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城市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遗实践为主线

城市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以“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遗实践为主线

摘要

在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关系上，新加坡首个申遗项目锁定其境内广泛存续的小贩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作为遗产项目的确认和界定，“新加坡小贩文化”立足于“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的社区餐饮和烹饪习俗”，充分体现了活态遗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该遗产项目的当下和未来均涉及城市管理、旅游开发、食品安全等社会现实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制定保护措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并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以城市社区为主体的多元行动方参与使得整体性保护实践在能力建设中得以有效推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加坡小贩文化；饮食文化；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

作   者：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原博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饮食民俗。

本文从“新加坡小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的社区餐饮与烹饪习俗”（本文简称“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报材料入手，同时关注新加坡发展小贩中心的文献记录及该国内部对于饮食类非遗的理解和学界的相关论述，勾勒该遗产项目的确认背景、申遗实践和多元行动方的互动参与过程。在相关的档案分析中，本文尤其侧重于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和能力建设项目实现赋权社区，从而维系小贩文化得以存续的城市环境。笔者也希望从新加坡申遗实践的考察回观中国本土的非遗保护实践，从而针对饮食类非遗保护和城市环境中的非遗保护展开相关思考。

一、

小贩文化：活态遗产表现形式

2020年12月，“新加坡小贩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社会围绕该遗产项目展开了讨论：小贩文化能视为非遗项目吗？为什么该遗产项目能列入代表作名录？新加坡政府为何会选择小贩文化作为首次申遗的遗产项目？若要解答上述问题，首先要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发，把握非遗项目的“代表性”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属性。另外，将某一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是为了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visibility），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并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从而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见证人类创造力”。这也是在国际层面建立名录机制的目的。因此，如果将“申遗”当作缔约国间争夺文化所有权的竞赛，并就遗产项目的价值分出高下，无疑是本末倒置。

关于小贩文化如何被确认为活态遗产的一种表现形式，申报材料是这样表述的：“‘新加坡小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背景下的社区餐饮与烹饪习俗’遍布于新加坡。小贩们给来小贩中心聚餐的食客们制备各式小贩食物（hawker food）。这些小贩中心充当着‘社区餐厅’，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在一日三餐中共享用餐的体验。国际象棋、街头表演和艺术表演等活动也在此开展。”对于有着众多移民的新加坡社区来说，充当“社区餐厅”的小贩中心不仅为不同族裔背景的人们提供了一起吃饭的场所，还是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文化场所，“在加强社区互动和巩固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中没有过多强调美食文化的丰富和烹饪技艺的高超，也避开了某种实践是否专属于某种文化的争端，重点突出小贩中心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认同感和责任感的价值”，这也正是非遗的包容性所在。“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报工作也给中国的饮食类非遗保护带来了重要的启发。突出技艺而忽视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重“器”轻“道”，一直是国内饮食类非遗保护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传统技艺门类下的饮食类项目，传承人和实践者主要以掌握高超技艺的名厨和商业组织为主。社区实践和传承的隐没，意味着相关遗产项目缺乏其存续的生活语境。在《公约》框架下，“新加坡小贩文化”这一遗产项目的申报和列入进程，不仅有助于理解何谓非遗的在地化实践，也有利于我们重新反思如何确认和界定中国的饮食类非遗项目，尤其是提供了保护非遗以实现包容性社会、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有效路径。

