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五四精神内核的消解与公知体的崛起

导语

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后续的精神流变，逐步地损失了其内在的健康内容，泡沫化和僵尸化了。

正文

今天又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了，不得不说，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后续的精神流变，逐步地损失了其内在的康健内容，泡沫化和僵尸化了。

大体上有这样几个阶段，都内在体现了主流知识精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质变。在五四核心概念民主的实践形态中间，知识人如何看待多数人的微观政治体验是至关重要的指标，联系着一切质变阶段的界定和识别。

在最初阶段，五四运动的酝酿和发生，那一代知识人承载着晚清以来的国族危机意识，是想要拖带着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大多数，通过师法西方来为大多数人找寻出路，为此，表达出各种激烈的反传统、反僵化统治阶级的决裂姿态。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代表着最初阶段的学识——西方之所以强大是来自于中国没有的民主与科学因素，这体现了最初阶段对救国救民方案的真诚思考，哪怕认识尚浅思虑欠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屠杀政策，是一次以激烈的政治屠杀来塑造标准和分野，一部分新派文化人转而附和有潜力的新统治阶级，放弃五四运动原初的救国救民理念和改造世界的愿望。大屠杀逼迫另一部分人，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从民众中间找寻力量，继续前进。

受到大屠杀政策的驱赶，共产党人深入农村紧密结合农民，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基本内涵，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实践形态的民主一定是反应多数人疾苦的朴素要求，是各种不公正状况的解毒剂。在这个过程中间，共产党人不得不成为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去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及其缓解状况，农民被组织起来走出政治无能和政治无意识的状况，共同的结果是在农村实现了原私人领域的公共化进程，旧传统和旧权力都被颠覆。民主在共产党手里，在与农民群众的密切互动中间，成为革命队伍内部和农村中间各种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对各种旧式私人领域和私权力毫不留情的颠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就是要创造各种权力转移到多数人手里的各种状况，以夺取或者抵消旧统治阶级手里的权力。

在解释世界的知识人手里，五四运动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解释和再解释空间，但是在改造世界的那群人手里，五四运动的精神会逐步成为对公共领域的建设和普及，民主唯一地意味着：公共领域中间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当然，由此肯定会导致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贬值。而且，对老共产党人来说，反对脱离群众实质上构成一种只承认“有机知识分子”的内含标准，这对于知识人而言是长期执行要求文化资本贬值的“恶政”。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而言，反封建在农村意味着地主阶级丧失权力和农民的组织化，在城市意味着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群体“封建把头”丧失权力并丧失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依照劳动者的需要，否定雇佣劳动制的新制度，成为单位制内部的政治经济平等——也就是改开初期批判的“大锅饭”或者“铁工资、铁饭碗”。

对于老共产党人那种改造世界的群体来说，民主唯一的真实内涵和实践形态，意味着民众对于自身政治状况的“非贫困化体验”，特别是至关重要的职业利益，不再操之于高高在上的他人之手，为此，民主也只有唯一的努力方向——私人领域特别是管理权的高度公共化。这样的民主，不仅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变革，而且还会得到群众的自愿支持，从而能够从民众中间筹集到推动民主化社会变革的革命成本。因此，对于老共产党人来说，私权力公共化带来的普遍“解放”体验，是唯一能够走通的底层通道，民主不仅是可欲的，还是绝对必需的。

对一部分老共产党人来说，民主不仅是革命岁月唯一能够走通的底层通道，也是建设年代必须加以坚持的。当然，共产党高层始终都有人认为建设年代走高层通道会更快更好，认为底层通道意味着管理权不能够强迫劳动者多干活肯定会导致效率低下，所以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死路。新民主主义是对上夺权，而改革后走向管理权垄断和封建化方向，则是在毛时代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下夺权，这根本上违背老共产党人对于民主的界定。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首先是对高层通道的欢迎和对官府宣传的回应，然后又自称独立地继承了五四未完成的任务，这个新启蒙的后果和功能，最后证明是服务于中国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的。在其最初阶段，知识人认定找到了新的真理：走高层通道而不是底层通道，现代化速度会更快，对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也会更有利。

