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创观点|将社会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浙江省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政社共治经验
2020年初，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 随之蔓延全国， 继而全世界将近一百个国家超过1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截至2020年3月9日）。 在两个多月的疫情防控过程中， 我国在应急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领域的治理短板不断地暴露出来， 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的状况同样存在混乱现象， 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与法治观念的浸润。 这与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大时代背景违和， 也难以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鉴于此种情势， 《中国非营利评论》编辑部邀请了该领域知名中青年专家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相关的社会治理命题进行笔谈， 笔谈内容涉及应急管理中的政社关系、 政府与志愿机制协力、 应急志愿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灾害与公共危机中的慈善募捐、 疫情防控中的基层社区治理， 以及疫情防控中的地方社会治理经验等， 供大家参考、思考与行动。
——《笔谈：透视新冠疫情中的社会治理命题》
本期文章
《将社会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浙江省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政社共治经验》
本期作者
沈永东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 疫情倒逼着地方政府开启 “为社会治理而竞争” 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社会治理, 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是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在这次大考中, 曾经一度成为湖北以外新冠肺炎疫情 “重灾区” 的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公众舆论的高度评价, 被网民形容为抗击疫情的 “模范生” 与恢复经济的 “优等生”｡ 然而, 已有研究与媒体报道浙江疫情治理成效时更多讨论了政府自身的积极角色, 如浙江省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启动公共卫生疫情一级响应､ 率先推出十大最严防疫措施､ 创新实施 “三色” 健康证与“五色” 动态监管图､ 较早应用大数据精密智控疫情､ 最早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的省份, 而对社会力量关注不多｡ 事实上, 浙江是 “枫桥经验” 的发源地, 也是全国 “三治融合” 实践的示范地, 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浙江已经成为共识, 也是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所在｡ 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的时期,浙江省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既有优势并将其应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
本文认为, 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政社共治是浙江省将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的重要经验｡ 在面对突发性疫情的公共治理中, 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传递疫情防控任务时, 难免出现防控措施 “一刀切”､信息沟通机制不顺畅､ 基层防控力量不足等问题｡ 在行政机制缺位或部分政府失灵的时候, 如果现有基层治理中已经形成了成熟发达的社群机制与运作有序的社会组织, 就会容易实现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良性互动与相互补位, 可以弥补疫情严控时期政府无法满足社会个性和多元化需求的不足｡ 一般而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社共治机制分为三个方面: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基层自治｡ 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方面, 社会组织配合协助政府在治安､ 消防､ 环保与纠纷调解等领域的管治; 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方面, 社会组织与政府､ 企业等在扶贫､ 教育､ 医疗､ 助残等社会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供给社会服务; 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自治方面, 社会组织在社区民主协商､ 村民议事等领域促进公民参与基层自治。据此, 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政社共治机制则进一步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配合协助政府防控宣传与物资筹集､ 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联动组成“防疫共同体”､ 社会组织在社区实现防疫互助自治等｡
浙江曾一度是新冠肺炎疫情 “重灾区”, 其累计确诊病例数早在 2 月 5 日就“破千”,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 浙江省也是民营经济大省､ 外来务工大省, 近50% 的总用工人员来自省外, 如何补上用工短板, 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是疫情时期的另一个挑战｡ 浙江省数量众多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治理基础｡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浙江省全省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为 68849 个, 其中社会团体 25265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42828 个､ 基金会 756 个｡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 浙江省共有 3万多家社会组织第一时间在物资捐赠､ 志愿者服务､ 信息传递､ 社区互助､ 复工复产等方面开展自组织行动和有序运作, 带动 280 万名志愿者共同参与防控工作｡ 