来自不同年龄段、性别、民族和宗教的人在小贩中心用餐和社交。

©特伦斯·陈彭何（Terence Tan Peng Hor）

#我们的小贩文化摄影大赛参赛者，新加坡， 2019年

“新加坡小贩文化”同时也是一个在城市环境中开展非遗保护实践的典范。借用政府间委员会在评审决定中的评语，该遗产项目是“一个在高度城市化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蓬勃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制定了有效促进对话、创造力和可持续性的保护措施”（Decision 15.COM 8.b.6，para.6）。新加坡这一案例说明活态遗产的保护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单一文化事件。如果要实现非遗在城市环境中的不断再创造和传承，就要将保护融入城市可持续发展各层面的规划、政策和项目中。从最早的流动摊贩到零散的邻里咖啡店（kopitiam），再到现在的社区小贩中心，小贩们的职业环境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变化反映了新加坡城市治理观念的转变。2018年起，新加坡政府联合社区代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多元行动方，对作为遗产项目的“新加坡小贩文化”进行了确认。接着，在该遗产项目保护措施的制定过程中，该国在多部门协作的前提下，努力使整体性的非遗保护促进城市中的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包容性社会发展。相关的理念和实践，无疑会给中国非遗保护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二、

小贩中心：从城市顽疾到认同象征

关于新加坡社会的学术研究尽管主题各异，但几乎无法避开“移民”因素的历史影响。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迎来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群岛的劳工移民。他们的到来让新加坡市从一个转口贸易港口迅速步入拥有丰富种植园、农场和矿山腹地的城市化进程。为了满足大量男性劳工对实惠又方便的食物的需求，流动小贩也在此时出现。尽管一些小贩会提供简易的木桌椅，但劳工们大多会选择边走边吃以节省时间。因此，小贩们制作的食物就以最朴素便捷的形式呈现，并多以成本较低的米饭、面条为主，伴有少量肉类和蔬菜。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食品展馆（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Food Gallery）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卖鸡米饭的小贩会把米饭和配料团成饭团裹在蕉叶里。这类早期流动的小贩食物与现今的小贩中心提供的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大为不同。

然而，流动小贩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隐患。随着小贩数量的增加，大量小贩的聚集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一张刊登在《海峡时报》的照片展现了特伦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的堵塞状况——“街上的小贩和买票的市民完全封锁了道路交通”。接着是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问题。小贩们在街道上留下大量食品垃圾，而新加坡的热带气候条件增加了垃圾的腐烂率，扩大了污染范围。由于卫生意识较差，小贩自身也成为潜在的传染病源。此外，有人认为新加坡20世纪初爆发的霍乱和伤寒与小贩们有关。街头小贩的自发性和流动性也让道路清洁工作无从下手。市政雇用的清洁工们常与小贩们发生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小贩带来的便利和城市的整洁似乎总难两全。当两者的天平开始倾斜时，小贩问题演变为城市的顽疾。市民们纷纷向报纸写信表达对小贩问题的抱怨，并希望城市管理者能够有所作为。于是，在1924年5月的新加坡市政委员会会议上，有卫生官员提议彻底取缔街头小贩，并用有执照的饭店作为替代。面对这一提议，市民们却一反常态地开始为小贩们说话。人们意识到，一旦小贩被彻底取缔，非但是小贩背后的整个家庭无法再维持生计，整个社会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一位市民在写给报纸的信中预测的那样，一旦没有小贩，大众的用餐成本将会增加20%至33%，这将导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位市民还以自己日常接触的上班族为例力证廉价便捷的小贩食物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小贩，意味着这些上班族不仅要在吃饭上花费更多，还要为其他行业因为生活成本增加而上涨的物价买单。随着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当地的华人商会正式向政府提出了反对取缔小贩的声明，并向管理者提出了诉求：“更好的控制、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监督。”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新政府决定采用新思路应对小贩问题。1968年，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为18000名小贩发放了执照，其余小贩则被取缔。两年后，当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启动其国家建房计划时，也将集中的小贩中心纳入了规划中。所有新建的小贩中心都与住宅区或“中心地带”紧密相连。第一个现代小贩中心建于1971年。在陆续建立了几个小贩中心后，新加坡政府在1974年开始严厉打击非法小贩活动，突袭民众聚集地，扣押小贩车辆。自此之后流动小贩成了历史。

小贩中心是自然通风的场所，其摊位出售来自不同文化的食物。这个小贩中心位于一个住宅区内。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EA），2019 年

