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羌塘：留给下一个千年的遗产
大自然并不发问，也从不回答人类的问难。她早就有了决断。只有我们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开始破晓。
书记罗布占堆的烦恼
罗布占堆，是西藏自治区一名普通的乡党委书记。他的乡，位于藏北羌塘高原腹地，距离拉萨起码两天车程。这里的海拔，随便超过珠峰大本营。氧气稀薄、大风低温、牧草稀疏。作为一名牧区的基层干部，风餐露宿、奔波辗转早已是罗占的生活常态。他和大伙儿一起努力：全乡500多人口，近4万头牲畜，还有些三产副业。现在乡亲们的收入不错，在整个羌塘区域都属前列。
“就是野生动物太多啦，我们都被包围啦！”
在他的乡，我很多次体验过这种被包围感。
一年冬天，我抱着望远镜坐在一个湖边牧场。周围一两公里范围内，近2000头藏羚羊“密密麻麻”地游荡，粗鲁地谈情说爱。
一年夏天，我跑遍这个乡的东南西北。走着走着，常常与威猛的野牦牛狭路相逢，彼此受到惊吓。一年春天，我被人半夜从睡袋里拎出来。两头棕熊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光临乡政府旁的闲置民宅，正抱着屋里的糌粑袋子大快朵颐。
与兽同在，或很浪漫；但在羌塘，它无比现实，有时甚至残酷。
乡亲们越来越担心：“无处不在”的藏羚羊和野驴会吃光家羊的草、“无处不在”的野牦牛会抢跑自己的家牛、“无处不在”的狼、棕熊、和雪豹会偷袭更多的牲畜和财产。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从业人员，我既高兴，又担心。在羌塘，这种情况不局限于一地，更不发源于一时。我知道：某种意义上，罗布占堆书记和他勤劳善良的乡亲们，正生活在人类改造地球的最前沿。他们身后，是人类文明的综合成果；他们面前的土地，则是地球仅存不多的超级荒野，是举世罕见的野生动物家园。
“羌塘”，并非具体的行政概念，藏语意为“北方的空地”。大体说来，它包含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以及昆仑、可可西里山脉以南的辽阔区域，面积大约7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德国、英国、再加一个冰岛。西藏301省道位于北纬32度，从羌塘中部横贯而过。这条公路以北，人烟更加稀少，也常被指做狭义的羌塘。羌塘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欧亚大陆的最高阶，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总体而言，这里气候干燥、寒冷、多风、光照强。
1970年代，罗布占堆的乡亲们从羌塘南部出发，北进300多公里，才落脚在今天的位置。不过，他们远非第一批人类访客。大约一千年前，已有猎手和游牧群落在羌塘寒冷的高地扎下营帐。一百多年前，现代探险家出现在这里。他们怀揣各种目的，向着彩云消散的远方艰难跋涉，不吝牺牲。也因此，羌塘风物得以记载，并渐渐流传。这些勇者中，包括那位一生奇遇无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rdin）。
1901年，就在发现楼兰古城的旅行结束后不久，赫定踏上藏北的无人之境。瑞典国王、印度总督、以及诺贝尔先生都是他此行的热心支持者。赫定曾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Herdin 1909），记录彼时旅行的情景与心情：
路？在那片土地上，只有野牦牛、野驴和羚羊踏出来的路。……这里高耸着雄伟的高大山脉，山顶上覆盖着耀眼的白雪，还有着蜿蜒曲折的峡谷。……如果有谁认为在如此孤寂的荒野中旅行会令人感到乏味和厌倦，那么他就错了。世界上没有比这里更壮观的景象。每一天的跋涉都会为你带来难以想象的美丽景色。
显然，瑞典人的野心在这片人类文明的绝迹之处得到完美满足。不过，所谓“孤寂的荒野”，恐怕只是他为后文所做的情感铺垫。人类视角的荒原，也是其它生物的乐土。
与赫定前后脚，1903年，年轻的英国陆军上尉赛西尔罗林（Cecil Rawling）也抵达羌塘。在藏区范围内，他的队伍考察了近10万平方公里区域。据说，罗林准备做第一个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白人。回国后，罗林于1905年发表《伟大的高原（The Great Plateau）》一书。关于羌塘西部的野生动物，他写到：
从我面前开始，到视线所及的东北方，有几千头母藏羚羊和它们的孩子。……所有的人都走出帐篷目睹这一壮观的景色，并试图估计出群体数量。但结果却各不相同。对我们来说，要确定数量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最大视野范围中，不断有新的群体出现，平均每个视野至少有15,000至20,000头藏羚羊。
罗林一行八年后，1911年冬天，羌塘东部，一队亡命天涯的士兵从这里艰难地前往青海。多年以后，他们的领队陈渠珍写成一部《艽野尘梦》，讲述这一路令人唏嘘的故事。书中同样记载诸多野生动物见闻：
“一日途次，见沙碛中尘沙蔽天，远远而至。众颇骇然，停止不敢进。有顷，行渐近，隐若有物长驱而来。……此乃野牛（注：野牦牛）也。千百成群，游行大漠。……行十余分钟始尽。念之，不觉悚然。”
