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一场霍乱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时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
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蕴生。
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
他就是日后位列京城四大名医的萧龙友。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一时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息园医隐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1912年，萧龙友在《息园医隐记》写下：“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他在这个《医隐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余志在医国’，他当时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对国家没有任何帮助，国家、民族仍然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所心折的医家前辈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即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萧龙友公余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萧龙友让他们在乐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政职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浮沉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他自号“息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1930年，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创办者中还包括同为京城四大名医的孔伯华。孔伯华是孔子的第七十四代后人，自幼熟读经史。在西学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1951年的一天，经周总理推荐，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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