根据新加坡食品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6月，新加坡已经建成110多个小贩中心，其中有13598名持有执照的小贩。从街头流动摊位到小贩中心的转变，并实现正规化管理，背后是行政单位（如监察执法人员）和立法机构的配合，如今的小贩摊位早已摆脱脏乱差的名声：不仅是小贩们告别了风吹日晒的日子，用餐者也可以在整洁舒适的用餐环境中尽情享受琳琅满目的美食。简易的蕉叶鸡肉饭团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摆在干净餐盘中的海南鸡饭。值得一提的是，小贩中心的食物价格平易近人。例如，让李显龙总理排队等待30分钟的炎记炸鸡翅，售价仅为1.2新元（折合人民币约6元）。在小贩中心，食客一般只需3到5新元（约合人民币15至25元）就能吃饱。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加坡居民2020年的人均收入是每年4 534美元，平均每月377.83美元。新加坡居民在小贩中心的人均花费为每月101.636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新加坡人的一日三餐都在小贩中心解决，餐费支出大约占每月收入的26%。因此，在随处可见的小贩中心来一份价廉味美的食物，早已成为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投建小贩中心不仅是出于城市管理的考虑，也是为了应对包纳多元文化的需要。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殖民地政府奉行种族隔离的政策，把人口按照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背景划地而居。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改变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新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将大部分人口从族群“飞地”迁往新建的高层住宅区，并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每个住宅区的族群人数，以促进多元族群的融合。与住宅区同时建成的小贩中心则提供了一个族际交往的社区公共空间，让多元文化融入居民“一起吃饭”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共享小贩食物是创造社区认同的关键。无论是中式炒粿条、马来西亚椰浆饭，还是印度飞饼，都能共存于小贩中心的屋檐下，一如每个族群在新加坡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能保留一定的族群特性。有人用当地的“罗惹”（rojak，马来语中的“混合物”）代表新加坡多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现象 ——这道沙拉包含油条、油炸豆腐、黄瓜、菠萝和豆芽等多种配料，并用酱料和花生碎凉拌调味，既能保留每种配料独特的味道和质地，又用酱料实现了它们的共存。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正是新加坡各社区身份认同的缩影。

在小贩中心享用当地的中餐、马来餐和印度美食（新加坡）

©努林·西亚扎·萨尔比尼（Nurin Syaza Sarbini）

#我们的小贩文化摄影大赛参赛者，新加坡， 2019 年

在独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小贩食物成为新加坡国民归属感的来源。2007年，新加坡侨民联系署（Overseas Singaporean Unit）在纽约举办了首届海外新加坡日（Singapore Day）活动，旨在为海外新加坡人重现家乡的景象、声音和味道。而主办方精心准备的马里士他肉骨茶（balestier bak kut teh）则是这次活动的主角，受到了参与者的热烈欢迎。如今，新加坡的小贩们不再是城市顽疾，而是维系社区认同的关键——“对新加坡人来说，一碗叻沙比一束胡姬花更能唤起人们的思乡之情”。

三、

“新加坡小贩文化”：

从遗产项目的确认到过程性保护

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城市化进程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侵占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由于被分割成个体和家庭的活动单位，社区和群体很难在日新月异的城市背景下创造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相比传统社区中的非遗传承，新加坡城市背景下的小贩文化更需要人们用感官经验和记忆提供存续的土壤。人们在小贩中心对食物的谈论、思考和享用，就是调用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经验创造关于小贩食物的身体实践。在小贩中心的日常用餐体验则可以不断唤起人们对代际联系、空间感受和食物味道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也离不开小贩们在烹饪实践中创造的代表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之味”。一方面，多族群的共处给小贩之间的相互借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小贩们还在食物的制作中规避各族群的食物禁忌，以此来满足不同族群的饮食习惯。因此，新加坡的小贩食物大多以混合和创新的方式呈现。

