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绛：十年浩劫，温润如玉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2016年5月25日凌晨，
杨绛燃尽了她的生命之火
病逝于北京
享年105岁
杨绛
作为著名女作家、
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
钱钟书的夫人
杨绛用自己的生命之火
烤暖了人世间所有的幽暗和不明。
这一年来，人们纪念杨绛，
不仅仅是因为她做了什么，
更是对她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的致敬。
本文开头的诗
是杨绛生前翻译英国诗人瓦特·兰德的作品
也是被杨绛钟爱多年的一首诗。
大概是因为兰德的诗照见了杨绛的心，
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脚
岁月轮回，静水流深。
她这一生，
便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
用幽幽微光照亮着茫茫穹苍。
钱钟书，1910年出生于诗书礼仪家学深厚的无锡钱家，有着“江南才子”之称的父亲钱基博望子成龙，对长子钱钟书殷殷教诲。教会中学毕业后，饱读中西方诗书的钱钟书以英文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便闻名学界，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从英法留学归国的钱钟书，再次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
钱钟书爱读中西方诗文，也爱写，在清华学习的第三年，他遇到了同样爱诗的杨绛。杨绛原名杨季康，家中排行老四，1911年出生于北京，后因父亲杨荫杭时任京师高等检查庭长，不愿在军阀政府沉浮，而举家迁回老家无锡。已经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大四学生的杨绛，因为醉心文学创作，最终踏上无锡开往北京的火车。一年后她正式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院，在如梦之梦的清华园，在古月堂下，杨绛初遇钱钟书。
杨绛第一次和钱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了鸿雁往来。
叶廷芳评价他们的爱情是天作之合。两人的知识背景，两人的智力的强度，高度都一致，没有听说过他俩人有拌过嘴，或吵过架。
有朋友笑钱锺书有夸妻癖，总是不停地提起杨绛。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做过钱、杨两位先生的助手，他回忆起钱锺书评价杨绛：他夸赞杨绛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1935年春，钱钟书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杨绛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杨绛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分批被下放干校，钱钟书和杨绛先后下了干校。杨绛属菜园班，有时随大队到麦田或豆田锄草，而专职通信员的钱钟书就经常借到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停留片刻，隔溪与妻子交谈。
钱钟书来的时候，还没等坐下来，杨绛就把她写的东西递上去，钱钟书就一边看一边找个马扎坐下，两个人在那里聊天，有的时候有说有笑，有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就这样在那儿聊天。菜园相会的老夫妇，在杨绛看来“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
曾经，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历经过战乱，饱受了离情，这对相濡以沫的伴侣却从未经受过天人两隔的伤痛。1997年早春，两人的爱女钱瑗因肺癌晚期匆匆辞世，仅仅一年后，钱钟书带着对妻子的万般歉疚也离开了。望着未合好眼皮的丈夫和他尚且温热的身体，杨绛伏在丈夫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 一九八九年冬与钱锺书在北京三里河宿舍院中散步
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走进钱钟书的读书生活”的活动，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完成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在万众瞩目下正式发行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册厚厚的笔记，只因为十三年前的一个承诺。
钱钟书去世后，留下大量的学术成果没来得及公之于众，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遗作。
为了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已年届九十，本已身心交瘁的杨绛对钱钟书的全部手稿开始精心地整理排编。她后来回忆道，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
多年来，杨绛一页一页地拿剪子，浆糊，贴补。有的已经变脆了，变成两半，她还要拿纸去贴好，补好。大量的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德文资料，也一度让杨绛感到艰难无比。
对杨绛来说，很多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杨绛说：“我爱丈夫，胜过自己。”她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但这并不能遮盖掉杨绛本身的才华和光辉。
杨绛酷爱读书，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她的这一爱好来源于父亲，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是他的一大嗜好，杨绛喜好和父亲谈论读书，同时又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美。比如，杨绛喜爱李煜的词，父亲推崇杜甫的诗。就读书这件事，他们父女二人还有过这样的对话：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无论是留学英国，还是耄耋之年，杨绛最大的爱好，也只是回家读点书，做点学问。
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杨绛，热爱阅读中西方古圣贤哲的书籍，这些书不仅为她的翻译和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想象力，也成为她晚年心有所归的伴侣。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译者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答今年出版的，而为了这本译著倾注的将近20年的心血却略而不谈。事实上《堂吉诃德》的翻译始于1958年，为了忠实于原作，已经47岁的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胡真才：她大概从1962年，1963年就开始译，译到1966年，就是已经译了，《堂吉诃德》不是上下册嘛，上册都译完了，下册大概译了三分之一吧，结果“文革”一爆发呢，就不能再译了。不光不能译，这个稿子还给没收了，没收以后呢，就一直没有下落。让她们打扫厕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扫一个很脏的屋子，无意中在这个屋子里边发现了自己的译稿。
杨绛说她当时“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但直到她下干校之前，才最终和这个“儿女”团聚。因中断多年，她得重新从头再译。
杨绛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
1951年5月，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前夕，文艺创作的压力还不算大，但老一辈文人学者长篇累牍的自我检讨。此时刚刚发表了《小阳春》的杨绛正值创作的鼎盛时期，心中酝酿已久的题材等待落笔。但是杨绛此时却和钱钟书一样选择了封笔。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她没有再进行文学创作，披上了“隐身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群众运动的高涨把已经“隐身”多年的杨绛“揪了出来”。
反右之后，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当时对三面白旗的批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因郑振铎因公遇难而作罢。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因海外学界的不同评价而中断，只有杨绛这面白旗被“连根拔下，还撕得粉碎”。
