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志熙《浮世草：杂文与诗集》
著名的古典文史研究家、成功大学张高评教授语及治学方法，有这样精辟的见解：“学界研究问题，起始多从单一、个别、专业、定向角度进行探论。等到研究成果积累相当丰富之后，就有必要进一步作学科整合，将边缘学科、姊妹艺术、兄弟文艺间，作一交叉探索，整合考察，如此方能反映学术之客观真实。”像是遍布古典文学领域的“诗画相融、诗禅相通、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赋为词、以文为词、以诗为词、以文为四六、诗书画相济”等钱锺书所谓“破体为文”与“出位之思”等现象，如果研究者不能具备诗词文章（乃至书画之道）一定的创作经验，而单纯以文论文，以诗论诗，以词论词，则对于深入认识其文学性及其文学史意义，恐造成一定的窒碍，更不必说学术发展进一步要求学者利用其它专业、学科之知识储备，作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样的强调尤其必要。辄闻研究唐诗、词学、曲学、古文的学者之雅好吟诗弄文，而且他们乐意承认，正以受惠于其创作经验，才能对古典的体悟不断深入，与此相应，其所研究之心得，介入、影响其文学创作者，自不待言。但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今却少见提倡，然而，回顾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诸校中文系所，不仅开设了新文学研究性质的课程，而且还有“新文学习作”、“各体文习作”之类的课程，如此一来，“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至少可培养出像样的新文学欣赏者，而这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自此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便宣告与创作的绝缘，以致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流行不衰，直至近年来才有向北美高校学习、引进的“创意写作硕士项目”（M.F.A or M.A in Creative Writing）稍稍可以补救其偏弊，然而仍有相当之局限。
不过，最近出版的《浮世草：杂文与诗集》（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5月版，以下简作《浮世草》）为该领域沟通研究与创作、促进二者之互动提供了一个示范。该书作者是长期任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知名学者解志熙教授。其早年学术作品如《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为中外研究相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而近年来先后完成的《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则试图为现代文学文献学取向的研究划定基本的作业规范、标准，已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但如所周知，学术并非一位学者的人生之一切，文字也不是只有论文可观，为了纪念其逝世三十年的祖父，也为了保存这浮世的一点因缘，更为了台北友人的再四相邀，作者遂决定将历年所作诗文汇成一册，交付出版，虽然在其是聊存记忆的性质，但却为后世治学术史者留存了一份珍贵资料，也让我们有机会体察其学术研究之外的才情，及其饶有启发意味的人生经历、阅世经验。
“或许正因为浮世难凭吧，所以人生的因缘才弥觉珍贵。尝记周作人氏早年译介日本俳人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乃有感于人生终于难以断念的，正是这人间因缘的系恋，所以有句云：‘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这虽然是消极的说法，而正不妨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生既然还有可珍贵的因缘，则纵使浮世又何必消极呢！”尚未翻阅正文，这段印在《浮世草》封底的文字，就已经让人低徊不已。追想起来，倒不是由于它逆写了周作人、小林一茶慨叹浮生如梦的心情，或是寄寓着犹如古代中国士夫一般以有涯事无涯的入世心境（这样的道理随处听得够多了），相反，恰如拜读葡语诗人佩索阿的名诗《我要全然孤单地留存在世上》：“被众神注定，我要全然孤单地/留存在世上。/反抗他们是无用的：他们给予的/我毫无疑虑地接受。/像麦子弯腰于风中，又昂首于/大风歇息时。”与佩索阿不同，尽管解教授自陈《浮世草》是“业余”所作，但意旨仍然相当严肃。全书按照文章体性，分为四编。