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为何总是被提起?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2分，前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至今仍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30年后，伤害仍未停止。一份最新出炉的报告称，切尔诺贝利事件可能已造成20万起额外死亡。高辐射粒子至今仍留在俄罗斯南部的森林中，威胁着当地民众的健康。
幼儿园里的破娃娃，切尔诺贝利的时间被冻结在了1986。
记者路线图。
伤害，从出生时开始
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新济布科夫镇，儿童夭折率比其他地方高五倍；出生的婴儿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比例超过一半。
在一个叫斯塔里•维科夫（Stary Vyshkov）的小村庄，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正要骑车去学校。她身后就是一大片林地。“像这样的林子，辐射会很高。孩子们在里面玩耍，东摸西摸；然后回家又直接拿糖塞到嘴里。”
“我11岁的女儿，开始掉眉毛、掉头发，我带她去咨询莫斯科的医生，医生说，这与切尔诺贝利有关。”在新济布科夫镇，32岁的奥斯卡娜（Oksana Inashevskaya）女士说。
“您11岁的女儿……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在30年前，事故后19年您女儿才出生，怎么也会跟事故有关？”
“核事故的危害，并不只是一代人。未来世代的身体会出现更多问题，因为他们的父母受过辐射影响，身体更脆弱，这些基因问题代代相传，未来世代的问题会更多。”奥斯卡娜说。
在当地某个学校后面的玩乐场上，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但他们不知道，玩乐场上的辐射量“不算很高，只有正常值的两倍”。
“当你听到有关‘切尔诺贝利儿童’，你想象中的当事人大概应该是40岁上下，因为那毕竟是30年前的事故了。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只有十几岁、甚至几岁、几个月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仍然出现各种问题，因为他们父母受过核辐射。”74岁的NGO工作者沃维科（Pavel Vdovichenko）说。他领导的“切尔诺贝利儿童”NGO项目已工作了30年。
像奥斯卡娜11岁女儿那样的案例，沃维科见过太多。他能滔滔不绝地举例说上好几个小时。15岁的女孩患上癌症、4岁的孩子突然出现各种奇怪病症然后瘫痪……“这里的患癌率比其他地区高三倍。”他说。
“这里出生的婴儿，身体比其他地区脆弱得多。”奥斯卡娜说。
30年前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布良斯克州新济布科夫镇有三万人口，居民并没有被撤离。而如今，三分之一的病人，疾病都与辐射有关。
工作在布良斯克州新济布科夫镇中心医院的维克特（Victor Khanayev）医生说，“这个地区，对一个做医生的人来说，太困难了。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几乎从来没有时间休息。很多人有病没钱治。这些病要用很昂贵的药，但医保不包。”
本来，这里的孩子每年夏天都要被送到医院里做检查和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但如今因为预算裁减，这项政策将在今年七月取消。
“当我在其他地方时，我就觉得好多了，”维克特的一个病人亚历山大说，“而在这里，我每天都能感到辐射带来的疼痛。”但他说他没有钱搬家。
维克特见过各种各样的癌症，这里癌症比率比其他地区高得多，而且每年都在增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20年也不会降低。”
见过病人哭吗？“我的病人不哭。他们觉得能活下来就很幸运了。”
“我的绝大多数病人都很贫穷，每月退休金只有一万卢布左右（约合人民币1000元），他们要花至少三分之一在医药上。而我们目前有的这些药，根本不够把他们治好。”
他感谢欧盟，说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给予他们很多帮助，送来各种食物、药品，还会安排这里的孩子去他们那里度假。但这一切，远远不够。
“很多人从来没做过甲状腺超声检查，他们没有钱。”
他潜入禁地，将父母埋葬在爷爷身旁
下车之前，人们必须换上橡胶雨鞋。重新上车前，专家要用仪器扫描每个人的衣物、鞋底，然后每个人要屁股坐在车座上，脚在车外，换下雨鞋，拿黑色塑料袋装好，才能将双脚缩回车内。
这片看上去并无特别的野地，30年前曾是5000人居住的村庄。
“茨维亚斯克”（Svyatsk），这是一个因核辐射被遗弃的村庄。曾有5000人居住，两个大教堂，还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区——这个村子在二战中曾被德军占领，所有犹太人都曾在集中营里呆过。
如今，30年后，这里看起来完全像荒野。在车子飞驰而过的瞬间，偶尔能看到一点点房子的残迹。
茨维亚斯克的公墓，仿佛放大了的婴儿床——人生来与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