而批判杨绛的材料，正是出自曾师从于钱钟书门下的杨耀民之手。双反运动最终落下帷幕，但是杨耀民却始终没有走出愧对师长的阴影。文革中，杨耀民自杀身亡，至死也没有勇气当面向两位先生致歉。
但杨绛却没有怨恨他，杨绛看到的不是“披着羊皮的狼”，而是“披着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坚信“性善论”，她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性善的。
批斗的声浪刚刚变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分批被下放干校，这个后来不了了之的运动，在当时的参与者看来却仿佛是一场永不会醒的噩梦。
当时学部所有人只要点了名，就要立刻跟随队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而再过几天，就要过六十岁生日的钱钟书，也成为下干校的先遣队员。在他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强忍住离愁别恨的杨绛竭尽全力地为丈夫准备行装。
1970年7月12日，将近60岁的杨绛也下了干校。直到1972年3月，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的钱钟书和杨绛才被遣送回京，寄居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
无论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放干校，还是末期的流亡岁月，幸运的是钱钟书和杨绛身边总有一群好心人，不仅敬重他们，而且关怀爱护备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帮”倒台，一时间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而历尽十年浩劫，失去多位亲人的杨绛却平静地记下，“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2003年，《我们仨》在大陆和港台同期印行，杨绛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字样，所有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这个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动。但是很少人知道，杨绛写《我们仨》是因为想念女儿，杨绛曾对病中的钱钟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当时已经不能交谈的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1937年5月19日，当钱钟书从护士手中抱过出生的女儿，他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薛鸿时：杨先生说钱先生有一股痴气嘛，很痴，就是他很专一，他很爱自己的女儿，就觉得假如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要分掉对她的爱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够了，足够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瑗随父母来到北京，她无比快乐地发现，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华，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却已经开始囫囵吞枣似的饱览杨绛书桌上的各种外文书籍，杨绛对此也“绝对放任”，杨绛说“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
1978年，从俄语教师改习英语专业的钱瑗参加了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赴英深造。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瑗在北师大开设“英语文体学”，善于想办法的钱瑗，不愿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识，形象生动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涩的知识讲解得生动有趣。
在学生的赞扬，同行的好评，成功的教学成绩背后，钱瑗却有着常人不及的勤奋刻苦。杨绛说钱瑗每天一早挎个大包去赶车，紧张得一只脚穿黄鞋，一只脚穿黑鞋都没发觉。回到家电话也多，有时答问一谈就是几十分钟，还常出差。杨绛心疼女儿问“能不能偷点懒”，钱瑗摇摇头。
1995年春天，钱瑗开始咳嗽，当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剧，起不了床，此时钱瑗尽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难，当司机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进胸科医院，临走时她还轻松地对妈妈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杨绛说1996年10月间，钱瑗记起妈妈曾说要记一篇《我们仨》，便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当杨绛答应后，尽管钱瑗当时仰卧写字很困难，她却乐于以此自遣。11月医院报病危，她还在爱惜光阴。忍受病苦的钱瑗，此时最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关怀，但是她却并不要杨绛来看望，反而担心医院路途太远，让妈妈劳累。
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钱钟书和杨绛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钱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还是将她的骨灰带回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在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到距离这棵雪松有一段距离，钱瑗曾工作的教学楼边上，遥遥地望了望这棵树。杨绛套用苏东坡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她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 抗战胜利后，约1946年，摄于上海。
从左至右杨绛、钱瑗、钱钟书
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这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伯拉图的《斐多》篇。
2000年，当中译本《斐多》一经出版，便被广大读者称颂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2002年，杨绛又将对女儿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中，杨绛与钱钟书和女儿阿圆又聚了聚。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又与妈妈能够相依相偎。而2004年，经过杨绛反复修改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册装的《杨绛文集》。
杨绛曾说，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2011年7月8日，杨绛以笔答的形式在《文汇报》发表著述《坐在人生的边上》。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这样的句子：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而杨绛的一生，便是认认真真淘洗污秽、萃取精华的锻炼过程。
2011年、2014年，凤凰卫视曾两度独家访问杨绛先生和她的亲友，制作了纪录片《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通过影像记忆，记录下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的故事。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v00208ds5la&width=500&height=375&auto=0| 独家影像回顾：纪录片《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
她微笑着，倔强着，
一生都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
用读书、翻译和写作来告慰
“给予过、赠与过和已经离开了的”灵魂伴侣。
她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离开。
却留给我们长久敬仰的智慧。
编辑：撕纸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