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介“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史志研究”项目简介刘文峰（封二）“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史志研究”项目主持人刘文峰简介刘文峰（封三）封面、封底和彩页竹筒琴陈坤鹏供图（封面）封面说明

城市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遗实践为主线摘要在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关系上，新加坡首个申遗项目锁定其境内广泛存续的小贩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作为遗产项目的确认和界定，“新加坡小贩文化”立足于“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的社区餐饮和烹饪习俗”，充分体现了活态遗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该遗产项目的当下和未来均涉及城市管理、旅游开发、食品安全等社会现实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制定保护措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并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以城市社区为主体的多元行动方参与使得整体性保护实践在能力建设中得以有效推进。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加坡小贩文化；饮食文化；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作

年影印本。十四、访谈材料及其他田野访谈材料应的征引，应当按照一定的规则。如果援引的材料属于大型调查中的一部分，该大型调查已经对访谈材料进行了编号，则按照编号征引。示例：被访谈人：某某，男，1979

民族音乐研究的守望者——冯明洋学术生涯述评摘要作为我国岭南区域音乐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冯明洋先生可谓是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的推动者。通过对冯明洋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著作的解读，可见其在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上开拓创新的学术贡献和成就。作为一位民族音乐研究的文化守望者，“孜孜以求”“楷模精神”正是他坚守岭南文化的真实学术写照。关键词：冯明洋；岭南音乐文化；音乐文化学；越歌；民族音乐作

《寻梦环游记》的角色配置与游戏规则摘要所有幻想故事都可以用有限的结构模式来归纳，但是，故事的无穷魅力并不在于结构的轮廓，而在于构件与构件之间的铆合技巧、任务过程的障碍设置，以及每一处转折的出题方式和解题方式。每一个好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寻梦环游记》讲述主人公往返于生灵世界和亡灵世界的冒险故事，编剧使用了“诅咒”和“祝福”两套穿越标准，生人受到诅咒将穿越到亡灵世界，受到亲人祝福则可返回生灵世界。但仅有这样的基本设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才能延长游戏的运作时间。对于主人公来说，每多一个限制条件，就多一重障碍、多一个任务。英雄主人公不仅要利用游戏规则解开命运加给他的难题，还要努力解开命运加给他所爱之人的难题。如何在90分钟的观影时长内设置适度障碍，让主人公圆满地完成所有任务，取决于编剧对故事法则的理解和想象力。关键词：幻想故事；动画电影；迪士尼动画；皮克斯动画；故事学作

文武之道：冀南乡村梅花拳的宝卷叙事与武术实践摘要至今仍在冀南乡村传承的梅花拳，既是以步法见长、讲究实战的一个武术门派，又是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缔结的一种男性结社组织，并普遍具有一定的民间信仰性质。梅花拳精英以《根源经》宝卷为资源，重构因果关系，采用“秘宣”方式，对武术习练、礼仪教化与社区公益等予以统合，是其能够深嵌于乡村日常生活之关键。追溯清代以来梅花拳宝卷运用及文化认同的历史，关注其“文武之道”的话语形式与组织建构，有助于理解其因应国家一统进程并自觉整合其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实践机制。关键词：文武之道；冀南乡村；梅花拳；宝卷；武术作

未信此身长坎坷，细看造物实玄微——我的人类学之路作|者|简|介罗彩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后，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要从事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先后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别是在研的“岭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已结项的“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广西社科规划项目、自治区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广西民宗委委托项目等10余项各级各类项目。出版《“壮”心可鉴：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千年追忆：云南壮族历史表述中的侬智高》《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等专著多部，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以独著和第一作者署名的成果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2018年入选“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第一期培养对象，2021年被聘为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回顾从硕士阶段进入人类学之门至今的18年光阴，我不禁想起曾经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讲的是贫寒家庭出身的作者奋斗了18年，在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有了一份年薪七八万工作的时候，终于可以和城里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经历。跟作者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想要表达生活的苦难。