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峰】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
流域·通道·走廊：
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
摘要
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地理文化空间与音乐结构和象征意义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路”既是地理文化空间，又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空间。强调从“路”内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个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走向“路”地理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形态构建与象征意义的关系性、流动性研究。换言之，从定点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走向“多点一线”、流动性、关系性的音乐地理文化空间研究。尤其思考音与“路”和时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辩证关系，以及“流域”“通道”“走廊”中音乐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地传播问题研究。同时，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既是移动的、多点的、线索的田野民族志书写，又是对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区域、跨族群之间的异地传播问题展开的关系性比较分析研究。
关键词：流域人类学；音乐文化地理；线路遗产；文化互动；文化空间
作 者：赵书峰，博士，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赵书峰，民革党员，博士，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出站博士后，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湖南省文旅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家，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湖南省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曾获第十二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评委会特别提名奖。
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地理文化空间与音乐结构、象征意义的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研究是目前民族音乐学界亟待深入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流域”，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主要强调由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空间形塑的水上交通通道，例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分布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湄公河流域，等等。当然“流域”也包括人为修建的水域交通通道，例如京杭大运河、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灵渠，等等。目前学界关于“流域”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受到“流域人类学”思维的影响。所谓“通道”，主要是指历史上为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而修筑的官道、商道，等等。比如“买马道”“茶马古道” “川盐古道”“湘黔古道”，等等。关于“走廊”的概念主要是指“民族走廊”，即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比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或者说，“走廊”文化其实就是族群传统文化沿着某一地理区域以带状性质的跨区域与跨族群间的移动和传播。比如“藏彝走廊”“南岭民族走廊”“武陵走廊”，等等。其中“流域”“走廊”构成的“路”主要是指自然地理文化空间（景观），“通道”则主要是指人文地理文化空间（景观）。
研究团队考察湘黔古道
2020年8月，赵书峰拍摄
而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则打破了历史上由国家政治语境中划定的地理行政边界，转而以具体的音乐文化事项的移动与族群迁徙路线作为多点与线索追踪，针对音乐的历史构建、文化变迁、文化交融、音乐“在地化”问题展开的互证、互释，以及动态的宏观性质的音乐民族志考察。换言之，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强调微观、聚焦式的定点的个案研究，走向多点连成一线，再形成“面”的宏观的区域音乐民族志书写范式。即从静态的音乐事项的微观个案研究（体验居住式）走向宏观动态的移动的田野，多点的、线索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范式。总之，音乐与“路”互动关系研究是结合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民族音乐学等理论，针对“路”形塑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音乐传播、交流、变迁、音乐的“在地化”等问题给予跨学科交叉理论的深入思考。