在我们走访墓地时，本应被设为禁地的公墓，迎来一位熟悉的客人。他叫维克（Strelukor Victor），出生在这个已被废弃的村子里。“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时候，我10岁。”他说自己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景，只知道有大事发生，生活从此彻底改变。
如今已经40岁的他说，父母在七年前过世，他总觉得如果不是切尔诺贝利，父母不应死得这么早。“但我永远也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他耸耸肩。
“人们没有钱去专门做辐射检测，我们也只能把死亡率与从前相比来推测与切尔诺贝利的关系。”绿色和平反核专家阿里穆夫（Rashid Alimov）说。
阿里穆夫说，本来按照撤离方案，居民可以将房子作价卖给政府，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但陆续有人返回来。“他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也无法习惯，故土难离。”另外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这里的居民属于“旧礼仪派”，与当前主流的俄罗斯东正教格格不入。
村民维克如今经常来拜访墓地。七年前，他将父母葬入这个本已属于禁地的墓场。“我的爷爷葬在这里，我的太爷爷葬在那边，我整个家族都葬在这里。”他指着父母墓旁的地方，对他来说，时不时来拜祭祖先非常重要。
村民维克，七年前他将父母葬入这块已是禁地的墓场。
对村民维克的到来，反核专家艾利克斯显得极不耐烦。“今天还算好的，他穿了橡胶雨鞋。平常他经常踢踏个拖鞋就跑来，他根本不在意会把尘土带上车，带回家。”
“你不担心核辐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维克又一次耸耸肩，“我照常生活，不去想这些事。”
他顿了顿，又说：“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家。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是时间”。
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往北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切尔诺贝利。这里的一切都停留在了事故发生时的1986年。导游约翰笑嘻嘻地说，“从现在起，我们要互称‘同志’。”
30年前，这里是前苏联精心设计的“五星级”模范城镇。连首都基辅的人，都经常跑到这里来，购买基辅没有的时髦货——这里是前苏联能买到香奈儿五号香水的寥寥几个地方之一。
30年后，这里是鬼城。当我们重返当地，这里已经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网络，也没有人。当导游约翰戏谑着喊我们“同志”，就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30年前的鬼魂，在这死去的城市里脚步踉跄，随处飘荡。
这里曾是城中最高级的餐厅，落地玻璃上有非常漂亮的琉璃画。这个餐厅面湖而建，全是漂亮的落地大玻璃，事故后曾有人想把它们卸下来运到基辅的博物馆，但发现辐射量实在太高，只好作罢。
曾经的超市，天花板已经掉落，但还看到各个过道上的大幅分类标签。一个在80年代就使用塑料袋和购物车的超市，在西方也许并不算罕见，但在前苏联，则令人惊叹。这里也是80年代中，前苏联能买到香奈儿五号香水的极少数地方之一。
出事的四号反应炉。
1986年，前苏联用一个石棺将四号反应炉封闭，旧石棺号称能至少用30年。如今当局在四号反应炉旁花五年时间建造了一个圆拱型的新石棺，完成后将沿轨道平移过去，将旧石棺一并盖住。新石棺号称能用100年。
这座新石棺，资金来源于40个国家，由1400名工人参与建造。“一旦建好，我们会将它沿着轨道平移过去，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米，相当于一只巨大的蜗牛，”新石棺负责人尼可拉斯•科尔（Nicolas Caille）曾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称。
圆拱型新石棺即将完成建造。
30年前，当4号反应炉发生爆炸，高辐射性的尘埃和碎片曾随风一直吹到意大利和瑞典。“那很可能会再次发生，如果新石棺不赶紧造好的话，”科尔说，切尔诺贝利不像其他历史遗迹一样只属于过去，它的潜在危险会跟着我们一起到未来。
“切尔诺贝利将永远存在。”他说。
1905年，爱因斯坦写下E=MC²，预设了核能的利用与开发。魔盒就此被打开，人类发现了核能的巨大能量，也唤起了潜藏的危险。
如今，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电力来自核能。但人类也无法忘记，日本广岛和长崎升起的蘑菇云；美国的三英里岛、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日本的福岛，前前后后成千上万生命的消陨和磨难。关于核能的争议从未停息。反对核能的队伍中，通常包括人道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却是支持核能的主力。
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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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常悦 李楠(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