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 “默存”仍自有风骨 ——钱锺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
近代文学研究 第103期
编者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解志熙教授的《“默存”仍自有风骨——钱锺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熔文献学与文学批评、研究于一体，是近年来关于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重要作品。该文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为省刊物篇幅，发表时有所删节。承蒙作者授权，现恢复其全稿，交“近代文学研究”公号（微信号：jindaiwenxue）发表时，作者又据文献数据库将其中所引旧体诗词一一核对、订正，谨致谢忱。
“默存”仍自有风骨
——钱锺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
文/解志熙
解志熙
内容提要：钱锺书写于沦陷区的旧体诗，在诗书酬应中对一些诗友的出处行藏有所讽劝，显出“世乱交有道”的道德操守，而夜坐明志，“偷活私存四不心”，市楼独登，“四望忽焉吾土地”，漫兴寄意，“血仇也值乾坤赌，留命终看社稷全”，更表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这些文学行为足证即使在艰难“默存”之际，钱锺书仍保持了为人的风骨与处世的原则，与随时浮沉的附逆文人龙榆生等判然有别。
在近现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仍在继续。虽然诗人词人们即兴抒怀、纪事应酬的旧诗词写作行为，大多是积习使然、惯性而为，确乎新意无多且技艺陈旧，但在搁置了它们作为诗词的独创价值不论外，其历史的认识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而有助于文学史研究之“知人论世”也。钱锺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些散佚诗作，就从或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艰难时世下的为人风骨、处世原则和担当精神。在那样的时地做出这样的文学行为，是很不容易的，可惜这些诗作却长期不为人知。下面就先录钱诗本文然后略作考释——考察其关心之所在及其相关的人、事、诗之情伪，力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人文关联中做出比较确切的解读。
蛰居诗言志：
钱锺书写于沦陷时期的旧体诗拾遗
夜坐[1]
试扪舌在尚成吟，野哭衔碑尽咽音。生未逢辰忧用老，夜难测底坐来深。忍饥直似三无语（东坡以毳饭戏刘恭父，谓饭菜盐三者皆无），偷活私存四不心（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林际春申流寓者，眼穿何望到如今？
叔子来晤却寄[2]
斗室谈诗席尚温，堂堂交谊不磨存。是非莫问心终谅，悲喜相看语屡吞。志在全躯保妻子，事关孤注赌乾坤。思君梦入渔洋句，残照西风白下门。
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3]
新来筋力上楼慵，影抱孤高插午空。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肃清开眼输宾客，衰病缠身念秃翁。太息无期继佳会，借栏徙倚更谁同？
得龙丈书却寄[4]
缄泪书开未忍看，差堪丧乱告平安。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浩劫[5]身名随世没，危邦歌哭尽情难。哀思各蓄怀阙笔，和血题诗墨不干。
漫兴[6]
诗书卷欲杜陵颠，耳语私闻捷讯传。再复黄河收黑水，重光白日见青天。雪仇也值乾坤赌，留命终看社稷全。且忍须臾安毋躁，钉灰脑髓待明年。
颂陀表文[7]惠赠《黄山雁宕山纪游诗》《箫心剑气楼诗存》并以蒲石居未刻诗属定敬呈二律[8]
市朝大泽学湛冥，阅世推排验鬓星。得助江山诗笔敏，难浇垒块酒杯停。（丈止酒有诗 ）纫蒲转石徵心事，说剑修箫足性灵。此日生涯惭故我，廿年辜负眼长青。
不屑酸吟饭颗山，自然真气出行间。纸穿用必狮全力，管测文曾豹一斑 。（丈以余未睹其已刊诗故悉举相赠）。换骨神方参药转，解尸仙术比丹还。语言眷属犹堪结，况许姻亲两世攀。
大梁刘季高汇所撰读史论兵之文为《斗室文存》乞点定赋赠[9]
吾乡老辈差能说，二士风流子得如。惠麓酒民托洴澼 （袁宫桂《洴澼百金方》），宛溪居士纪方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千年赴笔论青史，万甲撑胸读素书。磊落伊予拼懒废，只供商略到虫鱼。
病中得步曾文[10]书却寄之二[11]
博物从知君子宜，诗人况自爽天机。楚骚草木徵刘杳，毛传虫鱼疏陆机。山水友多词有托（宋王质《绍陶录》有山友水友诸则，皆咏鱼鸟草木，以慨身世），园田居近农余归（渊明有《归园田居》诗，丈返赣掌太学，因故乡阻兵，匡山读书而迄未返也）。待看演雅宗风继，鸥没江南事大非。
吴眉孙先生示卖书词赋此慰之[12]
寒江注目忘鸡虫，语借萧郎气自雄（原词有云：“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用慨然！” ）。欲喻武康山下鬼，世间无限楚人弓。立方腹笥夙心师（毛西河仲兄云：“厚心堂藏书不过抵姚立方腹笥” ），不假青箱作护持。留与他年增故实，藏书诗配卖书词。四余把卷心空在，十阨摧薪语更哀。叹我穷无书可卖，吴侬监本只痴呆（范石湖曰：“我是苏州监本呆” ）。
以上九题十二首诗，只《得龙丈书却寄》一首收《槐聚诗存》，但诗题改为《得龙忍寒金陵书》，且每句都有修改，其余十一首都不见于《槐聚诗存》，学界似乎也未注意到这些诗，可以确定它们是钱锺书的集外佚诗，而又写在抗战时的沦陷区，其意义自然不容小视。
《学海》 《国力月刊》复印件
同时，还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主办的《国师季刊》第6期（1940年2月出刊）上找到钱锺书的另外八首诗，均署名“默存”——
得孝鲁书却寄
得书苦语短，寄书恨路长，争似不须书，日夕与子将。前年携妇归，得子为同航，翩然肯来顾，英气挹有芒。谓曾识名姓，睹我作旁行。对坐甲板上，各吐胸所藏。子囊浩无底，我亦勉倾筐。相与为大言，海若惊汪洋。哀时忽拊膺，此波看变桑。寻出诗卷示，鸷悍乌可当！散原若吷庵，批识烂丹黄。命我缀其后，如名附三王。别子何太夙，孑身落南荒。有子心目间，从兹不能忘。寄诗勿遗远，笔辣似蘸姜。缘情出旨语，譬姜渍以糖。耆旧都敛手，未老与争苍。独秀无诗敌，同声引我伧。张号齐于韩，坡谓走且僵。才难姑备位，免子弦孤张。隔岁归复晤，追欢若追亡。流连文字饮，谐谑抵鄱阳。哂我旧刊诗，少游是女郎。乃引婵娟来，女弟比小仓。我笑且骇汗，逊谢说荒唐。稍复商出处，憎命文相妨。舍命以谋生，吾妇语悲凉。子曰食蛤蜊，沃之一巨觞。南皮忆昔会，当日只寻常。秋风吹我去，各看天一方。载愁而携影，来此涸阴乡，弥天四海人，一角闭山房。惟幸亲可侍，不负日堂堂。君平岂弃世，被弃如剑伤。赖子念幽独，不吝寄篇章。亦云寡欢绪，失我枯诗肠，浪仙井欲废，子瞻泉不汪。袁先惊溘逝，言笑隔渺茫。花落成恶谶，并无半面妆。推排老辈尽，子亦万夫望。三十年匪少，斯言黄溍尝。已觉多后起，不见吾侪狂。云龙虚有愿，何日随颉颃。寄书恐不达，作书恨不详。安得不须书，羽翼飞子旁！
余与君遇于欧洲归舶。君言在俄时睹杂志有余所为英文，遂心识之。余舟中和君论诗，所谓 “舟行苦寂寥，可人不期至。东涂西抹者，惭子知姓字”是也。
君有舟中与余谈两绝云：“莫向沧波谈世事，方忧此海亦生桑。”余题君诗二绝有谓：“气潜足继后山后，笔韧堪并双井双。”非溢美耳。
余在昆明，君寄示《还家》诗云：“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余复书谓：“君诗甚辣，此则似蜜渍姜，别是风味。”
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多绮靡之作，壮而悔之。君见石遗翁《诗话》采及，笑引诚斋语谓曰：“被渠谱入《旁观录》，五马如何挽得回。”又曰：“无伤也，如‘干卿底事一池水，送我深情千尺潭’、‘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关防怯吠猧’等语，尚可见悦妇人女子。”遂相戏弄。
