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

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或鲁迅所说的“文明批评”，或直截了当地简称为“批评”，乃是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使命。“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１）本文将以鲁迅与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为例，“双焦点”地讨论知识分子在实行此一使命时所处的“位置”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问题。 

彷徨于无地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导言里谈论他面对大量的殖民主义资料时学术写作的困境：　太教条的一般概括或太实证的具体描述所产生的曲解与不准确。前者一言以蔽之地论证形形色色的文本都贯穿了“欧洲优越论”和“种族主义”的主导思想，如此就会“在令人不可接受的一般描写的层面上写出粗糙的论战”；后者将写出“原子论式的细密分析”，　却迷失了这个领域中“一般线索的全部轨迹”。 

要走出这种方法困境或视觉困境，萨义德认为，必须涉及他所说的“我自己的当代现实”的三个主要方面：１．纯知识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区别；２．方法论问题（策略定位与策略构形）；３．个人的维度。前两个方面都与第三个方面密切关联，让我们先来看看何谓“个人的维度”。 

萨义德引用了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一段话：“批评阐述的起点是意识到一个人的真实所是，是作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之产物的‘认识你自己’，它已经在你内心积累了无限的踪迹，却未留下一个清单。”他强调指出紧接着的一句话（惟一的一部英文译本却“莫名奇妙地”漏译了）：“因此，有必要在一开始就编纂出这样一个清单来。”（２） 

有意识地生产这样一个清单，萨义德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清单说来话长，大致可以用“生活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来概括。在我看来，批评的位置即由如下两方面划定：一是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二是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而这位置当然是游动的、越界的，或者用萨义德回忆录的书名来说，是“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真正的位置，不管你是不是具有离乡背井的现实经验。 

地理“中间物”

“无地彷徨”，应也是鲁迅贯穿一生的切身体验。早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中年以后由绍兴“逃到”北平，然后厦门、广州、上海。上海十年，其实也经常要“逃”。经典的一次经历，便是出门去参加一个集会，不带门钥匙，以显示不准备回来的决心。一方面，被浙江省党部通辑令斥为“堕落文人”而终生未能踏入故乡地界；另一方面，　却被左翼战友攻击为“封建余孽”、“双重的反革命”和“法西斯蒂”。这种被迫“横站”的身姿，最重要的，仍然是社会位置的“格格不入”。 

鲁迅在1927年底离开广州到上海，在几间大学作了一些演讲，其中的两篇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和《关于知识阶级》。正如钱理群所说，这里包含了鲁迅晚年（1930年代）思考与实践的核心问题。“真的知识阶级”不但不听指挥刀的将令，而且勇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意见，“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此即萨义德之所谓“向权势说真话”。然而这“真的知识阶级”、“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因为“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３）即如萨义德在美国被人称为“恐怖教授”，犹太极端分子烧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但在巴勒斯坦，阿拉法特的秘密警察也一样禁了他的书。 

鲁迅的“历史中间物”的思想如今已广为人知，这是时间的进化链上的环节相替。对他自己一再强调的空间的“地理中间物”状态则显然注意得不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肩着黑暗的闸门”——这姿态既英勇又尴尬。而“影的告别”彷徨于明暗之间，彷徨于无地。单是集子的书名，也能凸显鲁迅言说位置的“中间物”状态。“南腔北调”标示了国（族）语时代流离者方言乡音的驳杂不纯；“二心集”涉及的是萨义德所谓“多重忠诚”的问题；“且介亭”（半租界）不但是居住的空间位置，更凸显了殖民被殖民带来的暧昧发言位置。 

由这样一个位置，“代表”或“再现”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审慎。萨义德揭露欧洲如何发明“东方”，却不愿意指证“真正的东方”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样做他就变成他笔下的“东方主义者”，将一种想象强加给自己的族人。鲁迅一直怀疑自己的笔是否真的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逃“导师”的纸冠惟恐不及，最不相信的是翻着筋斗、摇身一变（用萨义德的术语是“改宗”）、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惟我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 