但是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回首过去这18年（2002—2020）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类学之路。在这曲折的人类学之路上，既有迷茫失意的时候，也有收获喜悦的时候，正所谓“未信此身长坎坷，细看造物实玄微”。一、邂逅人类学在大学本科阶段，我没能如愿进入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广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历史学专业就读。不承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竟让我与人类学有了美丽的邂逅。在大学4年里，对我影响较大的课程是刘祥学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廖国一教授的“民族学概论”。这两门课程不仅系统讲述了民族学专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还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分布以及有关民俗文化，打开了我的研究视野。原来竟还有民族学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专业，遂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临近毕业，我报考了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很荣幸地成为徐杰舜教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在如何培养研究生上，导师徐杰舜教授（下文称“徐老师”）的方法是首先确定学术方向，挖好一口“井”，然后做到多下田野、多读书、多写作、多讨论、多参与，从素质上锻炼和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作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如果不到田野里去，这个研究生培养是没有用的，那就要让我们同学尽量多地到田野里实践。所以凡是考上我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开始，就到学校里跟他见面，给他一份调查提纲，给他布置调查任务，告诉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做田野调查。还没有报到，这一个暑假基本上就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要求他来报到的时候要交一篇调查报告和一份田野日记，每天都必须记。”他说是要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到大海里自己学游泳，这样才能更快地学会游泳。徐老师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指导我的。本科毕业后暑假的第二天，我就带着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赶到南宁他的办公室。他交代我那个暑假的任务是到武宣县开展伢人（平话人的一支）族群文化的田野调查，同时给了我一份调查提纲和1000元调研经费。这是我第一次下田野，在武宣的第一个星期有本校文学院的盘美花老师作伴，她到武宣主要是进行伢人语言的调查。一个星期后变成我一个人，我去了武宣县两个乡镇7个自然村开展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坚持每天写田野日记，找人访谈，晚上整理录音，积极主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南宁，在9月入学前完成了徐老师要求的1万多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增刊，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初次的田野调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徐老师给我的调查提纲非常全面，我基本按照调查提纲逐个问了个遍。这个方法也影响到我后来在指导研究生时，让他们带上一份调查提纲，有备而去开展田野调查。另外就是我尽可能融入当地人的劳动和生活中，跟房东一家坐牛车去砍甘蔗，做家务等，他们很快接纳了我。这次是在完全没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知识背景下完成的。最初无法理解徐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多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这样的训练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在指导我们这些研究生时，徐老师既有他严厉的一面，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大家公认的，我们不少同门都有过被他骂哭的经历；但同时又有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他与我们是一种宽严相济的亦师亦友关系。记忆犹新的是每年9月，新一届硕士生入学的时候，徐老师都会请所有同门一起吃顿饭，以此促进师生以及同门之间的了解。这个传统我也延续至今，每届硕士生入学，我就请自己指导的所有学生一起吃顿饭，交流感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一个壮族家族超度亡灵仪式的研究。我选择了一个融汇了道教、佛教和自然宗教、神灵崇拜为一体的亡灵超度仪式为研究题目，并抓住了大化瑶族自治县壮族在丧葬和超度仪式中的“家族性”文化表演和表述这样一个特点，对家族超度的具体仪式过程，仪式的原因、功能和象征意义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民族志研究，顺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这时我也从一个人类学的门外汉，摸到了一点门道，算是进入了人类学的大门。二、读博：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硕士研究生毕业当年，徐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具备博导资格，他鼓励我们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又顺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博3年期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跟着老师们读了不少书，听了很多国内外著名专家的讲座，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训练，也开阔了学术视野和增添了学术自信。