君来书附哭袁丈伯夔诗有云：“忍事早知生趣少，吞声犹有罪言存。”丈去春赋《落花》八章，遍征诗流和之。英尽枝空，遂成诗谶。
余蓄鬚而若渠书来云剃发作僧相戏作寄之
藏身人海心俱远，各居空谷无与侪（君长国立艺专校迁晋宁）。跫然不闻足音至，搔头剃面何为哉？一任猬刺世都笑，窃喜鹫秃君可陪。圆顶知现尊者相，长髯看作老奴猜。薙发莫如草务尽，艺鬚愿比花能栽。鬑鬑勿失罗敷婿，揠助苗长良所该。青青堪媚陆展室，胡竟图蔓除其荄。休教野火烧便绝，留待他日春风吹。相逢已恐不相识，彼此问客从何来。
镜渊寄示去年在滇所作中秋诗用韵酬之
入春三月快初晴，又遣微吟杂雨声。压屋天沉卑可问，荡胸愁乱莽无名。旧游觅梦高低枕，新计摊书长短檠。拈出山城孤馆句，应知类我此时情。
夜坐
吟风丛竹有清音，如诉昏灯掩抑心。将欲梦谁今夜永，偏教囚我万山深。诗飞忽去生须捉，念远何来渺莫寻。便付酣眠容鼠啮，独醒自古最难任。
寓园树木
阅世长松下，读书秋树根。来看身独槁，归种地无存。故物怀乔木，羁人赋小园。况逢摇落节，一叶与飘魂。
除夕
别岁依依似别人，脱然临去忽情亲。此时方作千金惜，平日宁知尺璧珍。欲仗残灯驻今夜，终拼劫火了来春。明朝故我还相认，愧对风光百态新。
宗霍先生少著惊才比相见乃云二十年不为诗强之出数篇以两宋之格调用六朝之字法此散原真得力处俗人所不知也用前韵赠一首
达夫五十作诗人，况复才华子建亲。严卫真看同好女（全谢山《文说》二，谓善为文者，卫之如处女，养之如婴儿），深藏端识有奇珍。峰峦特起云生夏，纨縠文成水在春。戴笠相逢忍轻负，互期掉臂出清新。
叠前韵更答宗霍先生
名辈当时得几人，别裁风雅子能亲。已同蜜酿千花熟，岂作楼粧七宝珍。赠什小儿如获饼，温言寒谷欲回春。谁云诗到苏黄尽，不识旌旗待一新。
以上八首诗都是钱锺书任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所作。其中四首收入《槐聚诗存》中——《寓园树木》即《槐聚诗存》集中系于1939年末的《山中寓园》，《除夕》即该集中系于1940年之首的《乙卯除夕》，《镜渊寄示去年在滇所作中秋诗用韵酬之》即该集中系于1940年的《山居阴雨得许景渊昆明寄诗》，《夜坐》即该集中系于1940年的《夜坐》，但这四首诗入集后，不仅诗题有改动而且诗句多所修改；至于其余《得孝鲁书却寄》、《余蓄鬚而若渠书来云剃发作僧相戏作寄之》、《宗霍先生少著惊才比相见乃云二十年不为诗强之出数篇以两宋之格调用六朝之字法此散原真得力处俗人所不知也用前韵奉赠一首》和《叠前韵更答宗霍先生》四首，则悉被《槐聚诗存》刊落。近年也有研究者偶尔涉及这四首诗，如《得孝鲁书却寄》已见录于范旭仑的《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13]，而李洪岩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则提及钱锺书赠马宗霍的两首诗，并转引了《余蓄鬚而若渠书来云剃发作僧相戏作寄之》一诗。[14]考虑到这八首诗作，在近年的正式出版物上似乎未见重刊，所以一并附录于此，以便关心钱氏旧诗的研究者和读者参阅。此外，还搜集到《题友人某君诗集两首》（转辑自署名“风”的《诗话一则》，见《京沪周刊》第3卷第3期，1949年1月23日出刊），以及钱锺书的旧体诗小辑《且住楼诗十首》（刊于《京沪周刊》第3卷第1期，1949年1月9日出刊）。但最近检索文献，发现《题友人某君诗集两首》已有人论及，[15]至于《且住楼诗十首》均已见收于《槐聚诗存》（有的诗题和诗句略有更动），所以此处也就不再收拾了。
《京沪周刊》
这里只就钱锺书写于上海沦陷区的十二首诗略作考释，其余八首则只作参考而不具论。
世乱交有道：
钱锺书在沦陷时期的诗书酬应之讽劝
钱锺书写于上海沦陷区的十二首诗，除《吴眉孙先生示卖书词赋此慰之》三首外，其他九首都刊登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国力月刊》上，那显然是他寄去发表的，其明心见性之寄托灼然可感。按，1939年11月钱锺书应其父之命，到蓝田师范学院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暑期辗转回上海治病并与妻子杨绛团聚，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失去归路的钱锺书不得不滞留于上海沦陷区。这十二首诗就作于1942—1945年之间的上海沦陷区。诚如钱锺书当时的一首诗所说，“危邦歌哭尽情难”（《得龙丈书却寄》），而旧体诗词这种既可隐约表现而又可以含糊其辞的文体，倒不失为聊且应酬、略抒所怀的形式——在彼时彼地，滞留文人的聚会晤谈以至诗酒交际，实乃苦中作乐、相濡以沫之举，而在这种场合，便于即兴言志、托词寄怀的旧体诗词也就派上用场了。
《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和《颂陀表文（丈）惠赠<黄山雁宕山纪游诗><箫心剑气楼诗存>并以蒲石居未刻诗属定敬呈二律》,就反映了钱锺书与老辈文人的交往及其曲折的家国情怀。看得出来，钱锺书与李拔可、陈病树、孙颂陀这样的旧式文人交往，并不完全是因为共同的传统诗学趣味，更包含了对这些老辈文人在敌伪控制之地能够坚守民族气节、绝不随波逐流之风骨的敬佩。即如写给孙颂陀的二律中所谓“纫蒲转石徵心事”，就表达了对孙颂陀坚韧的民族意志之赞誉。那时诗酒聚会、相敬为国也不是容易的事，即如《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一诗当作于1942年的重阳，而查《槐聚诗存》1941年有《重九日李拔可丈招集犹太巨商别业》，即此处所谓“去岁曾招作重九”也，可是到了1942年的重九日，却难以再聚首了，于是徘徊市街的钱锺书，亦如安史之乱中的杜工部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样，他独登市楼，“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暗含的感慨也就不止是说出来的“太息无期继佳会，借栏徙倚更谁同”之简单，作者对坚守气节的老辈之怀念和对国家兴亡之关怀，都尽在不言中。那时，一些老辈文人因为坚守志节，生活不免陷入困顿，以至到了卖书为生的境地。如著名藏书家吴眉孙在上海失守之初即是花甲老人了，却坚贞自守，每逢“八一三”“七七”之日，都作词寄怀，而即使困顿到忍痛割爱、卖书为生，他仍然豁达以对，写了一首《沁园春》词，苦中作乐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用慨然！况天荆地棘，时忧兵火；桂薪玉粒，屡损盘餐。炳烛微明，巾箱秘本，能得余生几度看？私自喜，喜未论斤称，不直文钱。也知过眼云烟，只晨夕相依五十年。记小妻问价,肯抛簪珥；骄儿开卷，解录丹铅。良友乖违，宫娥惨对，此别销魂最可怜。还自笑，笑珠飞椟在，旧目重编。”吴眉孙把这首词给钱锺书看，钱锺书当然明白其无奈的苦情和不屈的坚守，于是写了《吴眉孙先生示卖书词赋此慰之》，安慰老人“楚弓楚得”不必介怀，并赞扬老人腹笥胜过藏书，今日割爱卖书，不妨“留与他年增故实，藏书诗配卖书词”，又以自己“穷无书可卖”的境况来衬托吴眉孙“有书可买”之可羡。沦陷区文人如此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相敬为国，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大梁刘季高汇所撰读史论兵之文为<斗室文存>乞点定赋赠》是写给同辈友人的诗作。按，刘季高（1911—2007，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当年也羁留沪上，与钱锺书同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于是刘氏便将所撰读史论兵之文稿《斗室文存》呈请钱锺书点定。显然，刘季高是与钱锺书气类一致、志趣相投的文友，他的读史论兵之文，其实与钱氏之父钱基博所撰《孙子章句训义》、《德国兵家克劳塞维兹兵法精义》（与顾谷直合作）、《德国兵家之批判及中国抗战之前途》、《欧洲兵学演变史论序》一样，虽都是秀才的“纸上谈兵”之作，却也都不无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意，钱锺书答诗所谓“千年赴笔论青史，万甲撑胸读素书。磊落伊予拼懒废，只供商略到虫鱼”，自然也是同其慷慨、相濡以沫的同情之论。
