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

我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也有不少忧虑, 而且我认为许多问题已经超出了专业的范围, 而与如何认识当今的社会, 以及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 的历史与现实选择紧紧相关。另一方面, 这些选择具体到个人, 又是具有极大的个人性的, 不必追随潮流,与众人“ 一致” , 也不要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 可以鼓吹, 却不能强加于他人。也许正是这些个人化的选择, 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化( 包括学术) 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当然, 这只是一种期待,也说不定又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但我仍然要向大家汇报我个人的一些选择与设想。两年前, 我曾有一个机会到韩国任教一年,由于与中国现实有了一个时空的距离, 我思考了许多在国内陷于忙乱的事务中来不及好好想想的问题, 最后写下了我的“异国沉思录” 。我的“ 沉思” 由大到小, 包括了“ 世纪之交对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 、“关于北京大学历史命运的思考” 、“ 我的选择与定位” 等题目, 最后具体到专业, 写了一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 , 现抄录如下:

一 研究目标

1994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西安年会上确认: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五年的持续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 已经不再年轻, 正在走向成熟” , 要求着新的开拓与突破。— 事实上, 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有志者的思考与努力的新的目标。本大纲(计划) 正是为寻求新的开拓与突破, 提供一个设想或新的思路。— 自然, 这是从我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带有极大的个人性(或小群体性) ; 它绝不是唯一的, 更不是排他的, 只是未来多元化大格局中有着鲜明个性的“ 这一个” 而已。

二 研究计划——两个突破口的选择

(一) , 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由“ 分离” 到“ 回归” , 逐渐“ 经典化”的发展趋势(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许到下一世纪某一时期才能真正实现, 在此之前, 将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内逐步过渡) , 对“ 经典作品” 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 抓住“有意味的形式” 这一中心环节, 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造经验, 进行理论升华, 逐步建立“ 中国现代诗学“。

( 1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20 世纪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历史筛选, 编选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按: 最近, 我与谢冕先生合作编选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这算是第一步, 这类的筛选是需要经由许多人不断进行的)。

( 2 ) ,逐步开展对文学经典著作有选择、有重点的精读与研究, 写出专著, 在此基础上, 写出理论总结性的著作, 出版《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研究丛书》, 并在大学开设“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研究” 课程。

( 3 ) ,为避免“ 遗珠”之憾, 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力量, 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有特色、而尚未( 或较少) 研究的作家、作品进行专门研究, 写出一批有分量的“ 作家论” 、“ 作品论”, 以作为前述“ 精选、精读” 的补充。也可以以写这类作家、作品论(包括编作家年表、作品目录) 作为研究生的一个基本功训练。

( 二) , 抓住对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或文学的现代化) 起着直接影响与制约作用的三大文化要素(背景) —— 出版文化、校园文化与政治文化,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进行文学社会学与文学政治学的研究, 同时在文学史理论、方法、结构与叙述等方面进行新的实验。

( 1) ,有计划地逐步开展20 世纪文学市场的研究, 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批研究对象确定为商务印书馆( 含其主办杂志, 下同) , 泰东书局, 北新书局, 开明书店, 现代书局, 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文化生活出版社等。

( 2 ),从大学文化的研究入手, 有计划地逐步开展20 世纪中国文学与20世纪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关系的研究, 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第一批研究对象初步确定为, 世纪初至20 年代北京大学, 五四时期浙江一师、立达学院等院校, 30 年代清华大学, 40 年代西南联大、鲁迅艺术学院, 五、六、七十年代清华大学、80 年代北京大学, 90 年代大学文化调查。

( 3 ) ,积极准备条件, 开展20 世纪中国国家( 政权)、政党( 政治) 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在条件成熟时, 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丛书》。目前可以先进行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三 研究工作组织方式

1 , 争取前辈与同辈学者的支持, 同时也尽量吸收年轻学者( 包括部分在校研究生) 参加, 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队伍,为培养学术新生力量探索道路, “ 出书” 与“ 出人” 应是同时产生的两个结果。

2 , 与出版社充分合作, 发挥出版社的中介与组织作用, 把学术著作的写作与出版纳入统一的计划中, 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结合, 这就有可能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探索一条新路。

《大纲》以上部分是围绕着我的培养研究生与主编系列丛书两项工作设计的, 都偏子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这是我人到老年以后自我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觉得有义务利用自己现有的一些条件, 为年轻一代多作一些“ 铺路” 的工作, 这也是符合我一贯的“ 中间物意识”的。