我就读的那3年里，王铭铭教授和徐老师一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导，他给我们开了“人类学案例研究”课程。印象中王铭铭老师的课倍受欢迎，会议室里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甚至门外走廊上还有不少学生站着旁听。我们确实从他的课上受益匪浅。除了本专业书目之外，他经常给我们列出许多看似不相干的阅读书目，大大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除了上课，还有听不完的讲座，既有国内各个高校的著名学者来做讲座，更有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来做讲座，比如王斯福、吉登斯、斯科特等。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的学术积淀也逐步加深。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一开始是带着导师交代的课题任务，到云南省马关县进行有关南部方言区壮族的调查研究的，但没想到却对我后来的选题影响极大。我于2005年暑假第一次进入云南省马关县，按照马关县民宗局的建议，到了最有特点的壮族侬人大寨子马洒村调查。后来几次来到马关县马洒村调查，当地人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纪念侬智高仪式和节日——“六月节”引起我的关注。而在访谈中，村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有关侬智高的故事传说，所以最后确定了以当地壮族有关侬智高的历史表述和纪念实践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云南马关县马洒村调研，2005年7月为完成博士论文，截至2007年，我先后四次进入田野点开展田野工作，累计田野时间为6个月。当时的马关县马洒村交通非常不便，由于山路崎岖，很少有车辆进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10多年前，那里的通信条件仍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手机几乎没有信号，与外界保持畅通的联系成了一种奢望。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要把手机挂在村委会二楼办公室的大门上，才偶尔收到微弱的信号，可以发一下短信。我常常在周末跟村支书到县城她家里住两个晚上，可以趁机跟家人和朋友联系。在饮食方面，由于长期的物质匮乏，导致当地村民已习惯于一日两餐的生活，很少有新鲜肉类可以食用。老百姓拿出陈年的油泡肉来待客已算是最隆重的礼节。另外，马洒村依山而建，从一家到另一家走访经常要爬坡、走山路才能到达，这是对体力的挑战。当然在田野中，也不全是苦闷，当地人具备一种文化的自觉意识，村前的山顶上有一座文史宝塔记录该村的发展历史；已退休的高天眷老师写了该村的村史以及介绍六月节、侬智高崇拜方面的文章等。所以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主动给我提供各种研究资料和其他帮助。我同样坚持写田野日记，在田野调查结束不久就完成了20多万字的访谈整理资料。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我完成博士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田野回来，我全身心投入博士论文写作当中。徐老师给予耐心的指导，提出他的建议。另外尤其要提到的是，我同时还得到王建民教授的精心指导。那段时间我常去办公室找他，他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述，指点我一次次修改完善写作提纲。在我拿出论文初稿后，他又一遍遍地给我指出存在的问题，甚至连标点符号错误的地方都不放过。我非常感激王建民老师对我这个非及门弟子付出了同样的心血来指导。他为人宽厚仁慈，又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学术之路影响至深。学术界尤其是壮学界有关侬智高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基本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展研究，集中于对侬智高的出生地、国籍、下落以及侬智高起义的性质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和争议。而我这篇博士论文跟传统历史学的定性历史研究方法不一样，不在于通过历史考据法寻找“历史真相”，而是基于对云南马关县壮族的田野调查，讨论侬智高历史事件和故事传说对于今天的壮族群众意味着什么，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壮族群众至今还在持续地以节日的方式来纪念侬智高？从文化实践和表述两个层面来审视侬智高事件对地方民众的影响以及地方民众如何认识和表述侬智高事件。最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指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侬智高事件真实性的统一答案，在不同的历史脉络梳理下，将会呈现出不同的侬智高“意象”。只有把侬智高事件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背景里，才能解释侬智高事件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和意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在毕业4年后出版。身穿当地壮族服装，参加马关县三月三歌节活动，2007年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我的这篇论文得到了庄孔韶、王建民、潘蛟和郭星华等多位知名教授和答辩委员的赞赏。郭星华教授认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我在答辩中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大家一致同意这是一篇“优秀的历史人类学论文”。这是对我3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成果和毕业论文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好评。记得在答辩会上，作为答辩委员之一的潘蛟老师问我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历史学，他答道：“难怪有历史功底。”而在参加工作后，我所做的课题研究也偏向于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这样看来，我在考大学时，填报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被分到历史学专业，阴差阳错地也算是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历史学基础。