此外，钱锺书还与一些外地文人诗书往还。比如植物学家兼宋体诗人胡先骕，就是钱锺书的前辈诗友。《病中得步曾文（丈）书却寄》二首就是他写给胡先骕的诗函。《槐聚诗存》收录了第一首，但改题为《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其中声言“旧命维新岂陋邦”，显然是与胡先骕的相慰相勉之词，从中不难感受到钱锺书深切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民族信念。可惜的是，《病中得步曾文（丈）书却寄》的第二首，却被《槐聚诗存》刊落了，所以拾遗于此。事实上，这第二首更切合胡先骕的身份与境况——他既是“博物君子”又是“古典诗人”，他的植物学研究诚然发扬光大了刘杳《离骚草木虫鱼疏》和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的传统，他的田野考察之有助诗兴也类似于陶渊明的田园劳作。据钱锺书诗中的夹注，其时执掌“太学”即身为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似有辞职归隐之意，所以钱锺书乃有末二句的劝慰：“待看演雅宗风继，鸥没江南事大非”，上句当然是希望胡先骕继续作诗，下句则是劝阻他不要辞职退隐——该句其实檃栝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按，杜甫的这两句五言诗意原是从《列子·黄帝篇》所谓鸥鸟忘机的寓言故事引申而来，已经比较地晦涩了，钱锺书则受限于七言句式而不得不简缩为“鸥没江南事大非”，这“显然”地更其晦涩了。旧体诗的语言形式对抒情诗意的束缚以致发生“以辞害意”之弊，于此可见一斑。至于胡先骕的心生退意，其实并非如钱诗字面上所说的那么简单。实情是1942年1月西南联大学生掀起倒孔（孔祥熙）运动，波及中正大学，引起当局的不满，要求严惩学生，胡先骕则坚持不作处理，因此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江西省主席曹浩森的指责。胡先骕乃愤而三次提出辞呈，他的准备“鸥没江南”也正是为此，而最终胡先骕也确于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师生的欢送中挂冠而去。
同时，钱锺书也遭逢一些附逆文人的诗书倾诉或者说乞怜性的交际。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里，是不免要碰到此类人物的。然则钱锺书是如何应对这类佞朋的呢？这里不妨先看看《槐聚诗存》里最长也最重要的一首诗《剥啄行》。按，此诗作于1942年，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沦陷区里的一些汉奸文人们却弹冠相庆，觉得自己侥幸走对了路，有些佞朋甚至来拉钱锺书下水。《剥啄行》就是钱锺书如何应对这类佞朋的一份完整纪事。在那时写这样的诗，自不免多用典故而诗意隐晦，好在全篇以纪事为主，基本情节还是比较清楚的，主客的立场也泾渭分明。诗的前半记述一位“过客”造访、极力劝诱钱锺书下水——
到门剥啄过客谁，遽集于此何从来？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旧邦更始得新命，如龙虎起风云随。因馀梁益独嵎负，恃天险敢天心违。张铭谯论都勿省，却夸正统依边陲。当年蛙怒螳螂勇，堪嗤无济尤堪悲。私门出政贿为国，武都惜命文贪财。行诸不义自当败，冰山倒塌非人推。 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
看得出来，这位“过客”显然是所谓“云从龙、风从虎”的“识时务”者，一个附逆文人，他所追随的“大力者”，应该就是声称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危难而不惜与日本侵略者讲“和平”的汪精卫氏。汪氏的“还都南京”、建立汪伪政权，被这位“识时务”的附逆文人推许为“旧邦更始得新命”，即中兴了“中华民国”是也；至于西迁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则被“过客”认为是“仗恃天险”、“负隅顽抗”、“行诸不义”的蒋记私门政权，因而必将失败，所以他力劝钱锺书不要迂疏固执，还是出来“咸与和运”为好——“太平兴国须人才”呀！那么，钱锺书是怎么回答这位“过客”之劝诱的呢？诗的后半这样写道——
我闻谢客蹶然起，罕譬而喻申吾怀。东还昔岁道交趾，馀皇衔尾沧波湄。楼船穹隆极西海，疏棂增槛高崔巍。毳旄毡盖傅蜡板，颇黎窗翳流苏帏。金渠玉鉴月烂挂，翠被锦茵云暖堆。大庖珍错靡勿有，鼋胹鲸脍调龙醢。临深载稳如浮宅，海童效命波蹊开。吾舟逼仄不千斛，侍侧齐大殊非侪。一舱压梦新妇闭，小孔通气天才窥。海风吹臭杂人畜，有豕彭亨马虺隤。 每餐箸举下无处，饥犹喂虱嗟身羸。船轻浪大一颠荡，六腑五脏相互回。邻舫吕屠笔难状，以彼易此吾宁为。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 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 闭门下帏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 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
在此，钱锺书以追叙自己当年回国的过程和心态，作为对那位“识时务”的“过客”之回答。按，钱锺书是1938年秋挈妇将雏、乘坐法国邮船AthosⅡ号回国的，一路颠簸、艰苦备尝，有时甚至吃不饱饭；其实，那时钱锺书留欧的庚款奖学金还可延长一年，借此暂时苟安于异国也并无不可，并且那时钱锺书也已在欧洲汉学界崭露头角，即使留在欧洲也不难找到工作，可是钱锺书还是火急返国，而就在他回国的途中却看到有人乘着豪华客轮逃离邦国、远适异域——“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然则钱锺书为什么要急着回国呢？因为他自觉对危难的祖国有责任，只有托身祖国才心安，所以也就不计个人的安危利钝了：“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回顾了这番心路历程，钱锺书乃坚定地对“过客”表示：“颠沛造次依无失”、“此身自断终不悔”，可谓掷地有声、断然不容纠缠。
“客闻作色拂袖去”、“闭门下帏记应对”——在企图诱劝的“过客”悻悻离去之后，钱锺书就写下了这首《剥啄行》，堪称为踵继杜工部即事名篇之歌行，其明心见性之旨趣、凛然不屈之节操，显然超越了韩愈《剥啄行》的谐谑风趣。或谓这样的诗作在《槐聚诗存》中是“仅见斯篇”，因而叹赏有加。而由于此诗对“过客”并未指名道姓，后来颇有人孜孜考证，只因文献有阙、不过推想而已，近来也有人以为此诗或是钱氏拟想之词，未必属实。
其实，当钱锺书蛰居上海沦陷区期间，确有不止一个佞朋来访、来函纠缠，多是为其附逆行径“诉委屈”的，间或也不无拉钱锺书一同“下水”之意。比如李释勘、龙榆生和冒孝鲁之流，他们或曾是钱锺书的父执辈，或曾是钱锺书青年时期的诗友，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苦衷”而附逆。这类人也略有等差。有的人如李释勘在附逆之后自知无趣，也就不再来叨扰钱锺书。但有的人如龙榆生和冒孝鲁则特能黏人，而钱锺书在与他们的诗函往来中，则直谅以待、委婉讽劝、克尽朋友之责。事过境迁之后，钱锺书对这些诗作大多未予保留，显示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厚，与一般所谓钱氏自恃聪明过人因而待人不免刻薄之传闻有所不同。即使个别收录在《槐聚诗存》中的诗作，如沦陷时期写给冒孝鲁、龙榆生的几首诗，也因为这样那样的改动，加之缺乏可资参证的相关文献，所以往往给人含糊其辞、不明所以之感。下面就以辑录在此的几首钱锺书佚诗为主，再参考相关文献，略为考校一下钱锺书到底是如何应对冒孝鲁、龙榆生的诗书纠缠的，目的是还原历史，并借此说明即使在相同的境遇下，文人们也会有不同的文学行为，显现出迥然有别的文格与人格。
直谅对佞朋：
以钱锺书与冒孝鲁、龙榆生的应对诗为例
先说冒孝鲁（原名景璠，又名效鲁）吧。此人自负诗才，尤为迷信陈散原一路的宋体诗，兼好李义山那一派哀感顽艳之诗，所作类皆浮泛应酬、张狂自喜而已，在旧体诗人中也不过三流角色，所以旧诗坛祭酒陈衍对他从来不屑置评。而让冒氏足以自慰的，是他及时地且持之以恒地攀附上了钱锺书，这终于使他获得了某种声名。事实上，冒孝鲁几乎可说是以大半生锲而不舍地攀附钱锺书而出名者。他的执著攀附固然满足了钱锺书的某种虚荣心，所以乐得送冒氏一些不用负责的“夸奖”，但其实钱锺书之写宋体诗，不过随和一时风气、取便交际应酬而已，他对宋体诗并不像冒氏那样的执迷不悟，这只要看钱锺书在《围城》里以冒孝鲁为模特而刻画的那个宋诗迷“董斜川”的形象之可笑可悯，就知过半矣。