如果将城市背景下的非遗保护比作一份难度系数较高的考卷，那么新加坡对小贩文化进行的遗产项目化及其保护实践无疑是一次优秀的作答。作为国别申报的遗产项目，“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报材料也被审查机构推荐为申报范例。审查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LHE/20/15.COM/8，para.34.iii）：

······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准备充分，在颂扬非遗、多样性、对话和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公约》的精神。材料展现的示范性工作方法涉及参与、包容性和广泛行动方的加入，所提出的保护方法能够促进非遗实践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进行。

首先，作为遗产项目的小贩文化在确认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非遗的包容性。我们已经知道，非遗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化表现形态（manifesta-tions）本身，而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财富能代代相传。对于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来说，保护的重点也不是其中的某种美食，即具体表现形态的产物（production），而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遗所涉及的过程（processes）。赖亚荣博士（Dr Lai Ah Eng）在《小贩文化不必是排他的》一文中指出，应将小贩文化看作一项广泛共享的遗产，理解其因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有着各种地方化的表现。从这点出发，“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报就不能被理解为对小贩文化的所有权争夺。“没有国家可以说自己独占小贩文化，但每个国家都可以自豪地夸赞本国的小贩文化。”新加坡在申报时选择“多元文化城市中的社区餐饮和烹饪实践”作为小贩文化的重心，避开了可能因排他性和本真性而起的国际争端，从而为其他国家留下了共享小贩文化的空间。

正因为有关食物的话题在各个社区间有着高度相关性，新加坡项目的列入也将促进相关对话在不同人群间开展。新加坡国民无论身处何方，都会因共享这一遗产项目而有着数不尽的共同话题。而对于其他共享某一饮食文化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来说，无论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如何，都会在小贩文化项目的启发下，把更多的饮食习俗视为活态遗产并进行保护实践。拥有相似饮食文化的国家也会在彼此之间进行文化间对话。小贩文化的列入也会帮助年轻一代增进对活态遗产的欣赏和了解。例如，遗产项目的保护措施包括鼓励个人研究家族食谱和小贩食品，从而实现烹饪习俗在家庭内部和代际间的传承。

其次，小贩文化这一遗产项目的保护也可以从各个维度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政府间委员会评审决定（Desicion 15.COM 8.b.6，para.2）的结语中有所体现：

在一个城市移民不断增加和全球化的世界，该遗产项目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展现非遗如何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以及非遗可以从多个维度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如非遗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粮食安全和维持生计）。

在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中，同样强调了对小贩文化的各种保护措施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是一致的。例如，在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新加坡已有小贩中心尝试建立尊重环境的运营方式。从2016年开始，有两个小贩中心利用新的回收技术把食物废物转换成用于园艺的堆肥或洁净小贩中心的中水。在此基础上，政府计划将这一食物废物回收方式推广至更多小贩中心。另外，小贩文化的保护也有助于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处处可见的小贩食物既价廉味美，又干净卫生，对保障可持续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人们在享受方便的同时，也在“一起吃饭”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巩固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同时，小贩中心也为社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为小贩中心除了小贩外，还需要帮工、送餐员和清洁工等。

再者，小贩文化作为遗产项目的确认，本身也是《公约》框架下的过程性保护框架的一个环节。这个框架也就是《公约》定义的九项保护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和振兴”。从申报材料来看，针对该遗产项目的保护措施，从制定到实施始终以社区参与为基础，并依托多元行动方在各个环节的积极参与。下文仅从该遗产项目面对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出发，就可以说明相关行动方如何“各显神通”了。

该遗产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小贩行业的青黄不接。一份关于小贩中心未来的报告显示，新加坡小贩的平均年龄为59岁。小贩行业由于工作时间长且工资相对较低，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贩后代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找到一份更舒适、有空调、薪水更高的办公室职位。事实上，新加坡美食家郑春茂（Leslie Tay）在其《炒粿条的终结和其他小贩的奥秘》一书中已指出，由于年轻人缺乏足够的耐心来磨练厨艺，炒粿条这样复杂的菜肴或许会消失。

