁，像梅州这些地方客家地区他们有文化传统，自古以来都有什么老年会，什么宗族理事会，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些地区整体上来说发育的挺好，甚至觉得他们都会是未来中国其他地区乡村型社会组织发育学习的榜样，甚至要借鉴很多经验。社会领域的这片土地其实是不缺的，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说没有变成一个全国型的结构型的态势，个别的地区还发育的真的是挺好，但是对于我们中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还包括东北这些地方就会比较差了。可能中国的乡村型社会组织未来的发育的进程，跟儒家文化圈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共性。再往内陆走，像湖南、湖北这些地方，文化基本上还是同根同源的，儒家的精神，忠祠的精神，衣锦还乡，锦衣夜行，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精神在这些地区其实应该会成为第2个阶段，快速的发展起来，包括像四川、山西，河南这些地方，都会很快。这个地缘纽带、血缘纽带都会涨起来，反而比之后的会是在北方地区，在东北这片土地上面，因为东北历史上乡村型社区的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意识都不是特别强，加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可能对中原大地的这些文化的认同度是要弱一点。所以这可能说未来这些乡村型社会组织繁荣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梯度，再回到像现在中原地带，虽然说都已经逐渐出现了这样的态势，乡亲们开始在回家去捐钱了，做慈善了，但整个的乡村社会组织的结构化还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绝大多数的乡村里头，目前还是仅有行政这条组织线，也就说组织振兴里，只有村里的党委会，村民的村委会，包括还有一个村民代表大会，但是大多数村庄的村民代表大会实际上都发挥的效力有限，由民间社会组织来形成的这种组织化，几乎还非常少，但是偶发的捐款型案例，偶发的这种参与性行为，个体化的行为是有了。回去捐钱、修路、修桥，但它还没有形成组织，还没有完成组织的结构化。这种地域性的差别，不代表将这些地带的社会组织在逐渐这些社会力量在逐渐组织化，而只是一个地域差别。就说别的地方就搞不定，就不会这样子。人们对社会有组织化的参与，公共事是作为一个人的天性，这是一个共性，不是个性。所以民政部要求每个村庄5个还是很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性问题，只是说发育它具有阶段性。如果现状要统计下来，乡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恐怕现在能有个10万个就了不得了，这里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的多。完成民政部要求的5个社会组织，每个乡村型的5个社会组织，党和国家治理乡村时候的现代化，要满足这些要求。目前面临哪些困难？第1个困难：社会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这种意愿，还需要培养。因为只有群众愿意去关心社会、关心文化的时候，才是一个社会组织成长的土壤，目前这种关心是在向好，但还是不够的，好多地方乡村型走出去的乡贤，务工的人，还没有被被唤醒。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这个情结。没有这种心愿，只是说他们还没有被呼唤醒，或者说个别人不愿意带这个头。比如说回到村里的时候，想起来我们要给村里头做点什么事儿，但是一回到城里来，这就发现时间一长又给忘了，事儿一多又给耽搁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通过这样一个充满着荣誉感的称谓，让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唤醒这个意识，都可以作为人人皆可为乡贤，人人争做乡贤，人人能做乡贤。第2个困难：目前制度化和平台化建设的缺失。这个问题现在客观的说还非常的严重，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和平台建设，基本等于没有。大家要知道城市的社区型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这些年就有很多都发育出来的经验和政策，也涌现出来了一批好的经验和方案、采购服务制度。比如说像城市端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包括城市型的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对城市端虽然说还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已然是有章可循，但是对于农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来讲，几乎就是不存在的。首先基本上不存在政策的激励扶持，再往前推进，像在浙江、广东这些发达地区，可能政府会很快出台。这样的社区型社会组织和城市型社区的社会组织之间从帮助和支持的角度，甚至可能会纳入到同等的这个视野。不能只说关心社区社会组织，就只关心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帮助就帮助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农村就放在那里了，或者农村关注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不关心社会建设。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型的支持，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这么多年，恩派的出现是一个很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平台。它作为一个平台型的社会组织，古村之友本质上就是一个乡村型的平台型社会组织。在城市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还是做了很多的模式上的进步。作为一个服务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平台型社会组织。怎么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只有这种枢纽组织的存在，才可能去帮助这种零散的社区社会组织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或者说政府的沟通渠道，不可能随便一个小组织，一个社区社会组织，天天去找到主管部门去说事儿，工作量都很大，沟通也不畅，乡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更需要这样的孵化平台，为什么要强调服务，孵化实际上是在工作时候赋能，传递经验给他们，通过交流、学习、培训，让他们怎么把事儿做好。有很多工作就是一种服务型工作，比如说农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未来，它的备案制，如果说它的备案制形成，去哪里备案？