钱钟书著《围城》
饶是如此，“君子爱人以德”，钱锺书对这位诗友在抗战中的出处还是很关心的。最近，刘聪先生发掘出了原刊于上海《社会日报》上的钱锺书诗作二十五首及冒氏诗作多首，时间在1939年2月至9月间，其中钱诗十八首不见于《槐聚诗存》。而最值得注意的是3月21日《社会日报》所刊钱锺书（其时钱在昆明）诗作《得孝鲁上海航空书云将过滇入蜀诗以速之》：“御风掣电有书贻，千里真知不我遗。出亦处裈吾孰放，归同伏枥子宁疲。天非难上何忧蜀，地侭易居终惜夷。来及春晴好游赏，相逢二月以为期。（二月后昆明即为雨季）”及冒氏在4月2日《社会日报》上的答诗《次韵答默存昆明见寄》：“明珠尺璧肯轻贻，远道驰书慰滞遗。用世一夔宁恨少，追风十驾岂知疲。名场自笑甘痴钝，客路何尝有坦夷。见说汉庭须少壮，百端休遣老如期。”刘聪先生对二人此次酬唱之意义，有准确的阐释——
据诗意，冒孝鲁可能原有入蜀谋事的计划。钱锺书得知后欣喜非常，催促友人尽快动身，途中经昆明时可得一聚。而冒在答诗中，颈联自笑名场痴钝，尾联则嗟老伤时，可推知此事最终未果。从两首诗的文字上，我们也能嗅出钱、冒二人在思想旨趣上的一点差异。除互道友谊外，钱诗中感叹的是“地侭易居终惜夷”等家国之恨，而冒诗则似乎更多着眼于“用世”、“名场”等个人怀抱。四十年代后，冒孝鲁赴任汪伪行政院参事，钱、冒二人的友谊曾出现过“一场波澜”。不得不说，二人日后的分歧，在此时的诗作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一点端倪。[16]
所谓“二人日后的分歧”，也见于他们日后的诗书酬答。比如钱锺书诗《得孝鲁书却寄》[17]，大概作于1940年初，《槐聚诗存》未收，其实算是钱诗中最值得玩味的篇什。作此诗时，钱锺书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而滞留沪上的冒孝鲁已露苟且偷生之意——“舍命以谋生，吾妇语悲凉”当是概括冒氏来书中语，而作为朋友的钱锺书自不免为他担忧，所以钱氏此诗写得绵长而深情：“稍复商出处，憎命文相妨……推排老辈尽，子亦万夫望……云龙虚有愿，何日随颉颃。寄书恐不达，作书恨不详，安得不须书，羽翼飞子旁！”可谓瞩望殷切而意含规劝也。然而，冒孝鲁并不像钱锺书那样真把“出处”当回事，他只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稍后其父冒鹤亭亲到南京拜会汪精卫等为他谋得一职，于是冒孝鲁便在1942年到南京伪行政院任职，与梁鸿志、陈白雅合称伪府“三大才子”，日常则与钱仲联、龙榆生等附逆文人诗酒酬酢甚欢，同时当然仍不忘继续纠缠蛰居沪上的钱锺书，而写给钱锺书的诗书满篇皆是文过饰非的乞怜诉苦之词。如1942年所作《夜坐一首寄默存》——
天荒地变人悲吟，不改沉冥劫后心。忍死须臾期剥复，观空索漠证来今。未甘庄叟沟中断，苦忆成连海上琴。裹影一灯疑可友，虫声如雨撼秋林。[18]
冒氏所谓“天荒地变人悲吟”云云，其实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张爱玲所谓地老天荒的“苍凉感”及其因此而更加迫切地追求乱世里的现世安稳之选择——“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19]也即她的腻友胡兰成为她一语道破的人生选择——“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0]冒孝鲁的“诗辞”说得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其真意亦不过如此，于是他所谓的“不改沉冥劫后心”也就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门面话。对此，钱锺书是怎么回答的呢？那就是辑录在此的钱氏佚诗《夜坐》，两相对照，诗格人格之高下立判，尤其是“偷活私存四不心”及其夹注“（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可谓针锋相对的提醒。按，方密之即明遗民方以智，他入清后即披薙为僧，遁迹山林，而不忘恢复，节概可风。而钱诗末句所谓“眼穿何望到如今？”仍传达出殷切的瞩望之情。
显然是既受窘于钱锺书的严正不苟也有感于钱锺书的殷切期待吧，冒孝鲁很可能于1942年冬特意回上海面见钱锺书请求谅解。所谓“有理不打上门人”，钱锺书乃于冒氏去后回复了一首诗，态度略为缓解，那便是辑录在此的《叔子来晤却寄》一诗。在这首诗中钱锺书虽然客气地说“堂堂交谊不磨存。是非莫问心终谅”，表示谅解冒孝鲁之为伪官是“志在全躯保妻子”，但是仍然强调“事关孤注赌乾坤”，即坚持抗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马虎不得。按，“赌乾坤”之典出自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句“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和韩愈《过鸿沟》诗句“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而李白、韩愈诗之典又源自《史记·高祖本纪》——刘邦、项羽约以鸿沟中分天下，项羽东归，而刘邦西去途中则用张良、陈平之计，回马追杀项羽，遂亡楚而建立了大汉的江山社稷。钱诗尾联“思君梦入渔洋句，残照西风白下门”，更明用清初诗人王士祯感怀明亡的《秋柳》诗名句，意在提醒冒孝鲁不要重蹈明末文人士大夫的亡国之路，亦可谓感慨系之。然则，对钱锺书的这番苦心劝告，冒孝鲁又作何感想呢？《叔子诗稿》中系于1942年末尾的《次答默存见寄》，大概就是他对好友的回答吧——
白鸥浩荡谁能驯？漫说粗官可救贫。且得长歌聊遣日，但明吾意岂无人？ 死生师友言宁负，肮脏情怀汝最真。老柳白门渐衰飒，相思林际梦春申。[21]
所谓“次”不是“次韵”，而是继《夜坐一首寄默存》之后的“第二次”答钱默存也。这次冒孝鲁的答复是把老友体谅的恕辞据为当真的“知心”之论，而对钱锺书的规谏和提醒则装糊涂不理会，完全辜负了钱氏的一片苦心。其实从1939年算起，则钱锺书对冒孝鲁的讽劝已不止两次了，到了此时诚所谓事已至此、言尽于此、再说无益了，钱锺书也就从此置之不理。其实那时钱、冒二人的空间距离很近：一个在南京，间或也会回上海，而另一个则“默存”沪上，可是在《槐聚诗存》和《叔子诗稿》里却看不到二人在1943-1946年之间有任何诗书唱和之作，足证交道之不存了——对钱锺书来说，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
再说龙榆生。此人在词学上论编颇多，论多属常识，编有功普及，深造则不足，而一生病痛端在好名贪位，故颇多钻营投机之举，处心积虑攀附有名望有权力者以求出名出位。
譬如龙榆生最爱炫耀他与朱祖谋的关系，实则在彊村一生所交词友中，龙氏年最小而且时最短——交往不过三两年而已，只是他虚心问学、勤于做事，常为彊村老人代劳，所以1931年朱祖谋乃将自己校词常用的两方砚台赠送与龙榆生。在彊村老人那里，这个赠与不过是对龙榆生之虚心有礼表示感赏而已，并无别的深意。然而龙榆生却是个“有心人”，他立即请另一位词坛前辈夏敬观（字剑丞，号吷庵）为自己画了一幅《上彊村授砚图》以为纪念，1932年1月又急忙刻了一枚“授砚楼记”印章，公诸同人，随后便不厌其烦地请吴湖帆（1932年）、汤定之（1934年）、徐悲鸿（1935）、方君璧（1943）、蒋慧（1943年）、夏敬观（1948年再绘）等绘制《强邨授砚图》（或“受砚图”），没完没了地招邀学界和政界名流题跋，并且说什么朱祖谋给他双砚时就亲托夏敬观为他绘制了“授砚图”。[22]如此一来，龙榆生也就将自己打扮成词学泰斗朱祖谋临终前慎重选择的词学传灯者或传法者，借机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看龙榆生此后的文字，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这一点。这种做法显有卖死人头之嫌。实际上龙榆生连彊村门人都算不上，彊村老人给他双砚原不过是人情之举，哪里有什么“传灯”、“传法”之意? 倘若老人的举措真有如此重大意义，则龙榆生在彊村去世之初所写《朱彊村先生永诀记》里为什么毫无记述？并且最初为之绘图的夏敬观也在其题词里明确说，他当初并非受彊村老人之命绘图，而是“为榆生世兄写授砚图”，[23]孰料随后在龙榆生那里却变成朱祖谋“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强村授砚图”。由于龙榆生刻意这么说，别人也就顺水人情地随口附和，于是事情也就渐渐地弄假成真了。龙氏之攀附为章太炎的“弟子”，也采取了近似的移花接木式的粘贴之策，真可谓费尽心机。
