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四维审视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内容。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需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是“普惠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既要杜绝平均主义，又要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是“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它的内容既有相对确定的历史含义，又要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共同富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要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又要坚持和平发展，不能以剥削压迫其他国家人民为代价。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者简介】唐鑫（1992—），男，山东威海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追求。近年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逐渐成为党、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至少要从以下四个维度来把握，即“普惠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字面上看，“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可以泛在地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成果，突出了发展成果是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思想主张。不过，“共同富裕”并不是消除差别的平均主义，而是有差别的“共同”，是“普惠性”和“差异性”的统一。
（一）共同富裕的“普惠性”
“普惠性”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人民都有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人民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内部的每个成员都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都有权享用发展果实。二是指分配结果上，全体人民分享到的社会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一方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才能变为现实的权利。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阶级社会诞生以来，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统治者的剥削阶级，虽然采取的生产方式和具体手段不同，但都造成了对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作为被剥削、被压迫对象的劳动人民，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基本是依剥削阶级的利益为限度。奴隶、农奴或工人当然可以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甚至有些还能过上十分“体面”的生活，但根本上都没有改变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之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是无法谈“人民的权利”的；只有从根本上摧毁这种社会的基石，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主导社会发展，争得了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根本权利。
另一方面，权利有质的规定性，亦有量的规定性。“量”的大小对权利的实现程度起着巨大作用。所谓的“量度”就是人们享受权利的实现程度。正因为人民的每一份子都参与了社会进步进程，所以社会相应地有责任、有义务保证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有至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在剥削阶级施加统治的社会，即便是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切实保证。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提出了维护一切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是它的历史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又实际取消了劳动人民的这些权利。因为资本主义民主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依照财富多寡分配‘稀缺的’社会产品”的名义，将剥削压迫造成的贫富分化粉饰为由于人们的“慵懒”或“无能”，在日常生活细节上，将被压迫阶级民众的权利大大缩减甚至到徒具形式的程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只是形式上的，更是实质上的。需要继续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有其限度，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规律的限制，这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既不能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许诺，更不能被利益集团的狭隘主张所绑架。
（二）共同富裕的“差异性”
共同富裕绝不等于平均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这既是历史和现实给出的答案，也是共同富裕概念本身的应有含义。不过，这个差异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既不能消除差别，也不能两极分化；从根源上看，需要允许造成差别的合理原因，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原因。而如何从量上和根源上把握“合理”与“不合理”，是认清共同富裕差异性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共同富裕同平均主义有根本的差别。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相容。平均主义经常是被压迫阶级自发产生的一种空想观念，往往只是在物质十分匮乏或社会出现危机时所采取的暂时措施。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曾经犯过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大刮“共产风”进行严厉批评：“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还因为它仅仅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但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这些差别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在结果上的“拉平”实际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这种剥夺是对劳动者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无偿占有。与之相反，对于不平等的现实，只有相应地加以“不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中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向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平均化方向前进，而是要越来越多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等具体情况，向精细化、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同两极分化也有根本不同。两极分化，就是指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并发展为一种难以打破的社会阶级结构。中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表明，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这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已存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更加无所制约，对社会进步造成巨大危害。大量研究显示，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不会起到激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反而会抑制这种积极性，因为它使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掉入“贫困陷阱”，堵塞上升渠道，形成阶层固化，制造出阻碍社会进步的强大利益集团；它会抑制居民消费，从而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动力；它还会激发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敌对和不信任，引起诸多社会矛盾；更严重的是，它会造成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失效，加剧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扭曲和破坏，导致结果不平等—起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必将造成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崩塌。两极分化造成的恶果，已反复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因此，单纯从量的方面考虑，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也必须调整到一个合理范围。至于应如何界定“合理”，有学者给出了一些具体参考指标：中等收入群体占到80%左右，城乡差距基本消除，区域发展各具特色并保持均衡，基尼系数控制在0.35左右。
不过，前文对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从结果上讲的，而不是从根源上讲的。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所以，要深究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就必然涉及对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基本制度的考察，而这种考察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秉持一定的价值立场。一是需要正确判断当前中国的历史方位。2021年全面小康实现后，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它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仍然要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说，除劳动收入以外，还会存在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而这些收入形式在现阶段都是允许存在且受到法律保护的。需要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合法收入；对各类灰色、黑色收入予以整治和取缔。二是要坚守劳动创造价值的科学立场和价值理念。共同富裕内涵着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念，必须牢固树立一切社会财富，归根结底是由人民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正确认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保护和提高劳动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为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三是要承认由于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等因素造成的客观差别，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探索更有效的激励措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民生行业领域的改革发展，畅通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是“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其含义是：共同富裕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同时还包括要协调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令人民过上向往的美好生活。
（一）共同富裕的“重点性”
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一词，鲜明体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强调。尽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并不影响经济建设相比于其他各方面建设而言的更基础的地位。