对位阅读法

这样一个流动的位置，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正面的有利之处也应该强调。“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 ⋯⋯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４）

所谓对位批评，萨义德曾经在他的《文化和帝国主义》里做过详细的阐述：“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配合里，各种主题相互掣肘，任何特定的主题只能暂时不受节制；然而在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复调音乐里，却有着协奏和秩序，一种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在旋律配合（counterpoint）里，配合是个对抗的术语，而在旋律配合的音乐技巧里，会出现“音调对音调”的短句。萨义德论证说“按照同样的方式”，反帝国的主题可以针对迄今许多西方文化杰作的主流解释来阅读。（５）例如吉卜林，可以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东方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令萨义德 真正感兴趣的，正是“这两种情形共存”。 

对萨义德来说，多重参照的视觉带来“惊奇”。鲁迅则着眼于“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从方法上讲，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取喻音乐，关键在于“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来阅读，这无疑得自于他深味了地缘政治的不同主题的变异和连接。而鲁迅对音乐不感兴趣，爱好的反而是让萨义德感到“视觉惶恐”的绘画，但显然也分享了他的“年代错位法”，最拿手的“文明批评”，是证明“过去并没有过去”。 

萨义德曾经引过一位记者的话说“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在一种假设下工作：即所有政府的官方报道都是弄虚作假”。这里涉及的是权力与叙事的关系。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是提供另类的叙事版本，从知识上、道德上、政治上引发讨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表征、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表征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6）

我由此想到的是鲁迅关于援引“野史”来质疑“正史”，关于扫除“瞒与骗”，关于“读字里行间”，关于“推背图”等一系列用于阅读权势者叙事的方法。 

“推背图”法

所谓“推背图”法，鲁迅说是“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这方法来源于痛苦与牺牲，来源于读者的“当代现实”，但是“推背图”法要比“正面文章反看法”更复杂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7）“说”与“做”，“明”与“暗”，“自己”与“别人”、“这样”与“那样”，排列组合，变幻莫测。这是做文章之难，也是读文章之难。 

官方叙事的文本总是存在着不可为外人道的解读密码。鲁迅在他晚年的一篇类乎“童话”的杂文中揭示了这一点：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８） 

“可箝而纵，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鲁迅曾说《鬼谷子》里的这一段最是可怕。鲁迅指出官方文本中的编码秘密，指出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一性”，而隐瞒这种“不同一性”正是权力运作的奥妙之所在。与当代新儒家天真无邪地相信历史上的官方记载大为不同，鲁迅认为必须参考行政施法时的“老手段”一起阅读：“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呀，⋯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9）因此历史不是别的什么史，而是效果的历史，鲁迅简单地概括为“儒效”二字。（10） 

当“正人君子”们占据了“公理”、“正义”等“好看的名目”，鲁迅却认为必须揭示“麒麟皮下的马脚”。这令人联想到鲁迅早年心仪的尼采，以及萨义德引用尼采的这段总结性话语：“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一支游动的军队，是一大群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方式；是经过诗化、修辞加工后被换位、被修饰得十分凝练的人类关系总和；这些关系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不变、经典，且具有约束力。真理就是幻象，只不过我们忘了这一事实而已。真理是隐喻，但它们已经陈旧不堪，毫无感官力量，它们如同钱币失去了喻意而仅仅是金属。”真理是历史的产物，它借助社会、政治和语言机构而继续生存。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对权势说真话，其中的一种方法是重新激活那些隐喻和转喻，使真理历史化，也就是说，使被污辱被损害的人的声音浮出地表。 

注释： 

（１）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Ｐ29。 

（２）　萨义德《东方主义•导言》，（《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Ｐ8－９，２５） 

（３）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 

（４）　萨义德《寒冬心灵》，1984，Ｐ55 

（５）　萨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Ｐ55 

（６）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1997，Ｐ48－49） 

（７）　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 

（８）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９）　鲁迅《华盖集•补白》 

（１０）另一个天真无邪的当代例子是学者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引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制度创新”的方向。同样是未能看到“月球的另一面”，把文本等同于现实了。 

原文发表于《天涯》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