三、参加工作：暂时游离于人类学之外原以为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能继续在人类学领域里畅游，在本专业取得更大的成绩。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玩笑，现实让我不得不暂时游离于人类学之外。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的谢师宴上，郭星华教授问我毕业了要去哪里工作，教什么专业。我回答说去广西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南宁师范大学）工作，教社会工作专业。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了。”是的，毕业后我找到的工作竟然跟我所学的专业不对口，而且从事这份工作长达8年时间。一开始，我也有过沮丧消沉，但总得面对现实，适应新的环境。第一，为了在新单位能够胜任另一个专业领域的工作，我努力投入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与科研之中。我花费大量时间边学边教，先后主讲了“民政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概论”“社区工作”“社会工作伦理”“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等全新的课程，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我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社会学专业的各种学术会议。尤其是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于2008年11月前往南昌参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8年会暨职业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发展学术研讨会”和“社会工作课程改革与实务研究高级培训班”的培训学习活动。而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辨析》后来发表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上，没想到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此后我又发表了数篇社会工作方面的教改和研究论文。然而，越是参加社会工作专业的会议和指导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我越是感到这是一门极为强调实务性的学科，自己也没法做到真正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跟我所学的人类学专业在学科理念上确实是有一定的不同。正如我在2008年参加学术研讨会后的总结和反思里所写的那样：本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大多是实务性和操作性强的经验介绍方面的论文，讨论的几大议题也没有离开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问题。这说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还依然存在遭受质疑的地方，因为要成为一个专业，首先就是它要有一个理论体系。但是很遗憾，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社会工作独特的理论体系，我们的讨论仍然停留在经验层面，这并非说经验不重要，而是说仅仅依靠经验积累是无助于建构一门学科和一个专业。所以，我提不起兴趣再继续进行社会工作的深入研究，发表的社会工作方面的论文也越来越少，这也促使我又回到人类学的研究当中。第二，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继续在人类学领域做课题研究、写论文。参加工作后第二年，我第一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获得了立项，项目名称是“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这给我从事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此后，我一边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工作，指导学生，一边抽出时间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完成课题任务。同时，我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人类学的学术会议，从学术会议了解人类学的学术动态，通过提交论文与专家学者们交流也促使自己的研究能力得到提高。我参加最多的是由我的导师徐杰舜教授推动创立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这算是由民间发起的人类学学术交流平台，它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其中，2011年10月在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召开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10周年颁奖庆典大会，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一大盛事。当时评选出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杰出成就奖”“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杰出成就提名奖”