一方面，共同富裕对经济建设和“物质富裕”的突出，是生产力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地位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大段对于生产力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的论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时，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看待，内在包含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邓小平在1992年谈到：“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讲的发展，主要说的就是经济发展；而对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更多谈的是保证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增长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大核心内容，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这并没有改变经济建设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基础地位，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和要求发生了改变。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已不能简单地靠增加资源投入的数量来解决，而要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变革、思维转换，依靠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推进，依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句话，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突出经济建设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所谓“不发达”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理论描画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言的“不发达”；二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经过一段赶超时期，因而是“不发达”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已具备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再用“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来解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已不符合事实。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仍然处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期，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有待完善。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没有达到相应水平；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医药卫生、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卡脖子”现象和问题突出，亟待攻破科技瓶颈；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较大差距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完成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任务没有改变。这种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必然要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对经济建设的强调上。
（二）共同富裕的“全面性”
共同富裕的“全面性”，是指不仅要实现人民的物质富裕，还要包括享受更广泛真实的民主，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完善的社会民生福利保障，更美丽的生态环境，等等。这是新时代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的反映。
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全面性”是新时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继续推动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应当承认，共同富裕概念不论从字面含义还是产生根源上，都有对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物质生活富足的突出和强调。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换句话说，人民对共同富裕这一愿景的理解已发生变化，其内涵和外延都得以深化和扩展。目前，仍然有不少人按照此前的认识看待共同富裕，谈到实现共同富裕，只是讲生产力的提高，讲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这些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但远非共同富裕内容的全部。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变得难以继续。此前，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量的投入，可要素的利用效率都不高，往往伴随着高昂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进口原材料、生产各类商品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世界工厂”地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如今，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已十分脆弱，国家治理体系不够完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和阻碍越来越突出。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解释，这就是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通过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力内部因素实现，现在则必须越发依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依靠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的质的提高来实现。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全面性”是社会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的反映，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需要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而改变，既不能抽象地谈所谓人的需要或欲望的“无限性”，也不能机械地将人民需要统统归为物质文化范畴，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把经济搞好，人民其他方面需要就能“自动满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三大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既有机联系又相对独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相对独立性更加明显，要求必须注意到各自的不同规律，不能盲目照抄发展经济的思路，否则就会被“成本—收益”的效率法则扭曲，偏离甚至背离发展目标和方向。需要打破“唯GDP是从”等旧有观念，根据不同领域的规律特点，把握各方面工作的有机联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运用系统思维，发挥理论的指导和预测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住房领域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在教育领域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的要求；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并显示出成效，向人民展示了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决心。
共同富裕的概念从明确提出至今，一直处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之中，可同时，共同富裕的概念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有其相对稳定的清晰内容。共同富裕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说的就是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概念，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永久存在。
（一）共同富裕的“稳定性”
共同富裕是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最终目标被提出的。因此，要准确把握共同富裕概念的“稳定性”或“不变性”，就必须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来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古今中外都曾描绘过“共同富裕”的愿景，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愿望只能作为愿望存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此后苏俄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可行的，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打破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种种束缚，根本改变直至消灭一切剥削创造了根本条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使共同富裕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和能够具体实施的运动。
第二，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两个主题词汇，它们都有比较明确的指导含义。一方面，“共同”的含义，首先，应包括全体人民，不应因为性别、肤色、年龄、种族等因素排斥任何属于人民的成员；其次，应该包括全国范围，甚至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不分民族、城乡、地域、地形等等；再次，“共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共时性，虽然现实中不可能做到齐头并进，但决不能将这种先后差异无限延长，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另一方面，“富裕”的含义，如上文所述，直观地突出物质财富的积累，或者说，物质上的富裕，是“共同富裕”标准里的最低要求和最低限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共同富裕的最低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全国各处在物质财富方面达到“富裕”状态。在这里，“富裕”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必然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概念，从时间角度考虑，其意义应当是富裕程度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提升，而不是倒退；从空间角度考虑，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达到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或社会制度相比，更为富裕的状态，目前而言，就是至少达到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同一切事物、一切概念一样，共同富裕具有条件性，它也是有最高限度的。从当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出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会是延续到共产主义时期的目标。一般而言，共产主义的实现，对应的是人类自觉运用并掌握历史规律来书写文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彻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同这些愿景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现有内容看，共同富裕至少要做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都没有超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范围。因此，在谈共同富裕时，不能把它的含义随便扩大，任意将今后共产主义的内容都划定进去，表面上似乎是种“理论创新”，实际是一种主观随意态度。
（二）共同富裕的“发展性”
