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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一代烟王褚时健:绝不庸碌过一生

2016-04-09 我们一起走过 凤凰卫视

从糖王、烟王、到橙王,褚时健不断变换人生角色。他曾是红塔集团董事长,一手缔造起商业帝国,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1994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9年,他跌落人生谷底,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出狱后他开始承包荒山种橙,“褚橙”名噪一时。2014年,他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过山车一般的人生,让褚时健感慨良多,他唯一欣慰的是,至少他曾经奋斗过,这就够了。





本期《我们一起走过》,

将带您了解“中国烟王”褚时健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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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一个关键词可以概括他的核心——生命力。

 

褚时健用经历证明——生命力与年龄无关。


他是一个有特别旺盛生命力的人,所谓的生命力不是跟年龄有关系,很多年轻的人,都没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对事情没有更多的积极性。褚时健从年少的时候,到他中年、晚年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强劲的生命力。


所以他在75岁创业的时候,支撑自己的应是原始的动力,是刻在骨子里的倔劲与不服输。


他说“并不是说我的生活需要财富支撑,在财富方面我是不缺的。或者是说,我曾经在烟厂摔了一跤,那么我需要重新在工作面前树立形象,其实并不是。”这种创业活力是来源于他生命力的作用,一定要有事情做,“如果你不让我做事情的话,可能我就活不久了。”


除了75岁再出发种植褚橙一跃而起,展露出无穷活力外,从早年经历,到在戛洒糖厂与玉溪卷烟厂担任领导时期的他,都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两组事迹,足以证明他充足旺盛的生命力,以及胸中一股敢于逆流而上的精神。




1
家庭变故——苦难中学会笑对生活


褚时健少年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动荡不安的战局带走了先后带走了他的父亲、二哥褚时仁、年幼两岁的弟弟褚时候,身为长子,他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他很早就开始帮母亲卖酒、维持家用。


这年的他,才22岁,然而生活的种种磨难让他已经早早开始深思生命的意义。他回忆说,革命就是这样,要牺牲,要付出代价,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死的看法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可能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


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


“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活比死要重要的多。”

   

2
领导企业——逆境中敢拼敢闯


任职戛洒糖厂期间,从1964到1978年10余年间,中国经历文革的劫难,但褚时健带领的戛洒糖厂效益却突飞猛进,职工们开荒种菜,每周吃肉,喝酒,生活得到充足保障。靠顽强爱拼的生命力,十年光景间,褚时健赢得了所有人的信赖与尊重。


玉溪卷烟厂则是他一生传奇的里程碑。1978年,50岁的他奉云南省委组织部之命,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文革期间,玉溪卷烟厂是玉溪地区武斗最厉害的地方,“炮派”和“八派”的派性斗争让卷烟厂的各位候选领导都望而却步,但褚时健毅然前往。


“两派闹事的斗争比较激烈。厂长在车间里面转,党委书记也在车间里面转的时候,人家把他抱着按在车间地板上了,所以他当时还是不想来这个地方。”(张启学)
“怕我也得硬着头皮,但是我相信我拿得下来。我从几百人的小厂来到几千人的这个大厂,也没有感觉,进门来我就感觉,人家在搞我的事,开始了,但是我心里头是稳的,我想等你们来搞我这些,我把你们解决了,一点力都不费,因为我懂了。”(褚时健)


刚来卷烟厂,他完全被无视,厂里给他一家四口的,只有一间14平米的房屋,里面只有一张高低床和一台旧桌子。


褚时健似乎并不在意,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还安排自己和16岁的儿子睡上铺,老伴儿和女儿睡下铺。马静芬愤怒地说,这分明是个下马威,烟厂的人是要故意收拾他们。


“以前住的老房子,职工住的老房子,腾给他一间,厂长来了一个也不来帮忙,调来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来帮他整一下。”(丁连祥)

        

上世纪90年代玉溪烟厂时期的褚时健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业绩没起色,褚时健为了发展,屡次突破制度藩篱。


1982年,褚时健受到一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因在于用香烟和广东商人进行商品串换。