一、“流域”“通道”“走廊”：
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的新转换
当下，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关于“路”与族群、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研究成果较多，代表学者主要有：周大鸣、周永明、李绍明、麻国庆、赵旭东、田阡等，他们针对“路”地理文化空间内的区域与跨区域、跨族群互动与文化多样性问题，结合实地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研究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问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参考。同时，学界受到“流域人类学”理论思维的影响，开始从传统村落与社区中的音乐的个案研究走向以“路”文化空间中音乐的动态的、移动的“线索民族志”书写的范式转换，尤其重点关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空间中的“路”对于传统乐舞结构与象征意义的生成，及其音乐的区域与跨区域、跨族群文化的互动和交融等问题的思考。正如赵旭东认为，人类学的研究逐渐从村庄范式的书写转换到更大范围的观察，流域文明的民族志要求书写者能够真正追溯流域发生的故事，特别注意到江河流域与山水之间的自然属性的关联和人类学讨论。
团队考察湘西南靖州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歌鼟
2020年7月，赵书峰拍摄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定点静态研究观念多是受到传统人类学思维的深刻影响，强调长期定点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思维，多以村落和社区中的传统乐舞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折射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即“以小析大”的研究。今天，受到“流域人类学”研究思维的影响，音乐民族志书写从传统的静态的“点”的描述与记录，走向“流域”“通道”“走廊”内的传统乐舞事项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变迁、文化交融，以及“路”内的多点与线索音乐民族志之间的互证、互释研究，尤其开始关注“路”文化语境中的“线性文化景观”（声音景观）的历史建构与文化认同“阶序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即“流域”中的传统乐舞文化的生成与族群、区域、国家认同等密切关系问题的深入考察。换言之，尤其重视以某一音乐事项作为研究载体，追踪“路”音乐文化的生成与族群、社会、区域、国家等多重互动关系，以及“路”文化景观内的音乐生成表述与特定的认同“阶序性”（认同的多层级构建）之间的勾连性思考。同时，强调“流域”内的族群传统乐舞文化与其独有的地理文化形态，“流域”内的文化和物质交流与族群（人员）迁徙之间的勾连性思考。因为，“对事物的预知现在牵涉到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所以，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继续关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问题的研究，而且研究视角也要转向以“流域”“通道”“走廊”中的音乐与其形塑的三种“路”构成的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尤其重点关注由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形塑而成的音乐文化区域与跨区域传播和交流之“路”中的传统乐舞结构及象征意义生成问题的系统研究。在研究理念的转换上，从强调定点的居住式为主的音乐社区的个案考察研究，转向以移动的、多点的、线索追踪性质的，针对“流域”“通道”“走廊”上的传统乐舞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变迁问题展开微观与宏观性质的比较研究。特别在“路”文化空间如何形塑传统乐舞的结构、风格与赋予其象征意义的研究方面关注不多。因为，“地理学将空间处理为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一成不变的地域——一个被动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所以，“路”不只是一种地理文化空间，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空间。总之，民族音乐学关注音乐与“路”的研究，主要是受到后现代地理学（比如爱德华·W.苏贾等）、文化地理学（比如迈克·布朗）等地理学理论的深刻启发，重点针对“流域”“通道”“走廊”内多点的传统乐舞舞蹈田野民族志个案，考察特定地理文化空间中的关系性、流动性特征如何赋予其传统乐舞的结构、风格与象征意义等相关问题。
02
二、便利的水陆交通之“路”
为音乐文化的区域与跨区域传播提供诸多可能
（一）
“流域”内音乐的跨区域、跨族群传播
首先，由“流域”构成的音乐文化传播之“路”给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物质、族群迁徙或人员往来，以及传统乐舞文化的跨区域、跨族群文化传播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通道。比如，湖南省境内湘水、沅水、资水、澧水构成比较发达的流域交通网络，这种便捷的水上通道为传统乐舞文化的跨区域互动与交融以及音乐风格的多元构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三棒鼓音乐在岳阳、常德、桃源、石门、桑植、澧县、溆浦、邵阳、新化、龙山、永顺等湘北、湘西一带跨区域、跨族群间（汉族与土家族）的文化传播，正是由于“流域”文化造成的结果。
