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自述 | 我曾以为科学超越社会最为崇高，事实证明我错了

青年朋友们，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兴过，也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感到痛苦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生活中的曲折，我对幸福的认识也一步步地加深了。

我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的。我的母亲是美国一位较出名的教育家，她那新颖的教育方法，使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中。母亲反对填鸭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说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培养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让孩子们死背书本，考试时再一口一口吐出来，这和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她还说“人不只有脑，还有两只手，要让学生全面发展，使他们懂得同时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认为要真正学得快，记得牢，就要自己干，她强调在干的过程中学习。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那时母亲是我的班主任。她让我们干一件大事：每人盖一间自己可以住的小木房（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木头的）。她先带着我们这群城里的孩子参观别人住的房子，然后每人按自己设计的式样动手钉小房子。她还弄来一只羊，让我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我们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我们自己从和泥开始把它烧成。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习的操场上，那里有“商业区”、“居民区”和“郊区”。我的小房子在郊区，是一个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这一年我们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地学了房屋建筑、纺织、畜牧、烧瓷、安电灯等一系列学科的一般常识。在暑假的前期我们班在这个小村子里渡过了很愉快的一夜。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就得锻炼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从我六岁起，每逢放假她就带上我们兄妹三人，带着干粮，背上铺盖，到野外去度假期，不是爬山，就是骑马，骑自行车，露宿在野外，母亲认为男女都一样，对我们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

我十四岁时，母亲搬到了农村，在那儿创办了一个男女住校的中学，并任校长。她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学校办了农场和奶牛场，我们除了上课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母亲不赞成在作业上给学生增加压力，在她的学校里，是不让学生晚上做作业的。晚上让学生做个人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我晚上经常是和化学老师夫妇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学美术、化学等。母亲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们非常喜爱自己的学校。考大学时，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所以哈佛等几个有名的大学都喜欢招收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我认为能受到我母亲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发展。母亲的教育使我们立志将来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中学时我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到大学后因学校没有这门专业，我就利用两个寒假跑到康奈尔大学的试验室，自愿当几个物理学家的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从此，我便进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门，当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还很少。我们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研究的目的也只是想摸索物质的内部构造，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我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我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俗。

一九四一年，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我发现物理杂志里有关我们核子物理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物理系大楼里的科学家们也相继失踪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放原子加速器的地下室的墙开了个大口子，窗框也被砸掉——原子加速器从这里运走了！这一连串的现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现象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有关。一九四四年，有一天终于我也同样“失踪”了，来到一个地处美国西南部的山区洛萨阿罗莫斯，是原来康奈尔大学搞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请我参加他们的试验小组。这个小组是意大利的核物理家费米直接领导的。进小组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科学实验室里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在这个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科学家，专门试制原子弹。当时我们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我们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不到一年的时间洛萨阿罗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这里有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又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对我这个小小的研究生来说，能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虽然我们因为工作而与世隔绝，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常常在星期天到山上痛痛快快地玩一场。为了控制原子能，我们小组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开水锅”。在那几年里我可以说是坐直升飞机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实验室里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工作上去。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往南驱车400多里，来到一个大沙漠，我们悄悄通过被军队封锁的公路，爬上一个小山包，屏声息气地坐在那里紧张而又兴奋地凝视着黑暗的南方。那边在离我们75里的沙漠中心，将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了，十五日凌晨五点三十分，我们突然被光海淹没，周围的天好像着了火，渐渐地在一个方向升起了蘑菇云，两分钟后冲击波带着尖厉的声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击着我们的耳膜，接着，整个山区长时间地发出隆隆的回响。我们几年的绝对机密一下子在这回响声中暴露于全世界。

三个星期后，报纸登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致使十几万无辜的日本人民丧命的消息。这消息如同第二个冲击波猛烈地撞击着洛萨阿罗莫斯科学家的心。大家认为在德国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毫无道理的。有一天在会议室里放映了在飞机上拍摄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我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地说：“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头和肉”。我们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纯科学”的结局。我们原来想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使用原子弹的，可是他真的用了，我们却毫无办法来制止。日本事件之后几天内洛萨阿罗莫斯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后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把原子能从军队手里夺回来。这时我离开为军事服务的洛萨阿罗莫斯，随费米到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我们的非军事科研项目，却常常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我发现我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转向了社会，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姐姐以前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形：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姐姐常说，美国生产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她经常给我和哥哥韩丁、哥哥的好朋友阳早送一些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我家里很热闹，大家到一起就热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以前我只是听他们谈论，因为我认为我是搞科学的，政治上的事同我关系不大。可是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我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开始想问题。

是的，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好像一辆自行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而车子的方向则是完全由骑车的人掌握的。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我开始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这时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我的言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劝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我感到奇怪，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四人帮”横行时大家的感觉一样，说话干事都得小心翼翼。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解决过科学上无数难题的试验室，现在却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热爱科学，但我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不愿为他们服务了，决定不干了。那么到哪里去呢？

我看过《西行漫记》，哥哥去过中国，我的朋友阳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国，通过他们，我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在宋庆龄先生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我于一九四八年到达上海。当时正是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五块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钱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

写于1980年

文章来源：121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幸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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