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杜甫研究新探索》出版
【书名】杜甫研究新探索
【作者】胡可先 咸晓婷 主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23311-8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定价】128.00元
【装帧】精装
编者简介
胡可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有《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十余部。
咸晓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杜甫研究高端论坛”论文集，收录有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钱志熙、四川大学张志烈、复旦大学查屏球、浙江大学胡可先、西南大学刘明华、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等著名学者的论文。本书主要是从杜诗与初盛唐诗主流诗风的关系等角度来把握杜诗与初盛唐诗的关系，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论述，对安史之乱前杜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发展上的一种情况进行比较系统的叙述，把握杜甫诗中所体现的初盛唐主流诗风，同时也强调其对这种主流诗风的突破。
目录
论安史之乱前的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承与变 / 钱志熙
杜甫叙事歌行与《春秋》笔削见义
——杜甫诗史与六义比兴 / 张高评
《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 / 胡可先
论杜甫乾元元年创作
——《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盛世记忆和现实情感 / 戴伟华
以武事比文艺
——杜甫及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论文方式 / 刘青海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及其地理文化内涵 / 仲瑶
李白“诗仙”之称、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 葛景春
杜甫献《三大礼赋》背景及其与崔昌关系考述 / 孙微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献疑
——兼谈同题唱和诗的艺术成就 / 杨琼
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十九岁至二十岁时
——由太学预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 / 胡永杰
崔氏山庄与杜甫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
——杜甫辋川之作考释及弃官求食说新证 / 查屏球
杜甫的春天
——论杜甫的伤春心理及其诗史意义 / 吴怀东
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业诗中的几个问题
——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 / 郝润华
灾异观念与灾难书写：杜甫、白居易时事诗新论 / 吕家慧
风流与日常
——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 / 陈才智
杜甫的儒学意识
——以典故用法为线索 / [日]佐藤浩一
陈、李、杜与“风雅”诗学：中晚唐对盛唐诗的接受 / 咸晓婷
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 / 孟国栋
邵傅《杜律集解》及其日本和刻本考论 / 汪欣欣
翁方纲论杜诗 / 张东艳
李白和杜甫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传与受容 / 文艳蓉
思杜札记：杜甫《堂成》与蒋兆和杜甫画像 / 张志烈
杜诗“会当临绝顶”异文探讨
——兼议古籍整理中的“较胜”选择 / 刘明华
《墨庄漫录》校勘辨析杜诗、苏诗条目考述 / 王红霞、王然
“盍簪”“簪盍”“盍戠”“戠盍”系列考 / 蔡锦芳、许琛琛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晚清学者黄云鹄碑刻研究 / 黄萍、李霞锋
杜甫研究再攀高峰
——杜甫研究高端论坛学术总结 / 胡可先
样章
论安史之乱前的杜诗
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承与变
钱志熙