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服务型工作来提供帮助。再比如说抵税，包括现在农村的很多社区社会组织，比如说他回到老家去捐了20万块钱修路。他捐给当地的慈善会，然后再由慈善会把这笔钱拨到村里去执行，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这个意识，很多也不情愿。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尴尬，就好像疫情之后，大家伙不愿意把钱捐给红十字会，慈善会一样，很多乡贤不愿意把钱捐给有关部门，或者捐给有关的这种平台，这样子他们的钱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抵税政策的享受。捐少一点倒无所谓了，500块、1000块个人的行为倒无所谓了，但是有些村里现在的捐赠行为是很大的，像潮汕地区有些村子里，可能捐赠的行为就上千万，或者几百万。这个时候农村的这种抵扣性的服务，或者说指导不形成，对大局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提倡就是要加强党建的问题，包括备案制度，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就不能再像过去城市端是需要登记制度的，需要法人注册制，就比较难了，包括还要开理事会，开理事会也是对农村型社会组织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群乡贤在外面给老家筹了50万块钱，首先就没法去注册，就没法去注册基金会，钱不够。如果按照现有的制度管理，每年要开一次两次理事会，在外面的人，可能就是在微信里开理事会，包括监事会制度。门槛都非常的高。所以农村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政府简化程序，让农村社区这种社会建设上面的高度自治，其实是一条出路，农村的社会组织的纽带，不是一个基于陌生人的契约精神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农村的社会组织，是基于熟人信任的这样社会纽带，所以这里自治基础非常好的。农村型社会组织的孵化平台的建设在中国有好多发达地区的县域，该做这个事情，如果做起来会非常的有价值。社会端、群众、乡贤，怎么在平台建设滞后背景下面，有效的开展家乡的社会建设。相信大量的乡贤对老家的关怀关切，不是一个外在因素诱发的，而是一个内生动力，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怎么来激活和参与，关注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如果往未来走的更远，还会有政治关怀。这些人文建设，社会关怀，比如说修村史馆、纪念馆，名人馆，保护文物，保护祠堂，这些是一些公共事务，这是一个社区内部都很容易形成共识的公共事务，是很容易通过事情来激活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农村的的结构，大概百分之三四十都离开了农村，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的、有见识的人，目前绝大多数都不在村里，那么要让这些人被重新组织起来，去关心他们村庄，而互联网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互联网可以把大家连接起来，因为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公益众筹，通过开展人文关怀的事物，把另外的乡贤重新组织起来。有了这些乡贤的组织体系，所产生的深度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人们的公共意识一旦激活，就会形成一个持续的正向流动、正向循环。对很多中国的乡村来讲，社会共建，人文关怀的或者社会关怀的这种共同参与，还属于零的阶段，很多村庄过去都没有搞这种事情，最起码近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都没有搞过，大家伙都还是自扫门前雪，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家庭建设，都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破冰的行为，因为破冰的事会显得特别的困难一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下中国的农村的群众们共同关心公共事务的这个社会土壤的板结，其实是有几十年沉淀所造成的，这是人文关怀。还有很多社会关怀的事物，也可以把广大的乡贤和群众通过事来激活起来。因为社会关怀核心就比较关注人的个体，人文关怀他是会比较关心历史，关心传承，社会关怀会比较关心人的各种群体，村里的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贫困孩子等等，各种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也会很容易唤醒，唤醒这些乡贤们的共鸣，内外乡贤们的共鸣。通过互联网公益众筹让各个群体各种能力都会参与，同时在整个的参与和传播过程当中，变成一个非常正面的网络上的行为艺术。用互联网发挥群众共同出钱传播的四两拨千斤的效应来培养土壤。群众们怎么通过现在的科技，通过众筹四两拨千斤来激活地方的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和乡贤，后面会产生一系列的正能量的变化。一旦这个地区以乡贤为带头的各种社会组织被发育起来了，被唤醒了，那么综合效应其实是远远大于社会服务。道德、文化、教育、村庄的互帮互助，形成有效组织。最后带动整个村庄全面振兴经济，社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经济振兴。浙江杭州萧山桃北新村村史馆：2018年初，村民们自筹自建的村史馆顺利落成。在欠发达地区，怎么来四两拨千金完成社会建设，在发达地区应该怎么来更进一步的更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的来完成乡村型的社会？第一、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县域政府，区县政府，要快速的或者甚至重视，乡村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的政策空白的不足，尤其是乡村型社会组织的独特性和城市型社会组织的独特性差别。第二、不管是引入自建孵化平台也好，还是引入合作平台，恩派的经验对大家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恩派在全国很多个城市里头做了很多孵化器，初步判断，中国应该可以形成一个大的品牌，专门来为乡村型社会组织进行孵化，行政部门进行合作，乡村型社会组织的意义，其实是超出民政部门的。可能会跟党建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都非常有关联的，因为城市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可能跟民政部门的关联性更强，但乡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工作实际上是个全局的工作。地方政府能把这件事情搞明白，或者推动起来，从党和国家的要求，从社会事业的角度，这也是一个善莫大焉，积功累德的事业。