为了扭转行业颓势，一些小贩联合发起了学徒计划，让新入行的小贩拜有经验的摊主为师。新人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学习烹饪技巧和摊位管理方法。烹饪培训机构则安排学生前往小贩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培养他们加入小贩队伍的兴趣。

新加坡政府方面的行动则主要由国家环境局（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cy）主导。该机构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审核和推行小贩政策，以及管理和加强小贩中心的运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国家环境局采纳了来自创意生产平台“小贩中心3.0委员会”的各种建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措施之一是“孵化摊位计划”。该计划通过在小贩中心设立附带各种优惠政策的培育摊位，降低小贩行业入行门槛。国家环境局还和一些学校合作举办“小贩美食烹饪”课程，鼓励更多有志者加入小贩行业，同时维持民众对小贩文化的兴趣。

一位小贩展示了制作鸡饭的技术。这是“小贩美食系列”的一部分，经验丰富的小贩向雄心壮志的小贩分享烹饪技巧和知识。

摄影：潘钱培（Poon Chee Peoiu）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EA），2017 年

另外，列入代表作名录既能扩大该遗产项目的可见度，也有可能带来小贩中心过度商业化的问题。考虑到这一潜在风险可能危及小贩文化的存续力，政府采取了下述措施来保证相关传承人和实践者成为商业活动的主要受益方。其一，国家环境局会确保小贩摊位由个人而不是公司经营，防止商业公司对小贩行业的垄断。其二，全国联商总会（The Federation of Merchants’Associations，Singapore）、小贩协会及小贩代表将继续与国家环境局合作，并就有关措施提供反馈，以满足该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后对小贩食物需求的增长，如设立专款来资助小贩购买自动化厨房设备和雇人清洁餐具等。其三，政府会继续加强小贩中心的管理和运作，确保小贩中心仍然是社区重要的餐饮和公共空间，避免小贩中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在申遗后改变。此外，国家环境局将继续完善相关政策，确保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能获得小贩食品，小贩们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四、整体方法：从提高认识到能力建设

2018年初，新加坡政府宣布将着手申遗。一时间，如何选择首次申报的遗产项目成为新加坡国人讨论的焦点，其中又数小贩食物的呼声最高。例如，新加坡影响力较广的《海峡时报》在报道申遗新闻时还探讨了罗惹和海南鸡饭成为拟申报遗产项目的可能性。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也在她的社交账号上列出了一长串美食的名称来为申遗献策。从把小贩食物视为申报对象，到两年后新加坡小贩文化作为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意味着相关社区对非遗的认识转变。而《公约》框架下的非遗保护理念在新加坡本国实践中得以落实，更离不开社区参与和多元行动方的合力推动。另外，鉴于该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后将增强非遗在城市环境中的可见度和普及性，我们也应该趁势而为，从新加坡的案例中汲取城市环境中的非遗保护经验。

具体来说，这种保护经验就是在政策上采取一种“整体方法”。考虑到城市环境中非遗的存续力面临的最大威胁和风险在于过度商业化，我们需要从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开始，通过加强能力建设让更多行动方参与到保护过程中，最终实现保护非遗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平衡。

《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曾列出专章指导各缔约国如何开展提高认识行动：“缔约国应努力采取各种适当方式，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非遗得到尊重，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面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并确保相互欣赏。”提高认识行动也是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措施、建档涉及的实体（社区中心和协会、博物馆、档案馆及其他类似实体），传播和媒体都能在提高认识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新加坡在申报材料中制定的保护措施为例。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方面，教育机构和社区协会将与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合作，组织更多与饮食类遗产和小贩文化有关的会议，以助力餐饮老店与会者了解公约、促进对话和保护小贩文化。“慢食新加坡”（Slow Food Singapore）等非政府组织将继续践行与本地饮食文化（包括小贩文化）有关的公众教育和推广计划，其中的“遗产英雄奖”（Heritage Heroes Awards）等活动，将通过评奖提高人们对包括小贩摊位在内的餐饮老店的认识和认可。“粿体验日”（Kueh Appreciation Day）活动则鼓励参与者品尝和制作“粿（kueh）”这种传统糕点，从而起到推广和传承传统点心及其文化实践的效果。