玉溪烟厂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规避了国家的《烟草专卖法》,比如烟厂的引进设备、购买化肥,还有卷烟的辅料,像丝束、烟纸、包装纸等等这些,实际上按照《烟草专卖法》的规定,它都必须要纳入专卖计划的规定,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企业卡的就透不过气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个大问题,不干厂子就完,干的话就得冒险了。


那时,玉溪卷烟厂的进口辅料都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供给量往往不及烟厂生产所需量的一半。为了烟厂尽快发展,褚时健采用商品串换的方法,以成品烟换取广东商人提供的进口辅料。


“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搞串换,怎么串换呢?因为国家给他一部分计划以外的卷烟,他生产出来这个卷烟,他拿去串换,换什么?换化肥,啊,换辅料,节约着换,那么他这个就是一种商业的一种行为了,他不受国家计划管,在这个环节可能就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他爆发的利润特别大。”(马军)

 

事后,褚时健又用成品烟串换来四川火腿、广东家电,再低价卖给烟厂职工改善生活,玉溪纪委以“投机倒把罪”给了褚时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沉默了几天,没有争辩。想想烟厂因此赚的钱,这个罪名他认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褚时健为了进一步扩大烟厂效益,迈的步子更大了,甚至直接向国家体制发起了挑战。

 

1985年,褚时健去美国烟田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卷烟品质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原料的好坏,从此他开始着手建立集团自己的高品质原料生产基地。

 

按照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划分,烟草公司负责调拨烟叶、卡纸等原料,卷烟厂负责生产,烟草专卖局负责销售,三环节彼此独立,互不干涉。褚时健建立烟草基地的想法被人称为是“将手伸向了别人的锅里”,不仅遭到外部的反对,连卷烟厂的职工们也认为此法并不可行。


借着契机,褚时健与1000多户烟农谈下合作协议,玉溪卷烟厂有了2400多亩原料试验田。结果,按照褚时健的管理方法,试验田的烟叶不仅产量远高于此前,质量也大大提高。这给了褚时健莫大的信心,他要把烟草基地建成烟厂的“第一车间”。


在此过程中,把烟草公司、烟厂以及专卖局三个相互独立的单位合而为一是褚时健一直考虑的事。此时,主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在省委特意为褚时健安排了一场汇报会。会上,褚时健力陈三机构合一会带来烟叶质量的提升和烟厂效益的提高,显然所有人都被他说动了,但在国家机构设置方面谁也不敢妄自触碰,一旦有何不良后果,谁能承担责任,最后还是朱奎想了个折衷的办法,关于三合一,不发文件,而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只在玉溪范围内实行。由此,褚时健三合一的愿望实现了。


因为敢于创新与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在经过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达到它发展的顶峰,给国家纳税100多亿后,工厂税后还有六七十个亿的利润。“红塔山”和“红梅”成为国内知名品牌,收到热烈追捧,烟厂成为“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褚时健也成为“亚洲烟王”。


他就是这么敢作敢当,

只要结果是对大家有利,

自己受点处分没什么。

 

从职工到市民,从地方到国家,褚时健带领的玉溪卷烟厂改变了一个地方,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烟草局势。

 
昔日的玉溪卷烟厂,如今的红塔集团

就是凭借一股不愿服输的韧劲,

褚时健的职场之路才能一直顺风顺水。 


2015年12月,新的一本《褚时健传》正式出版。书的前沿褚时健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序言,他说,回想这么多年来,自己做得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褚时健十几岁就在家乡帮着母亲谋生,几十年来,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他说,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本期《我们一起走过》,带你寻访“亚洲烟王”褚时健成功路上背后的故事,更多精彩细节,敬请锁定凤凰卫视中文台本周播出的节目《哀牢山记》。


事业正当风华正茂之时,他却陷入人生低谷——家庭变故、牢狱之灾,年老重返哀牢山种植柑橘。这位传奇人物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下周《我们一起走过》将带您继续了解褚时健跌宕起伏的人生,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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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梅苑 李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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