《民族艺术》论文格式要求一、格式、字数、脚注论文正文用小四号字，宋体。论文字数(含脚注)一般为5000-15000字以上。论文统一用脚注，正文标注用上标①②③‧‧‧‧‧‧，脚注标注用①②③‧‧‧‧‧‧二、图片论文图片一般不超过10张，请提供分辨率600dpi以上的图片或2M以上清晰照片。每一张图片都要有名称，并注明出处，如：××××（名称）。（姓名）供图，摄影时间××××（名称）。（姓名）摄，摄影时间，拍摄地点如出自专著、期刊、报纸等，标注方式见下文；如全文拍摄的图片拍摄者及地点统一，可以在第一张照片注释脚注。三、谱例论文中的谱例，请提供分辨率600dpi以上的清晰图片。四、专著标注格式：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疫情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史——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访谈摘要科学超越历史，艺术史则沉浸于历史。察艺术发展之脉络，不可与特定时代生产力发展成就及文化环境相剥离。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瘟疫、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和环境等因素一次次促成了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的重组。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极大限度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日常经验与生活方式，与之相应的“历史体验”熔铸于新常态与新规则之中。生命的须臾可贵在不同历史时期触发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察与反思——艺术成为对抗死亡、接近永恒梦想的载体，人们每每经历重大历史变革就会从艺术中寻求“物我互换”的审美体验。呈发散性特征的艺术体验在新冠疫情刺激下的数字时代无处不在，当审美个体被放置于虚拟、现实交叠的多重角色之中，以往自在自为的主体格局逐渐走向瓦解，18世纪以来艺术创作与研究的范畴、模式与对象趋于变形与扩张。“历史体验”的呈现形式正由概念化的文本陈述走向可传播、可参与和可感知。在跨学科、跨媒介的创作转化过程中，一批弥合人文、艺术与技术间矛盾与错位的艺术实践被催生，既有的艺术规范由此迎来了被重新书写、定义的契机与挑战。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倩倩，历史学博士，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专注于文物学与艺术史、博物馆学及文化遗产研究。2010至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共计14篇，其中11篇刊于CSSCI收录期刊，2021年4月所著论文《机关术：游戏中的技术想象与文化传承》获第四届（2020）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受|访|者|简|介汪悦进教授（Eugene

礼仪延续与景观再造——蒙古族现代城市酒店婚礼的“中间声景”摘要蒙古族人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呈现自己的传统？这是一个相关传统在当下的问题。笔者提出“中间景观”与“中间声景”这两个概念。笔者认为，现代酒店婚礼仪式声音景观是介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中间声景”，呈现了当代蒙古族人对于传统的感知和对于现代的运用，具有时间凝练、空间叠加、重复表演的特征，从而构成强调精彩度、华丽感、戏剧性的现代仪式表演。关键词：中间景观；中间声景；仪式声音景观；蒙古族婚礼仪式；仪式音乐作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形成与文化认同摘要古代中国部落群体的形象，在石器、饰品、岩画、陶俑、青铜器、古文字、雕刻、绘画等文化遗留物上，即有各种直观描述。中国历史上族群关系比较复杂，不同人群在相互接触中，对异文化的认知十分有限，关于族群的形象建构，最初是碎片化的，或为自画像式，或为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式漫像。但是，由于发生在亚洲东部这块土地上频繁的生态治理、战争、贸易、结盟、迁徙、通婚和文化交流，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不同层面的接触，并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其中，“文化”对多民族共同体的型塑，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中国各民族在体质和文化上的融合，出现许多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同族异名或异族混称等情况，产生了不少共源性文化要素。随着接触点的增加，各族群在体质、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融合面扩大，逐渐深化文化认同并形成一些民族共同体式的视觉形象。这些视觉形象，主要体现在对共同祖先的拟制、祖先像的圣化和对部分共源性视觉象征的塑造等方面。特别是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时候，曾经分裂的民族、阶级和党派在追溯和祭奠“共源始祖”的仪式中，结成“全民统一战线”式共同体，互认“同胞”，并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样的象征语境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关键词：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拟制祖先；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摘要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曾经饱受启蒙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衡量民间文学，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事实上，大团圆故事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在我们考察的200则意大利童话中，至少有150则是以大团圆结局收尾的。与其将大团圆追求归结为国民性，不如归结为世俗性、民间性、人类性。毛姆认为对婚礼大团圆结局的热衷是一种深切的人类本能；约勒斯则认为大团圆结局遵循的是一种素朴道德的故事伦理，正是伦理判断和世俗的情感判断规定了故事的形式和结局。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所有故事都是在初始条件和欲望目的之间的虚拟语言游戏。在游戏进程中，不同的边界条件决定了情节的不同展开形式，但无论其边界条件以及情节的展开形式如何多样，游戏最终必将指向同一个欲望目的，那就是标志世俗幸福的婚姻、家庭、财富和地位，我们将这种标志世俗幸福的大团圆游戏终点统称为“元结局”。关键词：民间故事；传统戏曲；欧洲童话；国民性；语言游戏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一位“半路出家”的音乐人类学“局外人”——我的学术探索之路作者简介洛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等。