在传播和媒体方面，包括多语言广播电台、电视频道和报纸在内的各种传媒机构将继续报道作为遗产项目的小贩文化，以此来传播小贩文化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电视台将继续在国家和国际平台上投放以小贩为主角的节目，促进人们对小贩群体的尊重。而“美食面面观”等地方组织将继续在网络平台举办“世界街头美食大会”等活动，以利提高地方社区和游客对小贩文化的认识。政府也会利用 Facebook和Instagram 等网络社交平台来吸引年轻一代参与小贩文化的传播。

此外，社区、非政府组织、小贩和私营机构也会继续合作，在节日活动中提高市民对小贩文化的认识。代表性活动包括国内一年一度的新加坡传统节和上文述及的海外新加坡日。主办方不仅能通过这些活动向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广大参与者推广小贩文化，还可以利用小贩食物加强国内外新加坡人的归属感。

从新加坡列出的举措可以看出，提高认识行动不应局限在某一遗产项目，更重要的是在面向全社会普及活态遗产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多元行动方参与过程性保护。非遗保护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事件，其中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不同的行动方广泛参与。同时，为了让各行动方能从非遗保护中切实受益，还需要将提高认识行动与能力建设结合起来。

在教科文组织叙词表（UNESCO’s Thesaurus）中，“能力建设”被定义为“（在发展战略中）增强人员和机构的能力，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公约》第十四条“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指在国家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采取的种种必要手段，这里的“能力培养”偏重于非遗保护的管理和科研方面，目的是使非遗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在《操作指南》中也有多处述及“能力建设”。例如，“遵照《公约》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能力建设”。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开始实施“全球能力建设计划”，支持各国保护非遗并利用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提升广泛的公众认知和对《公约》的支持。“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工作手册指出了非遗保护的核心事项包括：基于社区的清单编制；保护计划；《公约》实施；遗产项目申报和国际援助申请的要求；定期履约报告。目前，教科文组织及其二类中心在全球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多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其内容多以清单编制为主，经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培训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报材料没有直接与能力建设有关的内容，但通过考察该遗产项目以社区为主导的清单编制和申报过程，不难看到不同行动方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找到能力建设的方向。

“新加坡小贩文化”的清单编制始于前期研究。一个由人类学者领导的团队——焦点小组（focus group）从新加坡小贩群体中收集对该遗产项目的不同见解。在研究成果基础上，焦点小组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共进行了8次讨论，参与人员涉及社区团体、从业人员、食品利益攸关方和非政府组织，涵盖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群组。讨论的目的是寻求对清单编制的反馈，并根据公众意见改进后续工作。在2018年4月首次发布国家非遗清单之前，政府主管部门就该清单列入的遗产项目咨询了遗产评估团（Heritage Advisory Panel），收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和遗产项目实践者的反馈意见。2018年4月7日，“小贩文化”被列入新加坡非遗清单。到2018年7月为止，焦点小组又通过多次讨论对该遗产项目进行了界定和补充。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利益攸关方提出了与小贩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可获取性和包容性等关键主题。此外，也不断有小贩通过公开的在线清单编制系统分享自己对小贩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

到了申报阶段时，缔约国需在申报材料中提供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广泛的社区参与不仅能够提供形式丰富的证据，还能为持续知情同意创造了一种透明的、不间断的互动机制，以确保相关社区自始至终全面参与保护和管理自身的遗产项目。