湘西龙山土家族酉水河的清晨
2020年7月，赵书峰拍摄
其次，不同“流域”之间的相互衔接为音乐的跨区域、跨国界的传播提供诸多可能。据笔者实地考察得知，湖南麻阳郭公坪镇的傩堂戏音乐中的【鲜花调】多是苏浙小调音乐文化沿着长江流域、沅水流域形成的跨区域、跨族群文化的异地传播产物。因为湖南沅水流域是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汉族传统文化、商贸、经济等互动与交流的重要交通节点。而且，沅水领域中的沅陵县还是中国中部通往缅甸、印度、非洲、欧洲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比如《沅水行船埠头歌》记载：“常德河洑桃源县，剪市界首清浪滩，北溶沅陵泸溪县，浦市江口到铜湾，安江洪江黔阳县，四十八寨到镇远。”从上述歌词描述内容可以看出，沅江作为湖南境内重要的水上交通通道，为苏浙文化、中原文化的跨区域、跨族群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的交通条件。我们知道，明清商业发达，商贾借舟楫之便，与长江上、下游交流频繁。当时兴盛的时调小曲，也因之相互交融。传入湖南的有【扬州相思】【无锡景】【银纽丝】【凤阳调】【江西调】（又名【卖杂货】）、【川调】【贵调】等。如今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常德丝弦的形成与其所处沅江流域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因为它是“宋元以降，常德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各地商贾云集，随同而来的江浙乐师、歌女等往返于沅澧之间，他们带来的时令小曲也在滨湖地区逐渐流播”。所以，常德丝弦的形成不但是音乐随人员和物质的流动在长江流域、沅水流域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形成的跨区域、跨文化的横向传播，而且也是由于常德古城丰富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尤其繁盛的四方文人商客频繁的物质文化交融，给常德丝弦的曲牌、唱腔语言、表演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笔者通过网络田野民族志研究发现，处于汉江流域陕西镇巴县民间丧葬仪式中的“孝歌”竟然与千里之外的湘中新化“和娘娘”“酬还都猖大愿”等民间仪式音乐中傩腔的旋律风格形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上述两者之间所属的流域文化（汉江流域与资江流域）同属于长江流域，彼此之间便利的水上通道给民俗音乐的跨区域传播提供许多可能。比如，湘、鄂、渝、黔、陕省份区域内民间丧葬仪式中的“唱孝歌”（“夜歌子”）旋律风格的相似性也可能是上述省份交界处便利的流域文化空间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共有的民俗音乐文化现象。还比如湘江流域内（湘潭段）的船工号子，受湖北以及洞庭湖一带的号子影响较大。有学者认为，湖南沅陵县土家族排鼓唢呐、土家族打溜子等传统乐器合奏的乐器配置，湘、资、沅、澧水流域内丰富的船工号子的形成，多与“流域”文化空间内人员与物质的流动关系密切。实际上，北方黄河流域汉族戏曲音乐（比如梆子腔、山陕梆子、蒲剧、上党梆子、怀庆梆子、豫剧）高亢粗犷的唱腔风格与其流域内地方语言、传统乐舞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现象密不可分。正如乔建中认为，与山脉相反，江河水流常常扮演一种“文化通道”的角色。比如黄河是晋、陕两省的 分界，但对于文化，它反而起了一种沟通作用。由此而使上述地区的生活习惯、方言以致民歌、戏曲、说唱等音乐体裁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流域”内便利的水陆通道为文化间的异地传播和流域内区域文化的共通性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湖南新化县酬还都猖大愿
2018年10月，赵书峰拍摄
同时笔者认为，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的北方汉族文化的传统特色，这主要与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之间形成的便利的水陆交通环境有关。因为中原与南岭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主要是靠长江流域发达的支流网络系统提供的便利的交通通道为载体。比如，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是秦代（公元前214年）打通湘江与珠江水系的重要的人工运河，它不但是秦代对南岭区域的一种军事征服之道，而且也是北方中原文化进入南岭区域乃至南亚、东南亚区域的一个重要的水上连接通道。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湖南境内的旅行路线就是从茶陵进入衡山沿着湘江流域的涞水、潇水、耒水进行的。据笔者考察发现，湖南传统戏曲“辰河高腔”在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毗邻的贵州铜仁、松桃、印江、思南、玉屏、镇远和重庆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市）的广泛流播，在某种情况下多是沅水（包括酉水）流域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导致的区域与跨区域文化传播的产物。又据笔者考察得知，里耶古镇传统乐舞多是汉族传统文化在土家族聚居区造成的跨区域、跨族群文化的异地流动与传播。