出版主要著作《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与曹本冶合作）、《海上回音叙事》《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城市音乐纪事》《世界音乐人文叙事及其理论基础》《音乐的构成：音乐在科学、历史和文化中的解读》等十余种；发表主要论文《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内容与视角及“中国经验”的方法论思考》《“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等逾百万字；出版译著《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八个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主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音乐人类学跨文化研究译丛”“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中国历代乐论”（8卷）等丛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在研）。先后获上海市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银奖、连续第四至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优秀奖、上海市第十、十四届哲社成果一等奖等。人生一个甲子如弹指一挥间。回顾

从雅俗分野到雅俗互摄——晚清民国群际互动中的江南书画家与说书人摘要从说书人与书画家各自的群体气质来看，雅俗立判的文化分野使两者似乎并无相交的可能，但在传统礼教的调和下，彼此出现了聚合的空间。在说书人与书画家实现互动的过程中，权力关系与等级秩序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书画家以书画定义文化权力并借此维护日趋衰微的群体地位的尝试得以彰显，而说书人希望通过书画家的技术转让完成上位的努力却在对方捍卫文化身份的自觉下未能完全遂愿。同时，性别既是书画家在与说书人的往还中回溯文人情境的依赖手段，亦为女说书借用的性别策略。女说书们凭借所掌握的书画技能与特殊的身体符号将自己间接地导入了以书画家为代表的文人阶层，也借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职业身份以及书画中的物化品格规避了性别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关键词：说书人与书画家；群际交集；权力关系；性别策略；社会变迁作

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摘要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地理文化空间与音乐结构和象征意义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路”既是地理文化空间，又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空间。强调从“路”内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个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走向“路”地理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形态构建与象征意义的关系性、流动性研究。换言之，从定点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走向“多点一线”、流动性、关系性的音乐地理文化空间研究。尤其思考音与“路”和时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辩证关系，以及“流域”“通道”“走廊”中音乐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地传播问题研究。同时，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既是移动的、多点的、线索的田野民族志书写，又是对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区域、跨族群之间的异地传播问题展开的关系性比较分析研究。关键词：流域人类学；音乐文化地理；线路遗产；文化互动；文化空间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摘要抢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在全球殖民统治、对土著居民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中，受到社会进化论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范式。抢救人类学主张在土著文明消亡之前，记录其社会特征与人种特质等信息，作为人类进化的“标本”予以收藏和研究。在抢救人类学实施过程中，刚问世不久的电影技术也成为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由此生发了影视人类学的萌芽。尽管抢救人类学作为早期范式之一久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在实践领域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文化价值。关键词：抢救人类学；影像民族志；文化救险；社会进化论；非遗影像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舞蹈民族志《感官知识：日本舞踊的具身化传达》导读摘要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身体转向”，为身体的社会学隐喻带来从“机器”“有机体”向“肉身”“感官”与“经验”敞开的具身化转型。舞蹈民族志在具身化的趋势下，重新接受现象学启蒙，关注锚定在身体中的经验、感受和感动，以更新对自我、文化和世界的认知。与此呼应，《感官知识：日本舞踊的具身化传达》这部舞蹈民族志也尝试从身体幽暗、隐蔽却生生不息的感官界面与及物维度，来切入文化具身过程中那些看似朴素却抱负远大的训练过程，以从中为我们示范一种“可跳的文本”之可能。此外，这部舞蹈民族志还演示出一种不同于部落社会舞蹈研究的方法，将日本舞踊的文化传承放入至异质且弥散的都市空间和感官教学场所，以让我们感受它在其间的游牧和居守。关键词：感官知识；日本舞踊；具身化传达；身体；书写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文化适应”中的“世界性”音乐文化误读案例——利玛窦所献之“琴”重考摘要近代发生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是利玛窦献琴，但对此“琴”的说法至今仍众说纷纭。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个问题已影响到实践，需要考证清楚。研究发现，对利玛窦所献之琴即“Manicordio”产生“世界性”误读的文化根源是把这原本是“西班牙文”的“Manicordio”误识为“意大利文”，并做出是“击弦古钢琴”的简单认定。事实上，无论从“Manicordio”这乐器的形状、声音，还是从利玛窦对该乐器名称的书写行为、后期对汤若望修理该琴的史料等方面，都能证明这是“小型的拨弦古钢琴”。