第三、在针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要主动，当制度空白，平台缺失，社会土壤板结的前提下面，要主动去发现村庄里的社会问题。因为问题很多时候就是组织的源头，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就是社会组织形成的源头，找到这样的方式，用很好的互联网平台，用更多的便捷的社会化工具，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土壤和孵化社会组织。文章案列分享德国的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包括日本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其实核心的板块都是来源于一个强大的乡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网络和平台，这个是他们的根本。很多人去了德国、欧洲、日本，对他们的乡村充满着无限的向往，而他的背后的根本逻辑，是他们的乡村里都发育出来了极富有自制能力。因为自制能力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自理能力的表现，自理能力的表现对于人来讲就叫自理，我觉得对一个组织来讲叫自治，自治和我们的政治并不冲突，当如果一个人连自理能力都没有的话，这个其实会给亲人家属带来太大的麻烦，我觉得对我们一个社区或一个地区的群体来讲，如果自己没有自制能力，没有自理能力，我相信肯定也会给带来太多太大的麻烦，这种麻烦甚至会比一个家庭里的不能自理的小孩还要麻烦。不同的什么文明，不同的什么政治制度，什么说就说他们会有差异，我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就是文明和制度本质上是存在于世，因为不同组织之间所形成这种关系、制衡关系、合作关系，才来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但是不能拒绝的是，没有不同组织的协作和平衡组织和组织之间它有很多种关系，很多种关系，但是你不能不孵化，这种时候就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就只有一个孤立的主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谈不上文明，我觉得也谈不上制度，包括这就是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这两篇文章，我觉得德国和日本的逻辑很清晰，非常清晰。那么在我今天也特别轻信和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清华大学的王明教授的一个学生，我看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客观的说写的还是非常的有学术价值。这个就是讲的乡情治理、乡情治理，我刚才可能把它表达成了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可能是我怀念我故土上的文物文化、历史。社会关怀就是我怀念我家乡那些父老乡亲，那些孩童，他把这个东西都总结都归纳为叫乡情，中国的社会治理的纽带，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乡村情感，情感是一个非常大的纽带，情感会触发善行，同时也会触发社会组织的成长。这篇文章讲的逻辑，就讲了这一个土社会的一个底层逻辑。底层的密码，我觉得他找这个密码是个底层密码，就是乡情，我觉得乡贤本身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乡情而团聚起来的，我觉得这个密码是一个底层密码。但是下一步我们觉得要怎么去让乡情更好的发挥，乡情不至于特别落寞、乡情不至于特别苦楚乡情有地可施。人情感太深，人太怀旧，但是又无从释放，或者说无法把它给体现出来，也会很伤。所谓情深不寿，就是情感太重了会短命的。所以我们有乡情治理的基础，但是我们更要为这些乡情打造和提供更好的渠道和平台。不然情感终究会成为让我们自我自我毁灭的温柔的毒药。第一、乡村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局意义，其实已然不容我们再去模糊了。不管是民政部的文件和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乡村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理解为只是一次政策风或者一次运动式的形式文章，这个已然不是了，它相当于未来就相当于我们要喝水，要吃饭一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了，这个是丢掉了，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说不断的探索的往前走。第二、乡村型社会组织和城市型社会组织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差别，要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仅是人员构成，知识文化水平、管理制度，这个差别，甚至体量，很大程度认为未来乡村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规模会大于城市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规模数量，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中国300万个如果真的长出来了之后，这个体量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第三、乡村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困局和地方政府该提供的一些帮助，更应该说是职责所在，应该是要做的事情。但同时肯定也会成为我们的政策政绩。这个工作亮点就是要快速的研究出一套乡村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办法，这个是非常区别于城市端。乡村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它比城市型社区社会组织更需要孵化服务平台。农村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服务就是个服务工作。对于广大村民来讲，对于广大有爱心的乡贤来讲，他们更需要服务，需要简化流程，让他们快速的壮大起来。第四、广大的乡贤村民，怎么快速的激活所生活的乡村，或者说所眷恋的乡村，社会土壤的破冰，发觉乡村里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事物，同时通过互联网的这些公益众筹的方法，遍地开花，对家乡的这份情感，对能够有着落，能够推动到我们乡村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因为只有乡乡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起来之后，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走出来的人，还是我们留在老家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