第一编“品书录”多是为前辈、友人、晚辈的学术著作所作的序评，与一般充满客套、奖掖之类的言辞不同，解教授的序泰半是长篇大论，其中对某些学界聚讼已久的问题发表一得之见，直可视之为“述学文体”之一种。譬如在最近出版的王增如、李向东撰《丁玲传》（此书在今夏上海书展备受追捧）的序言中，他再度讨论革命文艺的现代性，乃是被现代中国历史情境所规定、集革命的合法性与专制性为一体、必然承载着我们至今难以承受之局限的“中国现代性”，这在实践中既难以分别去取，在认识上也不可分而观之，“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颇无助于认识问题的症结。这一卓见态度之鲜明，论证之严密，尤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支配下的诸多研究进行有力之商榷，自可新人耳目。又如序《儒将张俊》而论及近代西北民族问题，痛陈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害，指出对近代西北史包括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应该破除忌讳，实事求是，学界中人想必亦乐闻之。
此编所收的另外两篇专题论文，也是作者精心研究近现代文学史多年的创获之作。《古典文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创获》以任访秋先生文学史遗著三种（《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为讨论对象，指出任访秋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成就，即在于经受了新文化、新文学的洗礼，后师从周作人、胡适之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加上经年累月的勤学苦思，卒得以“科学的方法、历史的解释和客观的态度”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一坚实基础；然其著作中对韩愈古文及宋以前文学的批评，仍有欠公道，或理有未周，其成功之经验与失败之教训值得后人汲取。另一篇《“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从朱自清、王瑶对林庚著《中国文学史》的批评谈起，分析了王瑶名著《中古文学史论》摆荡于“美化”与“酷评”之间的特点，进而检讨其新文学史研究的旨趣、立场之变，一言以蔽之，乃是从早期的执迷于“进步”到晚年的重申“保守”，从早期的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甚至以学术隐射现实）到晚年的注重文献考证、尊重历史事实，认识到这一变化，对我们长期以来偏重“理论化”的文学研究而言，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文末一节记叙作者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而被王瑶先生“刁难”之情事，似是闲笔，却又能融学术研究与纪事、怀人于一炉，足见文章之老道，至于其见解之深湛，感情之真挚，更无须多费笔墨。
但没有被“严肃”二字吓跑的普通读者，愈读愈醰醰有味的，恐怕会是其余三编，依次为散文随笔“怀想录”、旧体诗文“荒疏草”、素体诗集“浮世草”。散文随笔只有九篇，内中追忆其少年、大学时期在艰苦中成长的经历，或可激励青年一代；至于以后进入河南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受业于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与“严上加严”的严家炎教授，及至参加工作，数年之间，与任访秋、樊骏、孙玉石、刘增杰、徐葆耕、吕正惠等师友时相过从，交情弥笃，不期然二三师友亡故，以是望风怀想，述其交谊与论学旧事，读来俱真切可感，个中亦浮现出作者素朴求实的为人与为学之道的面影。然而，《浮世草》之编辑既是聊存记忆，无意求一统系，因此所收纳者，一半是学术作品，一半为艺文实践，足见在作者的心目中，学术作品固然有其价值，但艺文实践也并非无足轻重。
览其旧体诗文一编，颇多契阔酬唱之作。尽管作者自谓不求格律之工，即如《村落记》、《秋日寄梦》及《五十初度自记》等篇什，深谙古典之三昧，当代学人恐少有能为之者。至于《聊寄堂自叙》一篇，前曾作为《考文叙事录》之代后记，流传于学界，虽不过数百字，尤堪玩味：“窃念原本乡野，质木无文，少小离家，负笈四方，旅食求生之余，稍读儒先之书。及其卒业，幸来诸多师友之助，猥充上庠教员之职，遂混迹学界，聊以糊口。尝为时髦思辨之文，曾获‘学术新锐’之名。然频年作论，心实厌之；加之话语络绎，信乎应接之不暇，左支右吾，确乎不胜其烦也。清夜自惟：值此老大不小之年，为此不东不西之学，岁月蹉跎，何时是了！而况日苦酬对，不少莫名其妙之人；时感难支，颇多匪夷所思之事。长此以往，何以遣之？”以下引出心与口的一番辨论，并以心宣布“流连兮光景，随缘乎学术，从容于岁月也”作结，俨然从《庄子》、《醉翁谈录》里落跑的一则寓言故事。而其旧体诗作，亦不乏清新可诵者，如《秋日记梦》云：“梦中烟雨醒时无，此身宁与前生同？满世界风任他吹，一丁点事自从容。”其时作者博士毕业，冯至、钱锺书等前辈学人青眼有加，北大亦有意作留校安排，而作者信守诺言，毅然由京之汴，重返母校工作，临行前作此诗抒怀明志，毫无一般矜夸之气，惟见其自信、从容而不事张扬之致。