关键词：利玛窦；文化适应；击弦古钢琴；小型拨弦古钢琴；Manicordio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笔谈主持人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推动我国民族工作进入新时代。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发表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的讲话，他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在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十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五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2020年3月20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发文，公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名单，东南大学申报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入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从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了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的课题，也成了整个艺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虽然这一研究非常重要，但以往学界关注得较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集整个艺术界的力量来共同讨论和研究这一课题。为此，我们的计划是先借《民族艺术》这块宝地做一个笔谈，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参与讨论。（方李莉）作

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铜鼓探索万种情——我的铜鼓研究之路作者介绍：蒋廷瑜（1939.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地方史、民族史和铜鼓研究，出版过《铜鼓史话》《铜鼓艺术研究》《壮族铜鼓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广西考古通论》《桂岭考古论文集》等著作。我是学考古专业出身的，在广西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四十余年，备尝艰辛，其乐也融融。作为一名职业考古工作者，我的主要任务是做田野考古工作，要做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翻阅淹没在地下的历史残页，揭示这方的历史真貌。对于零星出土、散落民间的铜鼓研究不是我的任务。但是，我生活在铜鼓之乡，铜鼓作为地方历史链条中的重要遗物时不时会跳出来，在眼前晃动，无法回避，因此不得不调动一只眼，加以关注，以致后来“误入歧途”，撞进了铜鼓研究王国。一回忆起来，促使我转向铜鼓研究的是三件事。一是1965年冬，我带队到桂东南陆川县做文物普查。那个季节天气很冷，我们冒着寒风细雨，沿着九洲江两岸，跑遍了陆川各个乡镇，凡是稍好一点的、看似适合古人活动的地方都用心踏勘过。寻寻觅觅，只是偶尔拾到一两块古陶片和古残砖破瓦，没有任何古代文化遗址和古代墓葬群的发现，望着灰蒙蒙的天，沮丧不已。然而，在该县物资局仓库，我们却找到了一面面径94厘米的大铜鼓，是当年9月该县平乐区三安村修水利挖到的。正在这时，又接到从平乐区打来的电话，前个月（11月）开梯田种油茶又挖出一面铜鼓，叫我们前去处理。经查阅资料得知，1949年前，陆川公园因山崩出过铜鼓；1953年，良田镇石洞香根村农民贾连昌在松嘴岭挖出过铜鼓；1954年，大桥镇良村杨玉洲在村背岭修祖坟时挖到过铜鼓；1959年，良田镇新垌村丘清龙在黄泥塘开荒时挖到过铜鼓；1963年，大桥镇木威塘村鹤岭西边山脚的水沟崩下一团泥，露出一面铜鼓······这么多铜鼓接连现身，激起了我们追寻铜鼓的热情，一口气跑了4个乡镇，考察了7处铜鼓出土现场，在荒坡、菜地、墙根，倾听村民们讲述铜鼓出土的离奇故事。我一次次兀立铜鼓坑旁，面对高耸的山峦，凝视掠过丛林的雾霭，向自己发问：这些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孤零零地被埋在荒山野岭？为什么总是鼓面朝下、鼓底朝天放置？是什么年代、什么人把它们埋葬的呢？······一大堆疑团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二是1972年秋，越南考古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专程安排到广西考察铜鼓。这个代表团只有三人，除了领队的团长外，其他二人都曾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留学，是我的“同窗”。他们在1962年冬跟我们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到河南安阳殷墟做考古实习，我做过他们的生活辅导员，与他二人在同一个小房间内生活了四个月。他们的到来，让我想到：铜鼓这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东西，牵动着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许多古老民族的历史脉络，已有众多珍品流落到了欧美异邦，成为许多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品。自19世纪末以来，铜鼓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研究铜鼓的论文却只用法文、德文、英文发表，创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在铜鼓研究领域没有发言权，越南同行已经觉醒了，中国学者还能无动于衷吗？三是1979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创始人、我们秦汉考古的授课老师苏秉琦先生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语重深长地对我说：“你那里（广西）有很多铜鼓，你要分点心思去研究。”他说：“铜鼓是跨省、跨国的，建议你们西南地区的代表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同行接受了苏先生意见，将铜鼓研究列入南方民族考古的重点课题，倡议召开一次铜鼓学术讨论会。