至如政坛大腕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梁鸿志、陈公博，直至陈毅和毛泽东等，更是龙榆生一生接连攀附的对象。这里只说他与胡汉民、汪精卫的关系。其实龙榆生和胡、汪二氏本无渊源，只是在1933年秋初，易大厂出示其与胡汉民唱和诗稿，龙榆生凑趣附和，算是与胡氏拉上了关系；汪精卫原是朱祖谋为广东学政时之诸生，而从政后颇喜卖弄斯文，所以龙榆生便借出版《彊村遗书》和创办《词学季刊》之机拉汪氏赞助，算是扯上了关系。30年代中期，龙榆生自觉有点名气了，欲在暨大谋取更高的位置，遂在1935年春自告奋勇赴南京面见教育部长王世杰、侨务委员长陈树人，说是反映暨大情况，实乃自我推荐，然而并未得到重用——夏承焘本年赋送龙氏的《江城子》词题注有“榆生掌教春申，不得酬其志”，说的就是此事。正当龙榆生负气之际，胡汉民、邹鲁招他出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于是龙榆生便于1935年9月南下广州，算是略酬其志了。不幸胡汉民于次年5月去世，失去了依傍的龙榆生只得重返上海再觅教职，一时不免困难。随后抗战爆发，龙榆生先是与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拉拉扯扯，接着便与脱离抗战阵营的汪精卫接续上关系。此时的汪精卫已身败名裂，平日与他交往的大名士们大都躲之唯恐不及，于是他倾诉“苦闷”的对象便 “降尊纡贵”到龙榆生这个小角色。正惟如此，龙氏对汪氏的“眷顾”颇有点受宠若惊，以为找到了大靠山，遂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伪职：先是出任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兼任过陈公博的私人秘书和汪精卫宅家庭教师，后来终于做到了伪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算是得到了一展“平生抱负”的机会。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而佳人即使做了贼也总是难忘其佳人的身份和脸面，于是向人自诉委屈不得已之词，也就絮叨不休了。龙榆生的诉苦乞谅之词尤多，当他决定从逆之际及其之后，就一直不断地向以前的师友写信写诗写词，反复表白自己的苦衷以乞求原谅。由于龙氏战前曾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同在光华大学任教，多少有点交情，所以他在1942年的岁末也给蛰居上海的钱锺书寄去了乞怜的一信一诗，其信现已无存，而钱锺书也徇情给他回了一封信并且附上一首诗，钱信也已不存，诗便是前述那首《得龙丈书却寄》——
缄泪书开未忍看，差堪丧乱告平安。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浩劫身名随世没，危邦歌哭尽情难。哀思各蓄怀阙笔，和血题诗墨不干。
此诗首联“缄泪书开未忍看，差堪丧乱告平安”，当是钱锺书看过龙榆生乞怜的来书之后的客气安慰之词。颔联“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则含有一个“今典”和一个“古典”：前一句很可能是因为龙榆生来书说及吕碧城劝他信佛之事，钱锺书因而鼓励他不妨借学佛逃禅以保持名节，后一句则显然檃栝自杜甫的《佳人》诗名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按，杜甫的《佳人》诗写一个在乱世中流落无依的良家女子，艰苦自持，幽居空谷，与草木为邻，保持高洁。从寄托诗学（词学）的观点来看，此所谓“佳人”也可说是老杜之自比自喻，而钱锺书之所以檃栝《佳人》名句，当然有劝诫龙榆生这个“佳人”之意。颈联则劝谕龙榆生看淡名利、节制感伤。最后的尾联“哀思各蓄怀阙笔，和血题诗墨不干”，可谓卒章显志：“怀阙笔”即用古代遗民惯以“阙笔”暗寓铭感不忘之例，与龙榆生共勉身处沦陷而心存国家正朔也。应该说，钱锺书此诗对龙榆生既有谅解又有劝勉，算是克尽了朋友直谅之道。而龙榆生在看到钱锺书的谅解之词后，显然是颇感慰心，所以他接着又回了一首《得默存书却寄》给钱锺书——
喜传高咏挟霜清，虱处悠然听凤鸣。愿入泥犁宁化俗，终衔石阙且偷生。百年无分身能隐，两世深期道益明。寄谢尊翁相厚意，江鱼出没泪纵横。
按，此诗未收入龙榆生的诗词合集《忍寒诗词歌词集》，它与钱锺书的《得龙丈书却寄》诗一同刊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国力月刊》第3卷第1期（1943年1月20日出刊，署名“龙沐勋”），那当是钱锺书一同寄去发表的。这首诗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颔联“愿入泥犁宁化俗，终衔石阙且偷生”两句，它们可说是龙榆生的辩解和表白。“泥犁”者，梵语“地狱”也，而“愿入泥犁宁化俗”，乃是龙榆生为自己附逆行为作辩解的“诗化”说法，他在当时和此后曾反复陈述此意，比较简明的说法则见于其弟子任睦宇的回忆之转述——
汪精卫成立伪府，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了榆生先生为立法委员。后人每以此为榆生先生诟病。据我所知，实有难言之隐。龙师母曾亲口告诉我，当这一消息发表，榆生先生非常惊愕，当时渴望和我长谈商量，以定去就。而我为了家事，久稽乡间。榆生先生多夜不能交睫，忧思冥想，终抱万死不屈之心，存万一有可为之望，以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鼓勇尝试。[24]
这也就是说，龙氏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而屈身于伪政权下从事文教工作也。龙氏再致钱锺书诗所谓“终衔笔阙且偷生”，自然是对钱氏诗句“哀思各蓄怀阙笔”之劝勉的答复，乃暗示自己虽忍辱偷生而心存家国，言行自有分寸，让钱锺书放心。尾联“寄谢尊翁相厚意，江鱼出没泪纵横”，仍是乞怜之词，末句典出汉乐府——“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这似乎表示龙氏还多少有点追悔不慎失足之意呢。
其实，龙氏家属所谓“难言之隐”，龙榆生此前就已多所表白了——他是但怕别人不理解，所以根本没有隐含。如在抗战胜利前夕所写纪念汪精卫的两篇文字中，龙榆生就反复表白说：“予于十载前，以词学受知于汪先生”，[25]汪氏出逃之南后，对他又格外眷顾，这使他“感深前席，梦回午夜”，[26]而他本来“志在育才，无情禄仕”，只是为了“不负先生知遇之明……且以激于先生‘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之语，勉至金陵。五年之中，专心教育。自参加筹备中央大学复校，以迄于今” [27]云云。龙榆生在抗战胜利前一月的这番表白，仍深情款款、毫无悔意——其所表白之“隐”，是他之所以附从汪精卫，乃是因为汪氏是他的“知音”、对他太好了，以至他“感深前席，梦回午夜”、情实难拒，乃舍身相从也；其所表白之“衷”，则是他追随汪氏，无关政治、不为“禄仕”，而只“专心”教育也。
实情果真如此吗？那倒未必。如前所述，龙榆生与汪精卫的关系本就没有深厚到难解难分的地步，即使确乎深厚如其所言，但知己之情与国族命运究竟孰轻孰重，龙榆生这么个聪明人能不明白？他明白得很。事实上，抗战前的龙榆生也曾是一个慷慨激昂的爱国之士，其1935年所作《水调歌头·乙亥中秋，海元轮舟上作，用东坡韵》词，就赫然有这样的词句：“休叹浮萍离合，试问金瓯完缺，二者孰当全？”[28]显然，“浮萍离合”以喻友情也，“金瓯完缺”以喻国家也。这表明龙氏原是轻重分明而并不糊涂的，如此则他后来为一点“知遇之恩”竟至屈身从逆，也就并非真情了。究其实，所谓为“知遇之恩”而屈身，不过是龙氏的托词和说辞而已，旨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重情义的汉子，聊为投机附逆遮丑也。比较而言，龙氏在解放后所写的《干部自传》倒是半真半假地道出了其附逆之因由——
由于我痛恨蒋帮走狗在文教界的胡作非为，因而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了同样的厌恶和绝望，动摇了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恰巧汪精卫从河内转来上海，我在《中华日报》上读到他的《落叶词》，不免引起若干同感。一九三九年的冬末，汪住在愚园路，从褚民谊处知道我的地址，就派他的随从秘书陈允文来看我，说汪很想念我，听到我身体不好，准备给我一些友谊上的帮助，并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29]