浙江省社会组织不仅在参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等环节上发挥了较好的功能和效率, 还在配置社会资源､实施应急救援､ 提供专业化服务､ 促进复工复产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应急类社会组织协助地方政府深入一线, 做好病毒防控､ 检测摸排与道路防控等工作｡ 浙江省每年夏秋季常遇台风､ 洪水灾害, 救援类社会组织众多且具有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 而政府与救援类社会组织有着清晰的定位分工, 政府发挥集中优势, 提供资源, 把握重点区域, 而乡镇､ 村社等的细致服务则让社会力量来弥补｡ 据浙江省民政厅报道, 杭州民安公益救援中心､ 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海豚应急救援队､ 建德市民安救援队乐清蓝天救援服务中心､ 温州黑马救援服务中心､ 瓯海海鹰救援中心､ 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等 70 支应急救援队伍共组织 1万志愿者驰援交通､ 公安､ 城管等部门, 在高速口､ 火车站､ 通乡干道､ 农贸市场搭建临时帐篷, 设立监测点, 设卡排查, 实施闭环管控, 有效防止了疫情的扩散｡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与政府､ 爱心企业构建跨部门协作网络, 形成疫情防控物资的快速响应机制｡ 在政社关系上, 浙江省实行的是去中心化模式, 由浙江省慈善联合会发起的 “爱心驰援､ 共抗疫情” 项目, 相关政府部门､ 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建立筹款小组､ 全球购小组､ 翻译小组､ 医疗器械鉴别组､国际物流小组､ 通关小组､ 国内物流小组､ 仓储管理小组､ 物资需求信息小组等 9 个快速响应的跨部门专项小组, 以微信群为交流平台, 发挥跨部门合作的优势与联动效应, 实现善款与疫情防控物资透明､ 快速､ 有效地筹集､ 运送与分配｡ 1 月 25 日, 该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募款, 24 小时内筹集到 1000 万元善款; 1 月 27 日, 首批 10 万个 N99 口罩送到武汉, 供给给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 高危社工和救援队｡
专业服务类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 提供精准化疫情排摸与个性化生活服务｡ 以 1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 为转折点, 社区成为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战场, 这对社区治理提出了重要挑战｡ 浙江省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中引入互联网科技与三级联动机制实现了精准防疫, 如杭州市余杭区建立了以区级为中枢､ 镇街为主体､ 村社为基石的三级联动治理架构, 同步建立以城市大脑为联结的区､ 镇街､ 村社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疫情时期, 杭州市余杭区各社会组织借助镇街､社区､ 村组, 完善 “三级联动” 机制, 形成 “社工 + 社会组织志愿者” 的网格化防疫工作模式, 区政府统一调配指令, 乡镇街道积极响应, 村社则由社会组织组织社工与志愿者自主开展地毯式滚动排摸疫情, 提供社区日常生活的菜篮子米袋子服务, 医疗团队与心理辅导专业化队伍进入社区开展暖心服务; 嘉兴市以 “社会治理云” 和 “微嘉园” 智慧化平台助力精准防疫, 突破部门合力,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功能, 有效减轻了基层压力; 宁波市鄞州区海创社区的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志愿者在一天半内实现对 6000 多户, 20000 多人的疫情排查工作,对隔离住户送菜送饭送温暖｡
行业协会商会链接资源反映需求强化服务, 助力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浙江省行业协会商会大多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而建立, 具有较强的民间性与自主性｡ 尤其是温州行业协会商会在处理国外反倾销事件､ 面临经济下行为企业抱团取暖､ 打造温州行业品牌等方面体现了民间力量的活力｡ 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是浙江经济的基石, 但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复工复产存在明显时滞问题｡ 新近一份由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发起的 “2020 年浙江省中小企业疫情影响调查” 显示, 浙江省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资金支付压力､ 现金流短缺､订单流失与违约赔付､ 开工复工难度大等问题｡ 浙江省行业协会商会为疫情时期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与利益落地做好工作, 如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向政府主要领导呈送 《企业反映复工复产存在 “玻璃门” 亟待解决》 专报, 就推动企业员工返工返岗､ 税费缓缴返还､ 用能成本降低等惠企政策落地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宁波市行业协会商会做好 “店小二”, 做为企业购置防疫物资､ 搭建招工服务平台､ 畅通上下游生产企业､ 团购紧缺性原材料等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浙江省行业协会商会的努力快速推进了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 2 月 26 日, 规模以下制造业产能恢复率为 48%; 全省 777 个小微企业园开园率达 99%, 园内企业复工率为 67%｡
总之, 浙江省在去中心化治理基础上实现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政社共治格局上作出了有益探索｡ 疫情时期政社共治的浙江经验启示我们,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政府统一部署调控下, 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 避免政策 “一刀切” 与政府 “单打一”, 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序参与疫情防控, 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效能,这为后疫情时期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共治的持续深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 社区将成为未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着力点, 除了强化党建引领､ 向社区赋权赋能外, 培育发展专业化的社区社会组织, 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 企业､ 媒体等合作网络构建, 让社会组织使用专业化能力来灵活柔性地介入社区治理将是政社共治的未来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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