尤其受到酉水流域发达的航运系统的影响，有力促进了物质、商业文化和人员的往来。这里流播的花灯、道情等传统乐舞多是汉族传统文化依托酉水流域水上交通实现与土家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特别是湘西土家族传统乐舞文化的形成与其作为母亲河的酉水发达的流域交通网络关系紧密。因为，湘西龙山县里耶古镇的大型货船是专门沿着酉水河流域通过沅陵县进入沅水，直接通航到常德、汉口等地，有力地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传统乐舞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还如“长沙丝弦”“常德丝弦”“平江丝弦”“浏阳丝弦”“衡阳丝 弦”“武冈丝弦”“邵阳丝弦”等，多是浙江的时调小曲沿着发达便利的湘江、资江流域与湖南各地民歌、方言相互融合后造成的文化产物。正如《潇湘至汉口行船歌》记载：“道州发水慢悠悠，七日七夜到潭州，长沙霞凝至铜官，青竹营田磊石山，鹿角城陵矶下水，亚蓝茅坪石头滩，嘉鱼排洲津口驿，到汉停泊鹦鹉洲，黄鹤楼中吹玉笛，同乡会上话千秋。”从上述歌词内容清楚地表明发达的湘江水系为南北方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非常便利的文化通道。所以，“流域”所形塑的地理文化空间为传统乐舞的跨区域、跨族群间的文化传播与移动提供了诸多的可能。
湘西龙山土家族“舍巴日”仪式
2019年6月，赵书峰拍摄
（二）
“通道”语境中的
音乐生成与跨区域、跨族群传播
首先，传统音乐的生成与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以“茶马古道”“古盐道”“买马道”等“通道”中民歌的形成为例可以看出，这些被界定为“劳动歌”的唱词内容、语言风格、音乐结构等的形成多与“通道”内频繁的商业物质交流活动息息相关。比如川鄂古盐道上恩施境内流传的《背佬儿歌》《背盐歌》等民歌的产生与古盐道上的以盐为主的物质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湖南石门县土家族的《赶骡调》的形成与县域内的茶马古道以及当地繁盛的种茶、运茶业密切相关，如今这里还保留有“泰和合茶号”的旧址。
湘西浦市古镇高山坪古驿道
2020年6月，赵书峰拍摄
其次，历史上由于政治、军事、商业等用途修筑的“官道”“商道”等，给传统乐舞文化的异地传播营造了诸多便利的条件。如今“通道”中的多点之间民歌的语言与歌唱风格的相似性特征多是传统音乐在以“通道”为载体的跨区域与跨族群之间异地传播的结果。有学者曾对川盐古道上的方言调查后发现，其沿线的江津、綦江、盐津、利川、桑植、思南、仁怀等地的部分方言与自贡地区的某些方言在词汇、语音、语意上高度相似，这说明食盐运销促进了区域之间语言的传播与互动。云南、贵州茶马古道中的《赶马调》在汉、苗、布依族的跨族群变体传播与此“商道”带来的便利交通条件有直接关系。北方“走西口”多个“通道”产生的【漫瀚调】（【满汉调】）也是历史通道语境中的文化互融的产物，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互动与融合之产物。陕西勉县镇巴镇流行的《背二哥号子》，与“荔枝道”中的“下四川”人员的物质交流密切相关。同时看出，“通道”内的音乐文化事项多是以“官道”“商道”为载体的军事、经济、移民、商业等为目的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之道。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跨越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的滇藏川交界处的茶马古道上进行的，不但是茶、马、酒、盐、糖、皮毛、药材等商品的贸易，而且包含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总之，由“流域”“通道”“走廊”形塑的“路”地理文化空间为传统乐舞的生成以及跨区域、跨族群之间的文化传播，音乐与语言的“在地化”提供了诸多可能。
（三）
“民族走廊”语境中的
传统乐舞文化的异地流动与传播
“走廊”不但具有地理学的空间概念，而且也是历史上积淀而成的多族群文化互动与交融的一条主要的文化通道。“走廊”包含“流域”和“通道”两种地理文化空间，形成一个以“线性文化景观”为主的一种纵横交错的网格状分布格局。分布于“走廊”内的传统乐舞文化多是随着“通道”（比如商道、官道等）与“流域”内便利的水陆交通系统展开的跨文化、跨区域、跨族群间的文化交融与异地流动。比如，“沅水的西南源重安江、龙头江，流经到黔南和黔东南地区，直抵苗岭，往南跨过苗岭就是岭南走廊，往西就进入云贵高原。这一带是秦朝黔中郡和汉武陵郡的西南端。这条通道古代是武陵蛮等族群南下，往西移民的主要通道，是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交汇融合的中心地带”。再比如分布于湘粤桂交界处的“南岭民族走廊”主要由“流域”（珠江流域、湘江流域等）和“通道”（“潇贺古道”“湘桂古道”等）构成，上述区域文化空间的历史构建表征了以汉族为主流的王朝文化与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的以瑶族为主体的跨族群互动与交融的历史轨迹。又比如，“如江华、江永、富川等地庙宇中大多配有唱神戏的古戏楼，如江永勾蓝瑶村寨盘王庙与‘旗山庙’中的古戏楼，这种庙宇加戏楼的配置充分反映出平地瑶文化受到北方汉族礼俗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苗瑶走廊”，主要是指北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之后，以湘中区域的苗瑶族群为代表的“古梅山蛮”不断地向中国南方、西南诸省，乃至东南亚、欧美国家的迁徙与流动的当下分布格局。为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将结合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语音学等跨学科理论，针对中国（湘粤桂区域）与东南亚（老挝、泰国、越南）瑶族《盘王大歌》的传世唱本展开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如今在“苗瑶走廊”“南岭民族走廊”这两种线性地理文化空间中，形成了瑶族“梅山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跨区域、跨族群传播。