不过，对我这个忠实的诗歌读者来说，最有兴趣的却是第四编——素体诗集“浮世草”。如所周知，素体诗（blank verse，亦译作“无韵诗”）本是西洋诗歌最重要的样式，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的《失乐园》、华兹华斯的《序曲》，虽无行行押尾韵的要求，但对一行之中音步的抑扬顿挫颇为考究。自20世纪初移植至中文语境以来，亦不断有尝试者，终未能取得较大成就。解教授无意觊觎诗人桂冠，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修养深厚，多年来又精研现代中国诗学，学有余力，则属意尝试，正是情理之中事。其素体诗如词之上下阙，每首皆分作上下二段，各十五行，每行十余字，力避排偶、抒写自如，结构安排独具匠心，而多以生动的白话、口语出之，其力道却也毫不逊色于文雅、优美的书面语之组合。更关键的是，作者赋予这一诗体的叙事功能以优先位置的同时，却也能不断控制修辞，精心安排诗歌的特殊节奏，俾使其抒情美学的质地不致被消融。如《莲的秘密》云：“沉沉足音触叩静静的山谷，/终于那踏过万水千山的脚/止步于此：只因发现了你，/满心欢喜的高僧遂于匡庐/结莲社以接引天下有缘人，/在你的静美中参悟佛法的/真谛。后来那眼高于顶的/道学家，也对你青眼有加，/在一个风雨之夜慨然献上/“出淤泥而不染”的颂词。/而你一如既往地保持本色。”以下却翻转其意，指出科学家研究发现莲所以“出淤泥而不染”，因的是其莲叶之下隐藏着万千细微绒毛，可过滤任何杂质，正所谓“清者自清，洁者自洁”，但“这对于人类，/就说起来容易做起难矣。”反讽意味跃然纸上。这个意蕴深长的结尾，也提示我们注意其诗作的另一特征，此即叙述与抒情之外，不乏机智精警或充满反讽意味的议论，为诗歌平添一层“知性”的光芒。
所谓“知性”云云，既有别于谨严有余而美学意味不足之“理性”，也不同于浪漫有余而无批判、反逻辑之“感性”，取法乎中庸之道，适可补救“理性”与“感性”各执一端的偏至。据解教授的研究，在现代中国早期的文学、诗学的历史脉络之中，亦只有冯至《山水》系列散文与欧外鸥、柳木下、胡明树等“反抒情主义”者的诗作，可以填补空白。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心得，当解教授实验素体诗的创作，首先青睐的乃正是可以发挥知性诗学风格的“翻案诗”（palinode），如《风雅颂》、《神圣的起源》、《在人间》、《不朽的传说》等，这些诗作无一例外地拆解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风流雅事之所谓“风雅”，戳穿新的“神话”与旧的“不朽的传说”，让那些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回到凡间，现出原形，何其快哉。与之相类的抒写手法，也在一些咏物题材的诗作中经常出现，这使得其素体诗摆脱了“托物言志”的古典传统，其所咏之物亦与我们熟悉的古代诗人所咏之物截然不同，还原了物之为物的本性。且看《树犹如此》：“宠辱不惊的老榆树啊，你毫无/‘树犹如此’的伤悲，只讨厌/老被人当风景。于是你赤条条/站着死去，留下了木头和空地。”此时此刻，人、物、主、客之别早已消弭殆尽，惟有万事万物一体无别、同观之境界。按此诗之写作缘起，是亲睹京西北一棵将死之古树而有所感兴。实际上，连同《树犹如此》在内，这些素体诗多半是偶然起意、一时兴会所作，并非刻意为之（当然这并非是说没有兴会之后的经营与锤炼）。
然而惟其如此，似更能见出作者人到中年之时一种隐微的讽世感时之情怀，并非如梁实秋所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那么恬然自足，或如老舍“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总有种挥之不去的酸辛，相反，素体诗辑《浮世草》之抒写，与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环境、身份、地位无关，更多地是来自内心的一再省察。概括地说，那是不再执着于思考彻底的虚无、永恒的孤独以及个体的脆弱，仍然时刻准备着对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感动；拥抱不彻底的知性、理性，领受人之为人、我之为我的天命，却以一种更加坚毅而从容的姿态横站于大地之上。这种境界、状态，乍看像庄子、周作人、小林一茶等中外文人的智慧交织而成，但当我们慢慢走进去，却发现回荡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仁者无惧”的传统，耳际萦绕着冯至、里尔克、克尔凯郭尔的声音，而“仁厚的夜正静静地来临……”。循此线索，读者亦不难发现：正是这种以学术为志业的生活，行进至中年，适逢了诸种深沉的阅世经验与“心事浩茫连广宇”的人生况味，终于凝结成如许隐微而广阔的中年情怀，发而为诗、为文，才有了这本似无统系却自成一体的素体诗集“浮世草”。