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当然是说给共产党听的，未可当真，但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的确是真——这才是龙榆生与汪精卫沆瀣一气的真正原因；至于“蒋帮走狗在文教界”有所掌控，但也未必至于“胡作非为”的地步，龙榆生真正“痛恨”的乃是过去的蒋政府教育部没有拿他当回事，未能让他执掌暨大文学院耳。这也就暗含着他之依附汪精卫，其实有权力之企图，而未必会满足于汪氏“给我一些友谊上的帮助，并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汪精卫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几番接洽之后，即于南京发表龙榆生为伪政府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龙氏家属说他得此消息后“非常惊愕”、“忧思冥想”以至长夜痛哭，这话也半真半假。“非常惊愕”是假——其实对贪图名位的龙榆生来说，那职位乃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且是“必须”的，甚至可能还不够；至于忧思痛苦到长夜痛哭，也可能当真发生过，但也可能是哭给别人看、甚至是说给别人听的，并且他也没有痛苦或痛哭很久，不过一天即离沪赴宁就任去了。其实，龙榆生倘使当真不愿从汪，则他不去就职也没有什么——如其汪精卫跟他的关系如他所说的那样铁，自不会因他不去赴任，就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之举，而他不去赴任，那自然意味着他不愿与伪政府合作，则渝方的“中统”或“军统”也不会对他这么个文人下手。可是龙榆生竟然很快去赴任了，而且不久就主动打破了他所谓汪精卫“并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之约定，而多次发表怒斥抗战、热吹“和运”的政治言论，对汪精卫可谓极尽帮衬阿谀之能事。
例如，龙榆生到南京就职不久，就在汪精卫的赞助下创办一份发表和研究旧诗词的刊物，而龙榆生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中兴鼓吹》，那当然是吹捧汪伪政府“中兴”了中华民国也。面对这种热昏的吹捧，汪精卫还算保持了一点清醒头脑，给龙榆生去信说：“现在全面和平尚未实现，‘中兴鼓吹’四字，似太弘大。……可否易为《同声月刊》？”[30]该刊乃继《词学季刊》而起者，算是一个纯学术和纯文学刊物，原本可以与政治无关，可是龙氏为该刊所写的“缘起”，却不忘乘机攻击“同仇”之抗战而极力揄扬和平之“和运”——
晚近以来，欧风东渐，中日朝野，震于物质文明，竞事奔趋，骎忘厥本。驯致互相轻侮，同种自残，祸结兵连，于今莫解，言念及此，为之寒心！……然则感情之隔阂，恒赖声律以化除。今欲尽泯猜嫌，永为兄弟，以奠东亚和平之伟业，似非借助于声情之交感，不足以消夙怨而弘令图。此本刊为东亚和平，不得不乘时奋起者二也。
慨自诗教陵夷，士风颓败，举国上下，浮伪相蒙。本真既漓，邦本莫固。以是日言团结，而精神之涣散依然。竞唱同仇，而士习之嚣张益甚，赌国运于孤注，等民命于弁髦，焦土堪哀，孑遗谁恤？每诵灵均“临睨旧乡”之句，与子美“吾庐独破”之篇，未尝不恻然于中，潸然堕泪。将欲化暴戾之气，以致祥和，革浇诈之风，更归淳笃，又非恢复温柔敦厚之诗教，难以为功。此本刊为力挽狂澜，不得不乘时奋起者三也。[31]
随即，龙榆生就发表了支持汪伪“和运”的政论《怎样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与汪精卫的文章并排在刊物的“和平文献”栏。龙文一开头就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明志诗”——
报国惟凭笔一枝，墨痕和血济艰危。当时积毁寻常事，便作春蚕我不辞。
看得出来，龙榆生为了“和运”而不恤人言、甘当春蚕的态度可真是够坚决的，而其政论也积极呼应着日伪的“和平”主张，攻击抗战是“自欺欺人”、败局已定，毫不客气地“正告重庆政府诸君：你们的抗战任务，现在也应该为国脉民命，宣告中止了”，因此他声称“要唤醒一般有志之士，牺牲一切，来从事和平工作”，并得意地“奉劝国内知识阶级诸君，以及旧时的伙伴们”道：“租界上是渐渐的不容许你们藏身了！……（中略）你们也应该‘有动于中’吧！”[32]这样一副得意洋洋的汉奸嘴脸，与龙榆生向“旧时的伙伴们”写乞谅的诗函时委委屈屈的可怜相，真可谓判若两人，但其实都真实地表现了其人格之实在的各一面。随后，龙榆生又发表了追和汪精卫《落叶词》而成的自度曲《悲落叶》（崔嵚拟谱，初刊《同声月刊》第1卷第10号，1941年9月20日出刊，即今《忍寒诗词歌词集》第69页的《梦江南》二首），借机吹嘘汪氏云：“叶落倘回春，……生意一番新”。此后的龙氏对汪氏更为卑谦，尊称为“府主”犹嫌不够，竟至于谀称之为“明主”，并动情地激励一位汪伪将领道：“明主忧勤孰当省，所赖将军有奇节，剥复之机料不远，长歌相赠情转切。”[33]龙榆生如此拥戴汪精卫这个“明主”，果然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回报，被任命为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南京文物保护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自以为著名学者的龙榆生，是很看重这些个位置的。当然，这离他所向往的“王者师”地位还差得很远，所以他意犹未尽，在汪精卫病重将赴日治疗前夕，还写了《求才与养士》一文，大讲现代版的“王者师”故事，最后说：“我抱着热诚来祈祷着，如果各方面的领导人物，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末中国的复兴，也就不难计日而待了。”[34]只可惜不久汪精卫就走了、死了，龙榆生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投机，……一个原本不无才学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玩起“文化政治”之道和“学术江湖”之术来，竟然如此娴熟而且乐此不疲，真让人叹息而且惋惜。[35]
龙榆生著《忍寒诗词歌词集》
如此看来，龙榆生的附逆虽然在他自己确乎不无纠结，但其实也并无复杂的“冤情”可申诉，他当年的友人如夏承焘、钱锺书等都看得清楚，但今人却未必都知道底细，并且近些年来，此事被一些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者及其爱好者炒得很热闹、弄得很复杂，而一般读者倘不明就里，也就未必能理解钱锺书答诗之意味了，所以在此不免多啰嗦了几句。
现在不妨回头再看看钱锺书的答诗《得龙丈书却寄》。按，钱锺书后来对该诗至少做过三次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51年，钱锺书曾给一些师友看过这个改本，比如吴宓1951年3月23的日记就录存了钱锺书的这个改本。[36]其最重要的改动，当是将原句“浩劫身名随世没”改为“负气身名随劫灭”。“负气”二字非常准确地点出了龙榆生附从汪氏的真实原因：他其实是不满此前既有的名利地位、觉得是受了不应有的压抑，所以才追随了汪精卫。龙榆生的这个“负气”之举，钱锺书当年就应该看出来了，只是“意深墨浅无从写”耳。此诗的第二个改本附录在钱锺书1984年4月2日回复龙榆生弟子富寿荪的一封信里，其中“负气身名随劫灭”一句仍予保留，其他字句略有歧异，但未必是有意修改，或乃复函时凭记忆书写故而有差也。第三个改本即收入《槐聚诗存》的《得龙忍寒金陵书》——
一纸书伸渍泪酸，孤危契阔告平安。尘多苦惜缁衣化，日暮遥知翠袖寒。负气身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意深墨浅无从写，要乞浮提沥血干。