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何给杜诗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安史之乱是造成杜诗前后变化的最重要的节点。研究者强调安史之乱对杜诗发展的巨大影响，这甚至可以说近现代杜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尤其是五四之后的杜诗学。有一种倾向，因为强调安史之乱对杜诗的决定性作用，而贬低杜甫前期诗歌的价值。如胡适就认为“杜甫以前诗皆不严肃不真挚”，夏承焘受胡氏影响，也说：“非有安禄山，逼不出杜甫。杜甫如无禄山，亦俱为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龌龊士流耳。”但夏氏也不完全同意胡氏的说法，他又说：“老杜若少年遇此大变，亦不成大家。杜之境遇，乃一部唐诗之缩影。”可以说是对前说的一个补充。这后一句话，其实隐藏着一个话题，即安史之乱后之前的杜诗是安史之乱后杜诗的一个准备，也即强调杜甫前期的艺术积累对于后来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承焘似乎也有意将安史之乱之前与之后的杜诗与安史之乱之前与之后唐诗这两个话题结合起来讨论。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后的杜诗之变，不仅是杜诗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是唐诗的一种变化。当然，安史之乱造成唐诗之变，不只是存在于杜诗的发展历史中，同样存在于盛中唐之际其他诗家的艺术发展历史中，比如刘长卿、韦应物、元结等人，也都是造成唐诗之变的重要诗人。从更长时期来看，韩孟、元白这两派相对于初盛唐诗风的新变，也与安史之乱后的历史变化相关联。所以，以安史之乱为界来谈唐诗的前后变化，光从杜甫这里谈是不够的。但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无疑是盛中唐之际唐诗诗风变化的最重要的环节。所以夏氏以其为“一部唐诗之缩影”。这也正是我们将安史之乱前的杜诗与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承与变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讨论的逻辑上的理由。
杜诗与初盛唐诗，乃至六朝诗风有一种承变与离合的关系，应该是杜诗研究的一个角度。这种关系当然体现在整个杜诗创作中，但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即安史之乱前的杜诗，较多地继承了初盛唐的主流诗风，而安史之乱后的杜诗，相对于主流诗风来说，变化更大，在审美趣味上对传统有很大的突破。朱熹曾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杜甫与“选诗”的关系，正是其与初盛唐主流诗风关系的核心问题。初盛唐诗风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尤其是盛唐诗风是在继承汉魏风骨、剔除齐梁绮靡的整体策略中得到发展的。但是，整个初盛唐诗歌，与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因革承变，也是在汉魏六朝审美传统的范畴之内的一种协调。大历诗风的主流，仍是承接着初盛唐的，甚至有复归齐梁初唐的表现。贞元、元和之后，才是唐诗的更大的变化。要理解这些问题，朱熹所说的“选诗”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朱熹将杜诗的承变关系概括为前期多学“选诗”与后来“渐放手”不学“选诗”的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此角度适当地做些调整，将杜诗的承变概括为其与初盛唐主流诗风的关系的问题。安史之乱前的杜诗和杜诗与初盛唐诗的承变关系，其实是不同角度的问题，但它们有所相交。
但是，当我们提出上述两个考察角度时，困难仍然是很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概括初盛唐的主流诗风？作为一种常识，初唐诗风与盛唐诗风是连接着的，但人们更重视的是它的变化，这个变化从艺术自身的发展来讲，主因就是一种复古的艺术思想的作用。当然这种复古的艺术思想与实践的发生的现实原因，迄今都未得到充分的论证。我们现在着重于讲杜诗与初盛唐诗风的承与变，就得对这两段诗风对杜甫的影响，有所区分。即唐诗受初唐诗风的影响问题与杜诗与盛唐主流诗风，或称盛唐正宗风格的合离关系。但仅仅这两个层面，包含的内容仍然十分丰富。为此，我想对杜诗与初盛唐诗风的关系做这样的分别，即杜诗对初唐诗风的接受，可以概括为其与初唐词学体制中的诗学的一种承传关系。而其与盛唐正宗诗风的关系，则着重于杜甫与盛唐（甚至唐诗的基本特质）“清新”的诗学的合与离的关系。这两个角度，当然不能包括杜甫与初盛唐诗关系的全部，显然还可以有其他的角度和概括方式。但却是比较深层的，而且是尽可能逼近初盛唐诗学的原生状态的。
杜诗的发展，如果从风格的层面上说，也可以概括为从六朝的词华风雅、清新俊逸的风格中发展出的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沉郁顿挫风格，在写实性与现实性以及抒情强度上，都明显地突破了初盛唐主流诗风的审美趣味。但是当我们考察初唐，尤其是盛唐诗风的整体发展趋势时，又不能不看到，写实性及现实性的增加，抒情强度的增强，正是唐诗发展的一种基本的趋势。因此，也可以说，杜甫，或许还可包括李白，他们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发展，是对主流诗风中这种发展趋势的更加突出的发展。
图文编辑 | 陈志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