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初版序言
近代文学研究 第112期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初版序言
文/夏志清
在现代中国已经得到集中研究的情况下，令人惊讶的是，文学却受到相当的忽视。社会科学家在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研究中，即使意识到文学在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上发生的影响，一般来说还是忽略了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这种观点很可能被广泛地接受了，即现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这种观点导致人们充满疑虑地把现代文学视为政治煽动和宣传的手段，因此将其贬低为不值一做的课题。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完全是肤浅的，这些作品很多都对现代中国种种混乱和悲剧性的事件做出了感伤而痛苦的证言。
一个生活在当下的美国学生，直到他消化了大多数杰出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提供了对美国历史充满想象力的再现——他不可能真的弄懂他所研究的课题。这对今天的中国学生同样有效。他不能忽视现代文学，否则就要冒着无法得到对国家多样性形象认知的危险，这些认知本可以从本国更为严肃的文学中获取。尤其是现在，在我看来，当这么多学者忙于从理论上阐明共产主义在孔夫子的国度成功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这项对该国近来文学的研究有助于起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提醒作用——所有互相矛盾的现象，带着人性中无法逃避的重担，诸如愚蠢、恐惧和梦想，（印证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是既充满希望又带有悲剧感的。这项对现代中国小说的研究还有个附加价值，那就是提供一个新视角去看待现代中国的困境和问题，迄今为止，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考量都是在非文学的背景下展开的。
这项研究当然不是作为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研究的附庸而筹划的。文学史家的第一项工作永远是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评价：假如他仅仅把文学材料视作反映某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的一面镜子，他的研究将对学习文学的学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毫无意义。虽然我（在书中）着力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思想背景，我主要还是想从芜杂而庞大的现代小说——这一现代中国文学中最为多产而重要的分支中——概括出其规律与模式，并且在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以及西方文学传统的示范与挑战中，检视这一模式是如何形成自身风格和方向的。在进行后一研究时，我不无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对现存大量文学作品堪用的批评适用于这个课题。
在大多数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没有一手阅读经验的前提下，我在详尽论述时描述了这些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节梗概。为抵消描述过程的沉闷单调，我总在评论的同时尽量插入原作的翻译摘录，一则让读者体验原作风味，并且也对我的判断加以验证。不过，遗憾的是，中文与英文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即使最优秀的译作也没法充分再现原作风格。并且当我尝试尽量忠实再现原作时，在可读性方面或许又留下太多不足。在探讨中国作家时，为确保一定程度的公正性，本书另一常常采用的方法，是将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进行对比，尤其是从塞万提斯到福克纳这样的优秀作家，后者作品往往为人们所周知。我也知道现代日本和俄国小说与现代中国小说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更加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不过从读者角度考虑，拿这三个国家的文学作对比，意义并不大。因为在美国，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对以上三国文学谈得上熟悉。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著）、《喧哗与躁动》《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威廉.福克纳著）
由于试图让那些几乎完全不了解现代中国的读者对现代文学能产生些许好奇心，我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带来歧义的特殊术语。但我保留了“封建主义”这个词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因为那些可供替换的词汇无法表达相同内涵。在本书中，“封建主义”的含义要比这个意思消极的术语更丰富，它有利于描述在传统中国为乡绅与读书人阶层所控制的落后的农村经济。我还沿用了共产中国作家的习惯，把“干部”这个词不是作为复数而是单数来使用。此外还有几个英文单词需要特别定义。
书中的中文人名都根据韦氏拼音做了罗马化处理，这其中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名人以及几个古代圣人。至于地名，我则沿用了传统邮政拼法。我一贯称呼那座伟大的北方城市为“北京”，即使这么多年以来它已经不再是中国的首都，“北平”这个词仅仅用于探讨或引用几部小说原著之时。此类情况之下，我不得不遵从作者使用偏好。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什么人对我的课题感兴趣，经过那么多年的筹备工作，这本书完全是独立完成的。因此，我更加珍视来自朋友和学术机构的鼓励和帮助，我的兄长夏济安爽快地完成了一篇关于台湾文坛的论文，更难得的是他在这本书接近完成的最后阶段为我付出的时间和给出的建议。手头缺乏较全面的中文藏书，我一直依赖他的耐心，去为我的著作弄清那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以及核实中文作品的索引，还有检查参考书目的准确性。史蒂芬·宋（宋淇）本身是诗人和批评家，还是个翻译家，他从香港给我寄了许多著作，这些书在美国都不易得到。程靖宇是另一位住在香港的朋友，也一直尽量给我寄书。我与耶鲁的李典易关于将中国现代文学有过很多次愉快交谈。还得谢谢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H·戴维斯以及哈里特·C·米尔斯小姐寄给我的极有价值的信件。
我还要深深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尤其是其人文部门的主管查尔斯·B·法斯，他们对我的资助予我帮助甚大，可以在三年里专心从事研究而不必担心经济问题。对于我在耶鲁的两位导师，弗里德里克·A·帕特以及克林斯·布鲁克斯，我的感激无以复加，因为他们这些年对我的著作倾注了强烈兴趣和无尽善意。尤其是帕特教授，不辞辛苦，为最后完成的手稿提了许多格式上的建议。不过，唯有耶鲁大学的饶大卫教授，从这项工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深深的兴趣，一直到成书，是他给了我勇气和自信。我对他给予我的信任与友谊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我还想感谢我的编辑大卫·荷恩，感谢他专业而老练的编辑工作。同样的感谢还要献给哈罗德·P·林顿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的职员们，是他们给了我充分自由，去利用大量馆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还要感谢耶鲁大学的诺曼·H·皮尔森通读了本书书稿。以及密歇根大学的约瑟夫·K·山极和波茨坦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威尔莫·K·Trauger，在本书刚刚开始写作时他们阅读了部分手稿。最后，我的感激要献给我的妻子，因她毫无怨言的付出。
1960年4月 纽约州波茨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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