此本将“负气身名随劫灭”改为“负气身名甘败裂”，属词用语更富春秋笔法。而钱锺书1984年致富寿荪的信也明确说，此诗“语带讽谏，足窥当时世事人事，亦见‘文章有神交有道’耳”，[37]并且在“交有道”三字下加点了着重号。按，“文章有神交有道”出自杜甫诗《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而钱诗之“语带讽谏”正所以勉尽交道也，且其讽谏之意在最初的文本里就有了，只是比较隐含、略留颜面也。譬如“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二句，何尝不是婉而多讽。前面说过，“尘嚣自惜缁衣化”乃指龙榆生的词友吕碧城劝他信佛事——从1938年到1942年，吕氏多次致函龙氏劝其信佛，其实是教他以逃禅出家之法保全节操，但龙氏却一直因为尘念太深而犹豫不决，并可能将其犹豫告诉了钱锺书，而钱诗所谓“自惜”其实是有歧义或多义的：“自惜”固然可以理解为“自爱”因而“缁衣化”，但“自惜”也可以理解为“自怜”，而一个“自怜”者是否能断然“缁衣化”，那可就不无疑问了。至于“日暮谁知翠袖寒”所檃栝的老杜《佳人》诗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乃赞颂佳人不畏天寒日暮翠袖薄而独倚修竹不改高洁，而钱氏诗句却暗含疑问——试想一个自怜日暮翠袖寒的佳人还能保持高洁吗？此所以钱氏最后有“哀思各蓄怀阙笔”之议，仔细体会“各蓄”一词，实含有你自你我自我、各自好自为之之意，可谓寓婉讽于劝勉而言尽于此矣。那证据就是，当龙榆生又写来了一首词——
鹧鸪天
有限年光逐逝波，秋心人意两蹉跎。梧桐策策传霜信，络纬幽幽吐怨歌。啼宛转，影婆娑，平生只觉负恩多。谁能得似南朝柳，一任惊风撼弱柯。
这又是一首乞怜乞谅之词，它紧接着前面钱、龙两首酬答诗而发表于《国力月刊》第3卷第3期（1943年3月20日出刊），当是龙榆生再次写给钱锺书的，而饶是龙榆生此次的“吐怨歌”唱得如何的“啼宛转”，钱锺书都不想再搭理他——双方的交际也就从此中断了。
诗书交际，文人惯习。钱锺书和冒孝鲁、龙榆生之间的诗书酬应，其实并无多少新鲜诗意和诗艺可讲，值得注意的乃是此类酬应折射出的人生态度之差异，那倒是颇为微妙的。
慷慨抒怀抱：
“默存”待旦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的这首论诗诗可谓感慨系之。的确，言不顾行、人文分裂的诗人文人，是代不乏人的，冒孝鲁、龙榆生之流就在此列。二人原都是热中名利所以不免苟且之人，而皆自命风雅，会写点旧体诗词，于是便用诗词来掩饰和修饰其卑下苟且之行，并希望因此得到友人的原谅。这虽然也可以说是讳饰诈伪之艺术，然而古人云“诗道性情”——从人性的角度看，冒孝鲁和龙榆生的这种自我修饰、自欺欺人的诗词写作行为，其实也是人性人情之所应有者，并非不可理解。而读者只要稍微细心点，其实也是不难看出其人其诗之情伪破绽的。
《钱锺书评论》第1辑
当然，元好问的说法也是有激而片面之言，其实人与人不同，岂可一概而论。远的不说，即使同样滞留上海沦陷区的文人学者，就有不少人或秘密抗争或洁身自好，坚守住了为文与为人的底线。即如著名作家和学者、前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蛰居沪上，眼见日人乘机掠夺中国文化遗产，他心急如焚，每日四处奔走，不惜破财以至借贷，竭力收购珍贵典籍，与日人对抗。同时郑振铎还关心着年轻作家的成长，特意托人劝说张爱玲不要随便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并可先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虽然张爱玲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郑振铎的一片爱才之心实可感念。又如才华杰出的翻译家、批评家李健吾，因腿疾不能随暨南大学南迁，遂一度失业在家，而其时正“荣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的周作人，托人传话给老学生李健吾，劝诱他“回到北平来做北大一个主任罢”，但李健吾坚决拒绝了：“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个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38]由此李健吾下海成了一个演员和编剧，解决了一家的生活问题，抵挡住了汉奸老师的诱降。后来李健吾被日伪抓进监狱、备受折磨，但他坚强不屈、绝不苟且。再如年轻的小说家芦焚，先是在“孤岛”悉心创作反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上海全部沦陷后有些无耻文人盗用他的笔名发表作品，他立即在报上声明，并制造回乡隐居的假象，其实蛰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小“饿夫墓”里，于饥寒交迫中写作不辍，却绝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一个字，……如此一心一意守望抗争的文人学者岂止二三人！有人甚至牺牲了生命，如被敌伪杀害了的朱惺公、陆蠡等。
钱锺书也是蛰居海上、“默存”待旦的一位。那时的他已是才华杰出、享誉士林的青年学者，但他绝不把自己特殊化，而尽其在我地自觉承担着一个国民的职守和为人的正道，日常在一个教会学校任教并兼任一些年轻学子的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课余则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锱铢必较地埋头写作诗论《谈艺录》和长篇小说《围城》，在与师辈及小友的诗书交际中相濡以沫、相互砥砺、守望待旦，而对一些动摇妥协的师友则克尽讽劝之责。最让人动容的，是在“默存”的漫漫长夜里，钱锺书尝夜不能寐而赋诗明志，发出了“偷活私存四不心”（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夜坐》）的誓言；或在日间访友慰情而不值，乃独登市楼、极目四望，遂兴“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之感怀；至于耳语私闻我军克复失地的消息，则兴奋如老杜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样，情不自禁地写下喜极欲狂的诗章如《漫兴》——
诗书卷欲杜陵颠，耳语私闻捷讯传。再复黄河收黑水，重光白日见青天。雪仇也值乾坤赌，留命终看社稷全。且忍须臾安毋躁，钉灰脑髓待明年。
古人云“时穷节乃见”，信然。在钱锺书的现存诗作中，《夜坐》、《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翁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和《漫兴》，无疑最为坚定也最为尽兴地表达了诗人“默存”待旦的爱国情怀和尽其在我的担当精神。不待说，在彼时彼地写作这样的诗并且将它们寄回大后方发表，那其实是不无危险的，然而作者还是慷慨抒怀，写了，寄了，发了。如此言行如一、诗人不二，足见钱锺书并非如有些高人所说是什么“天下之至慎者”，更非一些妄人所谓对民瘼国运等大是大非超然复漠然的“乡愿”。如今遥想钱锺书当年蛰居默存之际、夜坐漫兴之时，竟如此勇敢地写出这样笔挟风霜、风骨凛然的诗篇，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此诚所谓：默存仍自有风骨，锺书何曾无担当。学界对这样一个钱锺书是有点忽视了。
顺便说一下，从钱锺书写于沦陷时期的这些诗作如《夜坐》《漫兴》等来看，他的诗风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那就是从好为议论说理而不免“生涩奥衍”的宋体诗风格，渐自转换为慷慨任气而且气韵浑成的“三唐”（初盛中）诗之格调了。就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写作而言，这种转换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它其实是时代精神、诗学传统与诗人心灵相交感的结果。此所以一个署名“立凡”的人在抗战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旧体诗写作风气的此种转换，因而写了这样一首“立凡论诗绝句”云：“同光遗老凋零尽，国运于今亦转昌。漫把人才夸两宋，行看诗笔迈三唐。”那时还是年轻学人的王季思先生，在看到“立凡”的这首论诗绝句后，乃欣然表示赞同，并推而及于新诗坛——