据笔者在湘南江华河路口镇、大路铺镇等地长期田野考察得知，这里平地瑶民间仪式信仰中至今仍保留大量的梅山民间信仰仪式经书，为此还曾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所以，“民族走廊”语境中的传统乐舞文化空间的形成多是在跨族群文化互动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呈以带状为主、放射状为辅性质的异地传播与文化变迁现象，而且其型构的地理文化空间多是一种“马赛克”般的乐舞文化拼贴。比如武陵民族走廊乐舞文化空间就是汉、苗、瑶、土家族传统乐舞文化的互文，而南岭民族走廊乐舞文化空间也是汉族、瑶族、侗族、客家等族群传统乐舞文化的立体多维地构建。总之，“民族走廊”语境中的传统乐舞文化空间的形成既是文化的跨族群、跨区域的异地传播，又呈现出以汉族传统乐舞为主流文化的“在地化”过程（文化涵化）。
湘西南靖州苗鼓歌鼟表演
2020年7月，赵书峰拍摄
湘南江华平地瑶对歌仪式
2018年10月，赵书峰拍摄
03三、“路”地理文化空间特点
决定和影响了传统乐舞的结构与风格的生成
“路”地理文化空间不仅影响了区域内传统乐舞文化的本体与风格的形成与建构，而且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环境还赋予其特有的人文象征意义，即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的形态特点，影响和制约着传统乐舞的结构、风格与文化意义的生成条件。因为特定的“流域”“通道”“走廊”地理文化空间营造了独特的民间音乐种类，这些音乐不但是地方民间音乐的代表，而且唱腔语言也带有典型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湖南新化县资江“船夫号子”中的音乐采借的是湘中民间音乐羽调式的音乐元素，音阶多为la、do、mi三音列结构，结束在la音上。还比如，湖南沅陵县“酉水号子”（《摇橹号子》《拉纤号子》等）是沅江流域内的纤夫拉纤时唱的劳动歌曲，而且多是由地方民间小调结合当地方言即兴创作而成，是澧水流域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船工号子”，与澧水流域内的商业及人员物质交流有直接关系。另外，“流域”内水域流量特点与其水道内的地理形态都直接影响船工号子的音乐风格与旋律特点。比如湘江流域内的“船工号子”很少，这与湘江水域水流平缓、没有大的险滩有直接关系，而沅江、资江流域由于险滩较多，产生了大量的“船工号子”音乐。因为，湖南资江河水湍急，滩多河弯。常在春汛到来之时，随着湍急的河水，船工驾“毛板船”将煤炭、杂货运往汉口，所以有些“毛板船”在行驶过程中常有被撞破击沉的危险，船工在航运中，为了紧紧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用号子指挥劳动。还比如常德丝弦板腔体唱腔中的“川路”就是在流域文化影响下从四川传来的曲调加以改造完善而成的。所以，音乐种类、风格与文化象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建构的“路”空间的形态特征关系密切。
湘西龙山土家族酉水摇橹号子表演
2020年7月，赵书峰拍摄
04四、音乐与“路”隐喻了
族群、区域、社会、国家等多重互动关系
迈克·布朗认为，文化地理学“不仅研究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分布情况，同时也研究文化是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的”。因为“在对待时间、过去和历史方面，传统文化地理学更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漫长演化，而新文化地理学则强调文化的空间性作用所导致的快速变化”。所以在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研究中，我们不但要研究空间的历史与关系性构建问题，而且要思考“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问题。笔者认为，“时间空间化”是指时间（历史）维度空间中的族群、区域、社会、国家等立体多维互动建构；“空间时间化”强调地理文化空间中的族群、区域、社会、国家多维互动与建构是长时段背景中历史积淀的产物。比如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的音乐文化空间（声音景观）建构，既表达了以瑶族、汉族为代表的跨族群传统乐舞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下的声音景观的“共存性”与“序列性”建构，又描绘了尤其明初以来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互融、互渗格局。换言之，“流域”“通道”“走廊”等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鲜明地隐喻了族群、区域、社会、国家等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表征了空间、时间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存性”“序列性”特点。有学者认为，南岭民族走廊的形成既包括不同族群的迁徙与互动，也包括南岭作为地理空间的开发史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意义建构史。所以，音乐与“路”文化空间的关系性问题，不但是以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中的族群、区域、国家之间互动关系语境中的一种“历史构造”与“历史投射”，而且隐喻了以汉族为代表的王朝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乐舞文化的互动交融语境中的音乐“在地化”的历史构建及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同时可看出，“路”文化表征的多维度认同主要是指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语言认同、宗教认同等，以及地理文化“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