经协商，将首次铜鼓研究讨论会选在收藏铜鼓最多的南宁举行，当即推举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作为东道主，负责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筹备这次会议，我被分配到铜鼓资料搜集组，派到全国各地搜集铜鼓资料，在广州、佛山、昆明、成都、重庆、贵阳、北京等城市，我们亲眼看到和亲手触摸到数以百计的铜鼓，对每一面铜鼓都认真观察、描述、测绘、传拓、照相，登记在册。后来汇编成《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我们还查阅了在当时国内能找到有关铜鼓的几乎全部资料，汇编成《古代铜鼓历史资料》；组织翻译了英、越、日文铜鼓论文和著作，编印成《铜鼓研究资料选译》。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篇研究铜鼓的论文《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这些活动，把我推到铜鼓研究前台，从而踏进铜鼓研究王国的大门。二1980年3月，正当春暖花开时节，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这是铜鼓研究史上的空前盛举，是中国铜鼓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会上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内。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鼓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前推进。我作为会议资料组负责人，把代表们提供的学术论文和资料全部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会后，受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委托，起草《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在当年第9期《文物》杂志发表。同年9月，我被派往文物出版社，参加编辑《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对每一篇被选上的论文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我在文物出版社编辑论文集期间，与编辑部孙关根先生朝夕相处，一有空就在一起聊天。他认为，铜鼓研究是一个冷僻的学科，蕴藏着许多奥秘。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学科，他建议我在编辑论文集后，写一本有关铜鼓的通俗读物。铜鼓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它是怎样制造和使用的？铜鼓上的各种纹饰代表什么意思？历史上哪些民族使用过铜鼓？现在还有哪些民族仍在使用铜鼓？研究铜鼓有什么现实意义？等等。这一连串问题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那些对于这种传奇器物抱有好奇心的人们做出准确的回答。同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我又与孙关根先生相遇，他一再敦促我，要我写好铜鼓这本书。经过多次催促，我怀着对国家民族文化极其珍重的心情，埋下头来爬格子，在纷纭复杂的文献中披沙淘金，夜以继日，边写边改，历时半年之久，三易其稿，勉强完成不到8万字的《铜鼓史话》。1982年4月由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五省（区）博物馆联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古代铜鼓”大型专题展，展出铜鼓122面，辅助展品71件，接待观众达28万多人，引起社会轰动。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纷至踏来，也诱发了音乐、美术、冶金铸造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为此，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组织了4次学术报告会和6场专题讲座。《铜鼓史话》正好这时出版，根据展览领导小组安排，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邀请我前往该馆礼堂做了一次题为“铜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报告。听众二百多人，中央民族学院去了一大车师生，包括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我的老师苏秉琦教授也亲临现场为我鼓劲，使我十分感动。我的授业老师认可了我在从事正规田野考古之外也可做地方特色历史文物铜鼓的专题研究，增强了我深入研究铜鼓文化的信心。《铜鼓史话》意外地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责任编辑孙关根先生亲自撰文《引导你漫游神奇的铜鼓王国》加以推介。1984年6月，这本小书被中国史学会评为“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同年又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民出版社将它纳入“祖国丛书”，做了部分修订后，改名《铜鼓》，于1985年6月再版发行。责任编辑张继华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千古传响，余韵不绝——〈铜鼓〉赏析》，称赞此书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此书在普及铜鼓知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后来不少青年学者告诉我，他们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引发了对铜鼓研究的兴趣。这本小书成了青年学者研究铜鼓文化的入门向导。《铜鼓史话》毕竟是一本通俗读物，无法容纳更多、更深的内容。经过几年酝酿之后，我打算写一本份量稍大一点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广西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把铜鼓艺术列入这套丛书的重点选题。那时我已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行政事务繁忙，只能利用极为零散的业余时间写作，常常熬更过夜，节假日不得休息，勉力完成《铜鼓艺术研究》书稿。著名文学评论家丘振声先生为我作序，称这本书是“一部开拓性的论著”。这是铜鼓研究史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论述铜鼓艺术的专著，从艺术学、美学方面开拓了铜鼓研究的新领域，揭开了铜鼓作为“无字的民族历史百科全书”的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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