“经六、七日后，途遇野骡（注：藏野驴）数百成群，……野骡见人不避，且行且前，或也疑为其同类也。”
“再行七、八里，天已昏暮，四顾苍茫，不能再进。遂就沟中宿焉。既而狂风怒号，无数野狼，嗥鸣甚急，时远时近。”
前人文字，勾人想象：和着探险家的赞叹与旅人伤怀，野兽们漫山遍野、呼啸来去。羌塘，早就是“它们”的自由王国。
百年来，它们还好吗？
夏勒博士的笔记
1933年，斯文赫定正在中国西北进行又一次规模空前的科学考察。这一年，一个名叫乔治夏勒的男孩出生在德国。小夏勒十来岁时，偶然读到赫定的藏北探险故事。他当时肯定不知道，自己后半生会与羌塘结下怎样的缘分。
1988年8月，55岁的夏勒博士第一次来到羌塘。这时，他已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资深科学家，并在过去三十年中完成了非洲、北美的多项研究，闻名世界。在八十五年前罗林上尉赞叹过的地方，夏勒博士再次目睹了羌塘野生动物的奇观。三十年的科学经验告诉自己：羌塘很可能幸运地保持了原始状态，保存了完整的生物功能，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极其特殊的。
随后，在政府支持下，夏勒博士与中国科学家一起努力，对羌塘和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展开一系列研究与保护项目。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一次是2016年，83岁的夏勒博士依然在高原的寒风中跋山涉水。老人家说：“只要羌塘需要，我继续来。”
如同1980年代夏勒博士的判断，很大程度上，羌塘依然留存着完整且健康的高寒草原及荒漠生态系统。以北部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注：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除去湖泊、冰川、及植被线以上的高地，保护区内大约88%的区域有着潜在的野生哺乳动物生境。经过漫长的进化史，羌塘的野生动物高度适应氧气稀薄、季节性强、草食稀疏且营养含量低的自然环境。它们中的很多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种，并且数量大，分布非常广泛。
比如，举世瞩目的藏羚羊。
这种美丽的动物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中北部地区。根据夏勒博士和中国科学家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调查，它们大致可分为羌塘南部的若干不迁徙种群和四大迁徙种群。其中，三大迁徙种群也生活在羌塘。公众了解较多的，是位于青海可可西里的迁徙种群。据估计，全球共有18个有蹄类物种和亚种，至今仍然保留着大迁徙行为。藏羚羊，是我国境内仅存的唯一。
兽群上路，浩浩汤汤，观者动容。除了审美意义，动物迁徙还对生态系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比如提升植被生产力、促进营养物质循环。正如角马之于东非大草原，无数代藏羚羊的季节性大迁徙，勾勒出今日羌塘生态系统的轮廓。
估算分布广泛且活跃的野生动物的数量，从来都是科学和保护界的难题。90年代，夏勒博士估算当时的藏羚羊总数在75,000头以内。每年交配期和产仔期是藏羚羊分布最集中的时候。排除这两个时段，20世纪初的探险家们动辄报告一地上万头藏羚羊，似乎这种现象已在几十年中消失。长期的猎杀，特别是20世纪后半段的非法盗猎，几乎将这种动物推上灭绝的边缘。
经过二、三十年的保护，羌塘区域内的猎杀得到遏制，局部调查也表明藏羚羊种群正在恢复。以罗布占堆书记所在的乡为例，对比夏勒博士90年代初的调查数据，这里的藏羚羊确实呈现出季节性的密度增长。在更大范围内，整体评估结果也展示出可喜的趋势。
（两只雄性藏羚羊为交配权而战）
不过，藏羚羊保护远非无忧。藏羚羊的冬季栖息地和迁徙路线常与羌塘牧业活动区域重叠，为我们的书记和乡亲们带来烦恼。但是，反过来，家畜对优质水草的高强度竞争、广泛分布的草场围栏、人类活动对交配地的干扰、家畜潜在的疾病传播，都会影响藏羚羊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造成巨大的种群波动。看似再虚弱的人类组织，也比这些野生“土著居民”强大许多。
类似的例子，还有当年令陈渠珍“悚然”的巨兽：野牦牛。
成年雄性野牦牛站立肩高可超过175cm，体重大于800公斤。它们是青藏高原上常见的家牦牛的野生祖先。
当年，夏勒博士跑遍高原的东西南北，他判断野牦牛总数应在15,000头左右，其中羌塘占有70%。直到现在，科学界依然缺乏对它们数量的可信估计。
历史上，野牦牛的分布范围要比现在广阔得多。甚至五六十年前，青海东部的年保玉则还有它们的身影。曾经猖獗的打猎和拓荒，将野牦牛压缩到无人区及周边地带。如今，野牦牛主要分布在从羌塘到可可西里的无人之境；无人区之外，还有许多孤立的小种群，被包围在家畜的海洋中。
与藏羚羊一样，人类带给野牦牛的压力不止于直接猎杀。罗布占堆书记所在的乡里，在那些水草较好的传统栖息地上，家牦牛数量其实十倍于野牦牛。除了“你多一口，我少一口”的资源竞争外，家野牦牛之间的杂交问题愈演愈烈，甚至家牦牛基因已向北部无人区内扩散。