考察湘西南靖州岩脚侗寨琵琶歌
2020年7月，赵书峰拍摄
五、新媒体技术构建的虚拟之“路”
扩宽了音乐的流动与传播渠道
当下，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路”地理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的流动与传播模式、传播渠道正在发生变迁。换言之，由“流域”“通道”“走廊”形成的音乐传播与流动之“路”，逐渐被当下发达的电视、互联网（如手机）等新媒体技术构建的传播之“路”所取代。这不但是因为新媒体技术与现代化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传播渠道给音乐的跨国界与跨区域传播带来的诸多便捷条件，而且如今水运条件较好的河流被流域内的多个发电站截流，由此严重阻碍了跨区域间的物质与人员的交通往来，给传统音乐的异地传播带来阻断。因此造成了很多流域内的不同音乐风格与唱腔语言的“船工号子”的生存语境渐趋消失。因为，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形态的改变也会造成“路”文化空间语境中的传统乐舞的风格特征与传播现状发生变迁。比如湖南“沅水号子”“酉水船工号子”“资水号子”的表演只能在舞台上看到，而保护与传承语境出现断裂。然而庆幸的是，当下国家正在大力实施长江流域地理文化生态保护战略，不但对于这里的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保障，同时也为传统乐舞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历史上由人文与自然地理文化景观构建的文化传播之“路”与当下由新媒体技术型构的新的音乐文化传播之“路”不同，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形态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形塑的历史文化“通道”，是一个带有历史感和真实空间感的音乐传播与互动交融之“路”，而由电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形成的则是一种音乐传播与流动虚拟之“路”。所以，由“流域”“通道”“走廊”建构的地理历史文化空间与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中的电视、网络、自媒体等建构的虚拟的传媒文化空间，是历史与当下两条音乐文化流动与传播之“路”。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把网络社会产生的新空间称作“流动空间”。他认为，网络社会是环绕着各种流动——例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构建起来的。
六、当下的音乐与“路”
文化互动关系问题研究策略展望
第一，结合具体的田野考察个案，重点思考“流域”“通道”“走廊”内传统乐舞之间的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比较研究。第二，亟待结合传统乐舞的田野考察个案之间展开线索民族志考察，从而总结和提炼出音乐“路学”的理论研究范式。第三，结合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田野民族志考察，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思考“流域”“通道”“走廊”内的历史与当下的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性、空间建构的历史性研究。第四，结合新文化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思维，强调地理文化空间的象征意义生成研究，亟待结合具体的田野考察个案展开线性音乐文化景观系列研究。第五，思考传统乐舞与“路”文化空间的历时与共时性建构和族群、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国家认同之间的勾连关系。第六，结合跨学科理论充分结合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工作，针对“流域”“通道”“走廊”内的传统乐舞文化事项的结构与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展开扎实的田野个案考察；以“路”文化空间作为线索民族志考察的切入点，针对特定的“路”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结构形态特征、文化变迁，音乐的“濡化”与“涵化”等，形成以“多点一线”的微观与宏观、动静结合的区域与跨区域比较研究，从而为文化人类学领域的“走廊学”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提供诸多的理论支撑。第七，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问题研究，将“路”文化空间的历时与共时建构研究置于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社会整体的大环境中进行审视，重点观照“走廊”内的“流域”与“通道”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问题与整体和功能性思考，而不应该将任何一个单一地理文化景观单独剥离出来进行区域与跨区域比较研究。