至于个人的研究, 根据我自己的条件, 将以“ 说自己想说的话” 为主要追求, 而不以能否发表与出版为主要目的。当然, 也不是不考虑发表与出版, 任何研究都是希望对会或学术发生作用的。只是说在二者发生冲突时, 宁愿不出版、不发表也要坚持前者: 我这一辈子有过太多的妥协, 太多的瞻前顾后, 太多的跟着别人(包括大众, 时尚) 说话, 有时候也说过一些违心之言, 我常为此而恼恨我自己, 却也无可奈何。现在我应该自我解放了。不是说要摆脱时代的影响,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恰恰是要面对时代, 发出我自己的声音。在我看来, 即将过去的20 世纪, 基本上可以分作两个时期: 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 导致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后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 我把它叫做“共和国文化”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这方面, 我们研究与揭示得都很不够) , 也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 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深刻影响。但应该承认与正视, 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化( 也有别于五四新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独立文化形态, 它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与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己的思维方式, 心理结构, 情感方式, 伦理道德, 行为准则, 有自己的观念、哲学, 甚至有自己的文体, 惯用的词语…… 等等, 并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 已经渗透到全民族( 大陆人) 的心灵深处, 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形成了新的国民性(心理, 性格)。这是一个“世纪遗产” : 对20 世纪的任何历史回顾与考察, 都不能绕开它的存在; 而且它会长时间地影响与制约中国下一个世纪人的心灵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 对“ 共和国文化” 的研究, 将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一世纪发展的跨世纪的思想、文化与学术工程。当然, 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的原因, 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对“ 共和国文化”作出任何深刻的研究的, 但我们是生活于“ 共和国文化” 中的人,我们对“ 共和国文化” 的体验、认识, 我们所拥有的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后代人绝不可能有的, 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说出一些以后的研究者不可重复的意见, 也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我们回避对“共和国文化” 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历史责任的回避, 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对后代人欠债。更为重要的是,“ 共和国文化” 对当今大陆中国人, 还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而首先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同样是不可回避的。在我看来, 尽管本世纪的最后20 年大陆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其基本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变, 仍是属于“ 共和国文化” , 根本构不成什么“ 新时期” 。如果无视或忽略“ 共和国文化” 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显、隐两个层面的影响与制约, 我们对任何现实精神文化问题的讨论至少是不得要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或者说出于对未来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怀, 我决心把我的进入老年阶段的研究, 集中于对“ 共和国文化” 的科学剖析。我当然明白, 我所能作的研究是极其有限的,我只能从我所熟悉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敏感的部分)、作品切入, 考察“ 共和国文化” 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 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共和国文化” 的形成与建构,“ 共和国文化” 又怎样决定着知识者的命运) ;如有可能我还将对“ 共和国文化” 的主要创造者的思想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 最后,我也要对“ 我与共和国文化” 的关系作一次反思与清理, 我总觉得,在完成这样的自我蜕变之前, 我的灵魂将很难得到安宁。这样,如果命运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将从“ 共和国文化——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的三者互动中作出我对20 世纪中国文化的一种个人的历史(与现实) 的考察。刚刚完稿的《1948 : 天地玄黄》一书,是这“ 最后的研究” 的第一个尝试。我在那里所进行的是一种“ 历史起源” 的研究, 对象是尚在襁褓中、跃跃欲出的“共和国文化” , 把它放在处于历史交接期的各种文化( 如五四启蒙主义文化, 自由主义文化, 现代主义文化, 民间文化等等)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对它的最初形态作出具体的描述; 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那历史转折关头, 或自觉, 或半被迫、半自觉地接受了“ 共和国文化” 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 提供尽可能多的材料。另一方面, 我的研究兴趣还在于对“ 文学史写作形式” 的试验。我们过去比较重视文学史的观念、方法的探讨, 但我认为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文学史的写作,包括“ 文学史的结构” 、“ 文学史的叙述学(叙述人称, 视点, 叙述语调, 等等)” 等方面的问题, 都有待我们去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可能会失败, 弄得不伦不类, 或者留下许多遗憾( 我已经预计,我的这本《1948 …… 》会使很多人不满足, 以至失望) , 但重要的是要“ 开始” , 要“ 有所追求” 。在这方面, 我希望自己尽可能久地保持一种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的活力; 如果真到了丧失活力的那一天, 那就应该自动地停止研究, 进入另一种人生境域: 我期望自己到时候能有这样的清醒与决断。

1996 年8 月29日整理于燕北园

原文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