申报材料中指出，新加坡小贩文化的传承人和实践者包括小贩、相关群体以及在小贩中心用餐和聚会的新加坡民众。因而知情同意证据的收集也分别面向小贩群体和更大范围的新加坡民众展开。小贩协会和每个小贩中心的代表写信向小贩们征集知情同意书的签名，小贩们则在自己摊位展示有关申报的海报和信息牌，以争取市民的支持。全国联商总会也在各种活动和媒体上发布传单和海报，与广大公众分享申报的信息。为了进一步扩大参与者的范围，2018 年10月至2019年3月，一项巡回展览在多个小贩中心和公共场所举办。展览内容包括向大众普及《公约》框架下的非遗概念和申报过程，并着重强调社区的主体地位。

圣加布里埃尔小学的学生参与了小贩文化巡回展的艺术项目。青年们帮助提高了公众对小贩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并参与了申报工作。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NHB），2018 年

社交媒体则助力于让知情同意证明的采集和纳入成为一个群策群力的互动过程。例如，社交媒体运动“我们的小贩文化”（Our Hawker Culture）邀请社区通过Facebook、Instagram和其他公共网站分享与小贩文化有关的个人故事和照片，以此表达对申报工作的支持。该活动不仅得到了超过81万条的“点赞”和“评论”，还收获了各种关于小贩文化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创意内容。另外，在全社会参与的氛围下，包括食品、酒店和教育在内的其他跨行业组织也通过网站或信件提供了对申报工作的支持。

结语：让城市非遗存续力生根于寻常巷陌

如今，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众多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人们在城市相聚，通过交流和创新让城市成为人类发展最强大的引擎之一。然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不同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教育、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发展包容性社会和建立有效的机构······在过去几十年中，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思考文化之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并在2016年发布了《文化：城市未来——文化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全球报告》，其中的大量案例说明文化作为一种战略资产，能够帮助人们创造更具包容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要巩固城市的文化资产，就离不开非遗保护。因为非遗是城市社区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并为社区和群体提供了归属感和持续感。

人们在小贩中心下棋。除了提供食物，小贩中心也是社会互动和社区联系的地方。

摄影：萨拉·安曼（Sara Aman），The Lens Project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NHB），2018 年

新加坡小贩文化项目的案例证明了城市发展和非遗保护密不可分。如果新加坡政府没有在住宅区规划中考虑建造小贩中心，那么也不会有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存续。而没有“在一起吃”的餐饮活动，社区也就失去了多元文化的黏合剂。注意到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2016年10月，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上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也出现了与非遗保护相关的内容。具体来说，就是在“规划和管理城市空间发展”的行动中“保障各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和景观，并将保护其免受城市发展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下，通过利用新技术和工艺等，推广和传播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知识，并保护传统表现形式和语言”。

虽然已经有不少国内城市在设计未来发展规划时考虑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总的来说，中国在城市非遗保护方面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城市背景下的非遗实践更容易遭遇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的风险乃至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过程性保护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没有得到普及，地方上的非遗保护往往只重视清单编制而轻视其他保护环节，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遗产项目也缺乏有效的保护成果评估机制。这样一来，遗产项目申报有可能沦为企业夺利的主场。另外，已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也很容易离开以社区为主体的持续传承和实践，进而难以维系其存续力。换言之，非遗保护要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就这一点来说，整体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城市环境中的非遗保护。提高认识行动和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赋权和多元行动方的广泛参与。上海开展的“非遗在社区”活动在“非遗进社区”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到了社区提供非遗项目传承实践土壤的重要性，尤其是关注到了社区外来人口的非遗项目的保护。作为上海在城市非遗保护方面的本地实践，“非遗在社区”最终写入了“十四五”规划中：“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在城市社区培育孕育发展非遗的土壤，开展‘非遗在社区’工作”。

“新加坡小贩文化”对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最大启示在于，让非遗的存续力生根于寻常巷陌，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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