第八，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也折射出主流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以及跨族群、跨区域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首先，音乐与“路”既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从定点到多点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又隐喻了以其形塑的具有带状、辐射状的地理文化空间（声音景观）所表征的音乐身份认同，音乐的“在地化”与区域音乐文化认同问题。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从定点的村落和社区音乐研究正在走向以“流域”“通道”“走廊”为主的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研究。换言之，以移动的、动态的、线索追踪性质的民族志为书写与表述方式，以某一个音乐载体作为研究支点，将其音乐文化移动与文化变迁置于整个“路”构成的线性地理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声音景观）中进行观察，重点思考其传统乐舞品种的结构生成与象征意义的深刻表达。
其次，任何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地理文化空间或文化景观，都是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区域、跨族群文化互动与交流的复合型文化记忆文本。所以，“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做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做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即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 。因为，任何一个由“路”文化建构而成的族群传统乐舞都是其水陆通道内长期的跨族群、跨地域政治、社会、历史、语言、民俗、宗教等文化特质相互交融后形成的音乐风格的复数。正如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认为：“每个区域都是一枚反映民族相似性的徽章。”
总之，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关注的音乐与“路”文化互动关系问题研究，它不但是学科研究范式和研究理念的新转换，而且也是将民族音乐学倡导的、传统的，以社区或村落音乐展开定点或长期居住式参与观察研究模式，走向移动的、线索的，以“路”文化空间作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区域、跨区域内因人员和物质的流动给传统乐舞的结构与风格、象征与意义生成带来的深刻影响。尤其强调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性研究，或者说重点关注传统乐舞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文化地理空间如何赋予传统乐舞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分析研究。正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认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研究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似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总之，从“流域”“通道”“走廊”视野关注音乐文化的流动性、关系性，必须具备扎实的历史民族音乐学与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考察个案实践，将这些多点的音乐个案连成一线进行互证、互释的关系性比较研究。同时，不但强调多点之间的历史关系性思考，更要关注由于地理文化空间形态（景观）的差异，给传统乐舞的结构与风格构成带来的深刻影响，或者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尤其既要探讨地理文化空间形塑的历时性维度的考察，又要关注音乐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地方性知识、权力之间的“共谋”问题的思考。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请以纸质版为准。欢迎个人转载，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发送微信留言，或与我们联系，取得授权。
配图由文章作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微信号不对图片的原始来源负责。
欢迎订阅
订阅方式● 可以通过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8-58，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5 - 1052/J，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2568。● 可以汇款至广西南宁市思贤路38号《民族艺术》编辑部订阅。● 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微信公众号识别二维码订阅。
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minzuyishu001@126.com
● 联系电话：0771-5621053● 地址：广西南宁思贤路38号 《民族艺术》编辑部● 邮编：53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