比较1927年与1980年代，在1927年是明确的反对工农运动及其政经诉求，而在1980年代则是在“非毛非共非革命”的外观下，较为隐晦地掩饰着反人民、反民族利益的面貌（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两个病灶”）。最初阶段，还承诺给人民的远期利益，将在高层通道的高效率目标达成之后，得到兼容——那个时候给人民以共同富裕。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新启蒙，是强调对人民的近期政经剥夺作为手段，而承诺给人民远期的高回报则被宣传为目的。改革的最初舆论从批判“大锅饭养懒汉”开始，到强化管理权垄断和恢复私人领域结束，这是政治剥夺先于经济剥夺的路径，恰好与共产党革命年代开创的道路相反。

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是一次近似于1927年的再选择关口，高层通道走到如今，业已全面揭示出排斥多数人的各种状况，甚至，排斥大多数的上限远远超越工农阶级达到了涵盖绝大多数小资白领阶层。（编者注：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朱学勤）事实说明，走高层通道的后果，近期剥夺凝聚为新阶级的巨大权力和金钱乃至于话语权优势，这三者都相当一致地体现出对中下层的排斥性——仅仅体现着少数人的先富先贵而且是完全排斥共同富裕的，在高层通道的延长线上，并没有多数人的出路。要求兑现曾经的远期承诺，时间长了之后，就变成为一种政治压力和合法性危机。

对照起来看，共产党革命的精神遗产，是把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社会改造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去实施的。1980年代对于革命的告别，对于革命精神遗产的颠覆，则反过来强调西方启蒙思想的绝对价值，革命精神遗产只有相对价值和临时应用价值。

私人领域的恢复，是高层通道的最初路径和随后的权力分配格局，更为严重的状况是“管理权的封建化趋势”这样一种后果的出现和稳定，这首先是在小资白领阶层中间引发高度的政治不认同。由此催生了公知体的形成和泛滥，此种公知体在形式上对接了五四传统的民主话语，但是，抛弃了五四运动内在的社会改造目标和带着国家和人民一道前进的道义内涵。这一次，除了知识人自身的偏好之外，还试图借此完全收编小资白领中间蕴含的政治不认同，把现实的合法性危机转化为西化政体转型的动力机制。

公知体再一次许诺：只要有了形式主义的合理性政治，就会兑现一切有利于大多数的承诺，完全不讨论权利金钱和话语权的不对称状况及其起作用的逻辑，如其成功则显然能够延后合法性危机的短期威胁。这是在新启蒙第一次欺瞒民众之后，试图第二次以形式主义合理性的最高话语地位，来施行第二次整体欺骗，如果公知体真能够成功，显然可以把目前的合法性危机推后一些年月。

公知体成为一个纯粹的职业利益的符号生产领域，这一点在外观上倒也很像五四——极度地推崇西方政制把这个说成是决定一切的东西，然后就从比较中西落差入手来阐发各种高论，这在方法论方面也算是坚持了原汁原味的五四状况。但是，其内在的质变在于：这一次是彻底掏空了改造社会与带领人民的内涵，在高层通道的极度排斥性面目完全清晰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绝对强调形式的合理性来建构合法性，由此实现了彻底的形式化和泡沫化。

没有任何一个正面的符号，不受到权利金钱和话语权优势的歪曲和充分利用，今天公知体的生产群体，依然试图接续五四的历史系谱来强调他们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但是，对照五四运动此后的演化和流变，今天中国其实是正在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知识人阶层及其最反动的话语权形态，不兼容多数人利益的反动文人在思想方法也是极度反现实的，而公知体的出现，则是强调形式主义重要性的巅峰和泡沫化顶点。

解释世界有无穷的空间，但是改造世界则相对单一：选择走老共产党人坚持的底层通道，还是走少数人先富先贵的高层通道？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界状况不同，管理权到底是从属于私人领域还是相反？生产领域的管理权是否也应该公共化？公知体和新启蒙核心词汇民主的泡沫化，其显著特征也在于漠视民主的“政治贫困化”体验：为什么在人们日常切身相关的微观政治领域其权力运作要拒绝公共化？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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