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 | “如果早知道深圳的变化，我就不去香港了”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研究者认为，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逃港者
文：马家辉
在深圳逛荡半天，买了几袋书，被朋友带到欢乐天地旁的餐厅吃川菜，一道“胡椒酸菜汤鱼”把我舌头辣得发麻，然而麻过之后，舌尖回甘，又忍不住大吃特吃。
以前我较喜上海菜和苏杭菜，近两年则爱上四川菜和湖南菜，可惜在香港找不到较佳的店，即使有，不知何故吃了两三遍之后即觉味道走样，恐怕因为厨师被挖角或自立门户，难以为继。找好店难，找“可持续发展的好店”更难，香港多变，连吃食水平亦变化急速。
但其实真正想说的并非吃食，而是说说饭桌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了，退休后，出钱出力搞了个“大妈舞蹈团”，组织了一群退休女性演练民族歌舞，因他年少时曾是省级艺团舞员，老来重拾老兴趣，大过“班主瘾”，余生不愁寂寞。
现在的欧阳东已从香港回到了深圳
吃食之际，老先生忆往思旧，表白自己原来是个“逃港者”，在一九七九年跟两个朋友下水偷渡来港，游了四个钟头，上岸后，徒步进入元朗，被一名花农收留。花农是好心人，却亦为了牟利，因为把他转介给蛇头，可以收回若干钞票。至于蛇头，当然亦要收钱，把他带到九龙市区交给先前已逃港成功的亲友，索取费用，开价三千，最后一千成交。在荒诞的年代里，偷渡是个产业，有明确的生态链。他怀疑连警察亦会收钱，因为在前往九龙的小巴上，有警察查车，蛇头打个眼色，警察即对他视而不见，予以放行。那时候仍有“抵垒政策”，谁能进入市区，谁便可领身份证，住够七年，便是香港人。
年轻时的欧阳东（右）
“七九年已是改革开放，还逃港干什么？”我边吃酸鱼，边忍不住好奇追问。
老先生道： “我不知道改革开放是玩真的啊！那年头，谁都说不准，毛主席不也说过‘百花齐放’吗？结果是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老先生说住港七年，几乎未交过租金，白天在工厂上班，加班到晚上九点，再去做看更，睡在大厦管理处，清晨了，便又上班，拼命工作赚钱，把每分钱寄回深圳让妻子买地建屋，七年后返回内地，已是小富翁了。
如今的世界之窗，曾经的逃港出发地
至于当年一起偷渡的两个朋友，刚上岸已被抓走，遣回内地，却因祸得福，在改革开放的势头里做生意、发大财，如今已是财团老板。祸福诡秘，难怪余华小说《活着》至今销路不衰，只因故事切合诡秘国情，活着，毕竟最为重要。
柴湾沉船记
文：马家辉
“一国两制”二十年，港媒访问《大逃港》陈姓作者，他总结历史悲歌的启示教训，提醒道，政策好、人心归，归根究底最重要的是做对了政策。
深圳市邓小平广场画像
这样的提醒其实源自邓小平的领悟。深圳改革开放之初，势头对了，却依然不断有人逃亡香港，他们冒险犯难，为的是，不信任、不满意、不认同，所以不顾前头千山万水，执意要走。邓小平听取干部报告之后，轻轻说了一句，这是政策问题，人们要逃，绝非边防守卫所能阻挡。
事隔多年，如果我们仍未“吃透”这句话的真谛，未免太对不起邓老爷子了。
《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在深圳湾红树林
《大逃港》资料丰富，是记者的努力成果，翻阅档案和追踪采访，七年前在内地初版，肯定触碰了不少禁区。但仍能出版，是占了时间的便宜。此一时，彼一时也，春去冬来，历史总是走着弯弯曲曲的道路，执笔者唯有告诉自己，放心，历史不一定往前进步，却必有所循环，必须搬出等待的耐性，文字的生命必比任何冬天都能持久。
我读《大》，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报道里的人性明暗。坦白说，这书写得努力，却有点写“坏”了，结构松散，文字拖拉，使得许多精彩动人故事打了折扣。
香港海警记录的逃港者画面
所谓大逃港，有不止一次，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皆见人潮，在高峰的一九六二年，有多达数万人集结于中港边境山上，伺机而动，其后有多达一万人被港警拘捕，分批遣返，数千名香港居民涌往救亲，拦截军车，高喊： “快啲走！契弟走得慢！”混乱中有两三千个偷渡客跳车逃离，终于进入他们渴望进入的“万恶资本主义香港”。
被海警发现的逃港者
一九六二年的逃港悲剧特别多。有一艘机动船先从大鹏湾驶到澳门，再来香港，当靠近柴湾之际，突遭水警轮截查，蛇头急忙中把数十名偷渡客从机动船转到一条小艇上，夜里，风急浪高，艇窄人挤，想不翻转也很难。在恐怖的惨叫声中，偷渡客全部掉进海里，水警奋力救人，蛇头逃之夭夭，到最后，死者三十三人，包括了若干孩童。
香港边防与海港，有血泪，有哭声，隔着时间重温，却仍有熟悉的悲恸。
编导：裴天懿
编辑：田园、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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