但正如前文所述，《浮世草》的出版，再一次敦促我们思考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诚然，研究者的本职工作在学术，与创作是二事，然而对于文学而言，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较其他专业更形密切。正如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懂韵谱、诗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李白、杜甫的认识能够比普通读者更权威一样，我们也无法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新诗、小说、散文创作经验的专家，对清末的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史的体会，会有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然而，当代的文学专业教育却显著地缺少了这一环节。未来的学者既不能沟通创作与研究，培养他们的当代学者之差强人意，我们大致也可以推想一二。仔细说起来，研究这一阶段文学的学者（作家、诗人出身，此后进入学院者除外），公余从事创作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以旧体诗词为例，目力所及，只有陈思和、宋益乔二先生曾刊行过其作品集。至于素体诗，解教授之外，不敢作第二人想。可是，恕我们大胆设想：假如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都能懂一点旧体诗词，关于旧体诗词是否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争议，恐怕会减少许多无稽之谈；能作一点古文、八股文，研究起章太炎、周作人乃至五四文学，应该会少说不少外行话。
面对已然成为“陈迹”的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这样的强调显然有其必要，然而，当代文学难道不需要注意这一问题吗？事实上，尽管“创作与学术，在很多人看来，是鱼与熊掌难以得兼。”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作家同时又是大学者的现象并不少见，仅以现代作家而言，我们熟悉的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人大率即是。尽管当代的知识分工与学术生产体系加剧了学术与创作的分裂，但这一分裂绝不应该成为文学研究者的“宿命”；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所有人能像他们一样卓尔不群，但是假如批评、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也能做一些新诗、小说、戏剧（至少文从字顺，无语病，像是一个受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专业训练出身的作者），相信他自己做起评论来，便能充分体会作者之苦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且讲得理直气壮，他的评论对象——作家朋友们——大概也会心服口服，如此一来，或可以略为纾解作家与批评家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同时，面对公众，学院中人似亦不必为“文学”一业反复解释、正名，以其一身二任之故也。
（原载《文艺评论》2016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改，现刊出其未删节版，感谢作者赐稿。）
张高评《论文选题与治学方法（四）》，《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2期。
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佩索阿《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韦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3页；解志熙《“灵魂里的山川”之写照——且说冯至对中国散文的贡献》，未刊稿。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二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7页。
龙迪勇《在创作与学术之间——〈寻找诗意〉自序》，《文艺评论》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