另外，羌塘的生态系统正在经历全球最快速的气候变化之一，任何保护问题都无法回避。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模拟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野牦牛的分布变化趋势。几十年后，当前羌塘野牦牛的春夏季适宜栖息地可能会有七成消失，而秋冬季栖息地的消失比例则可能达到90%以上。
2017年春天，在一封邮件中，夏勒博士给我看过他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笔记：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已经成为羌塘的一个组成部分，祖先将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富饶的牧场留给了我们。在这些自然财富中，有一部分已被挥霍待尽……但是我知道，即使我的悲观主义折射了一种对未来的顽固期望，从实际角度来讲，在广阔的羌塘，有许多部分是能够挽救的。现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在实施这样的努力。为了将羌塘传递到下一个千年，人们必须永远保持道德上的警觉，怀着热情去理解生态，专心地致力于维持牧民及他们的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协调。”
看起来，当年他的建议，在今天一样适用。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那么这片草原将最终成为一片真正的荒漠，只有呼啸的风声不时地打断死一般的寂静。”
为下一个千年，我们打算留下怎样的遗产？
后人能否像今天一样，还有机会实地感受羌塘原始而壮美的生命奇观？
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否书写新的篇章，令羌塘成为人类尊重自然的实践典范？
近年来，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73个现代化管护站拔地而起。相比上一个十年，全羌塘范围内监测、巡护、野生动物救助力量突飞猛进。
200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建立并完善了覆盖全区的补偿机制，缓解野生动物对群众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力度之大，世所罕见。社会资源也在投入羌塘保护。比如，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协助保护区和羌塘社区建立人兽冲突防护体系、探索社区保护地的新机制、优化管护站职能。为了加强羌塘保护的科学基础，政府、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展大量针对关键物种的调查与基础研究，不断填补知识空白。
20世纪中叶，在美国新墨西哥的沼泽荒野上，拓荒者努力创造着自己的世界。他们挖下的每一条排水沟，都令当地生态系统经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很少有人能感受到这些变化，观光客甚至觉得这里的景色迷人。
今天，在羌塘，我们面临类似的局面。在羌塘最好的草场上，围栏和道路不断延伸、牲畜牧场扩张，自驾穿越者仍在保护区内穿行。我们总有猎奇的野心。
现代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开创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曾叹息过：“当历史需要面包，而我们却给了它一块石头时，我们总是想尽招数解释这两者之间是多么的相似。”他认为，从根本上需要建立稳固的生态伦理。伦理规范是对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行为的制约，也是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
已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尾声，在羌塘，我们是否仍然缺乏普遍认可的人与土地、野生生物关系的伦理界定？在斯文赫定出生之前二十年，一位叫亨利·梭罗的美国人，提着板斧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开始全新的生活。后来，他告诉全世界：荒野保存着世界的希望。他还说：“大自然并不发问，也从不回答人类的问难。她早就有了决断。只有我们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开始破晓。”
(本文发表于《西藏人文地理》2017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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