现在，同光的诗人老的老，死的死了，宋诗的时代可说已经过去，而跟着来却是全国大团结与全面抗战。我们的民族已在逐渐的回（恢）复了青春。在诗坛上不管是新诗也好，旧诗也好，无疑的，她的作风将是唐诗的，而决不是宋诗的。在目前，这风气已在逐渐的转变。[39]
抗战以来新旧诗坛创作的主导取向，确乎更近于唐诗的格调和气象。此诚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钱锺书写于沦陷时期的旧诗格调之转换，就是具体而微的证明。
2013年9月5日～10月16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1]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2年10月20日出刊，署名“默存”。
[2]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2卷第12期，1942年12月20日出刊，署名“钱默存”。
[3]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1期，1943年1月20日出刊，署名“钱默存”。
[4]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1期，1943年1月20日出刊，署名“钱默存”。
[5]原刊“浩”后一字漫漶不清，下句开头是“危邦”，从对偶的角度猜测，上句开首或是“浩劫”，姑录待考。
[6]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2期，1943年2月20日出刊，署名“钱默存”。
[7]此处“文”当作“丈”，原刊误排。
[8]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7～8期合刊，1943年8月15日出刊，署名“钱默存”。
[9]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7～8期合刊，1943年8月15日出刊——按，该诗紧接着《颂陀表文（丈）惠赠<黄山雁宕山纪游诗><箫心剑气楼诗存>并以蒲石居未刻诗属定敬呈二律》排印，署名“前人”，则“前人”即“钱默存”。
[10]此处“文”当作“丈”，原刊误排。
[11]此诗原刊《国力月刊》第3卷第9期，1943年9月20日出刊，署名“默存”。
[12] 此诗原刊《学海》第2卷第3期，1945年3月15日出刊，署名“默存”。
[13]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94323.shtml，2007-5-18 10:34:00）。
[14]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8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15]刘铮：《“公真顽皮”——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见《万象》2005年4月号，收入氏之《始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又，宫立：《钱锺书佚诗与潘伯鹰》，见2013年07月24日《 中华读书报》第7版。
[16]刘聪：《<社会日报>上的钱锺书诗》，载2013年6月16日《东方早报》。
[17]此诗原刊《国师季刊》第6期，1940年2月出刊，署名“默存”。
[18]见《叔子诗稿》第5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1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新东方》第9卷第4—5期合刊，1944年5月15日。
[20]胡兰成：《评张爱玲》（第二篇），《杂志》第13卷第3期，1944年6月10日。
[21]见《叔子诗稿》第53页。
[22]参阅龙沐勋：《苜蓿生涯过廿年》（续），《古今》第22期，1943年5月1日出刊。
[23]转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第40页注①，学林出版社，2001年。
[24]任睦宇：《悼念龙榆生先生》，《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
[25]箨公（龙榆生）：《忍寒漫录》，《同声月刊》第4卷第3号第96页，1945年7月15日出刊。
[26]龙沐勋：《梅花山谒汪先生墓文》，同上刊第68页。附按，龙榆生攀附汪精卫，还有一可鄙之事：因汪精卫好陶诗，而李宣龚有陶集景宋钞本，极珍贵，龙榆生乃唆使夏剑丞从李宣龚处托言借出，献给汪精卫（顾廷龙曾听沈剑知述及此事，见《顾廷龙年谱》第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而在汪精卫死后多年，龙榆生仍不忘给汪翻案——1964年香港《春秋》杂志所刊题为《最后的心情》之“汪精卫政治遗嘱”，基本可断定出自龙榆生手笔（参阅高伐林：《汪精卫政治遗嘱真伪悬案》，日本新华侨报网，2013年2月27日）。龙氏为汪氏翻案即为自己翻案也，所以冒孝鲁悼龙氏诗云：“到死不曾辜死友，相哀毕竟是书生”。
[27]箨公（龙榆生）：《忍寒漫录》，《同声月刊》第4卷第3号第96页。
[28]该词见《忍寒诗词歌词集》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
[29]这段话转引自张晖著《龙榆生先生年谱》第97页，此处为省篇幅，删去了引文中无关重要的夹注。
[30]汪精卫：《双照楼遗札·与龙榆生·五》，《同声月刊》第4卷第3期第46页，1945年7月15日出刊。
[31]《同声月刊缘起》，《同声月刊》创刊号，1940年12月20日出刊。按，“缘起”是龙榆生8月前写的。
[32]上引诗文俱见龙沐勋：《怎样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民意月刊》第1卷第3期，1940年8月15日出刊。
[33]龙榆生诗《癸未端午后一日与腾霄将军相见金陵，赠以长歌》，《忍寒诗词歌词集》第87页。
[34]龙沐勋：《求才与养士》，《求是月刊》第1卷第2号，1944年4月15日出刊。
[35]张晖著《龙榆生先生年谱》对龙氏附逆之叙述，多采用谱主自己及其家属学生的说法而未加辨证，至于龙榆生的“明志诗”及政论如《怎样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由纪念孔子想到我们从事和平运动者的责任》等，皆付阙如，或未之见也。另，张晖在该书第130页憾言：“苏昌辽先生告曰：先生（指龙榆生——引者）书房内一直悬挂着潘伯鹰所撰的一副对联：‘才华邳县弹筝手，词笔彊村授砚图。’苏先生以上联典故隐晦，询问了许多人，至今未得其解。”按，“才华邳县弹筝手”可能出典于清人王猷定的《汤琵琶传》：“汤应曾，邳州人。善弹琵琶，故人呼汤琵琶。”潘伯鹰可能把“汤琵琶”误记为弹筝手了，但也可能是受限于联语的字数音节，而不得不改“弹琵琶手”为“弹筝手”——此处顺便补说，聊表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学者之纪念。
[36]参阅《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1949～1953，第96页，三联书店，2006年。
[37]第二个改本《得榆生先生金陵书并赠诗即答 一九四三年》及钱锺书致富寿荪函语，俱见陈梦熊：《富寿荪所存钱札四通》，载《钱锺书评论》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38]李健吾：《与友人书》，《上海文化》第6期，1946年7月1日出刊。
[39]上引“立凡”的论诗绝句及王季思的评论，均见王季思：《唐风之复起》，浙江省立严州中学《文学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1939年10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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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研究 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