共同富裕的“发展性”，指的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入，对共同富裕的含义会有更具体、更成熟的理解；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促使人们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更科学的界定，使得共同富裕的概念表现为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
一方面，从文献角度看，改革开放时期明确提出共同富裕，针对的是如何既解放发展生产力，又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和演进路径，学术界已有诸多成果。很多学者指出，共同富裕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所发展，但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应当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打破“共同贫穷”的保守观念，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重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设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外出现了对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担忧情绪，担心照此发展下去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对此作出回应，并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他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外宾时说：“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985年3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把“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列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原则。1993年9月，邓小平表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当时对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的判断极具远见和智慧，社会进步带来了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各领域联系加强，清晰认识社会状况的难度增加，系统性社会风险因素持续积累，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遇到的新问题，推动着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有了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思考。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选择浙江省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试验田”，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战略部署。这份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央对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方向。《意见》为共同富裕下了完整定义：“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这个定义强调：一是共同富裕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二是辛勤劳动和互助协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三是共同富裕既要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足，也要实现精神、环境、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愿景；四是共同富裕的推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意见》提出，要把浙江打造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规定在2025年要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应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文件展开论述了实现目标的措施，主要包括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显而易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思考，在“解放发展生产力、防止两极分化”的核心理解之上，更加丰富和具体。此外，结合中央相关的文件和论述，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很可能会被确定在2050年前后，即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时。如若如此，那么可以更明确地说，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利益交织、命运与共，“关起门来各行其是”的时代一去不返。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兼顾国内局势和世界变局，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首先，中国已经深度参与世界体系，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一方面，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也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素质良好的低成本劳动力和丰富的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抓住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同资本主义阵营关系改善、西方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良好国际局势，推动改革开放，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迅速改变了“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持续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这期间，中国得到了世界的投资、技术和销路，世界也得到了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各国民众日常生活难以避开的元素。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都发挥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作用，体现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世界需要中国参与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中国也需要开展国际协作来解决全球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虽然摆脱了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阴霾，但面临经济低迷、贫富分化、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国际恐怖主义等更复杂、更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同样深受这些共同问题的困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样需要有中国的参与，才有解决的可能。
其次，虽然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毕竟还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对世界前进方向起着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南斯拉夫这种依靠共同意识形态维系的多民族国家解体，可以被看作是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与“加强”。进入21世纪，又出现英国“退出欧盟”运动、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等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塞缪尔·亨廷顿预计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可以用“七八个主要文明”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这说明，不论是要切断国际联系“闭关锁国”，还是立刻实现“世界大同”的想法，都注定是空想和危险的，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捍卫国家正当利益，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统一政治实体，还是一个有能力影响国际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大国，因此，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牵着鼻子走，放弃维持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历史证明，大国决不能走依附性的发展道路或帝国主义式的霸权道路，否则只能遭遇彻底的失败。
再次，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力量抬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在消减，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屡遭碰壁，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同时，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基因科技、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的突破，可能会使人类文明经历又一次变革，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西方国家一面不愿继续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一面又不愿看到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被取代，从而开始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加种种阻碍。在国内，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大大削弱，一度出现产能过剩、资本过剩问题，取得核心科技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逐渐变为具有技术垄断优势的海外跨国公司。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利用国内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畅通国内经济循环，集中组织科技攻关，打破西方技术垄断，进一步发掘国内超大市场资源优势；另一方面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同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已揭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要求，必然会超越国家、民族的疆界，形成世界层面的分工协作，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实。这说明，对世界任何国家而言，要想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不能不努力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二是当今的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并存博弈的时期，尽管“资强社弱”的力量对比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持久的生机活力，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要实现共同富裕之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要求，决不能绕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既竞争又共存这一现实因素。三是中国经历几十年的对外开放，拥有了很多海外利益，中国企业和人员在国外拥有相当数量的海外资产，同时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冲突也逐渐受到关注。如何妥善处理海外矛盾纠纷，有效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合理权益，同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互利共赢，将在未来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无疑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中国的共同富裕事业，决不能以剥削压迫其他国家人民为代价，决不能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中国将始终坚守一贯的庄严承诺，即中国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走上称霸扩张的道路，不会强迫别国选择“中国模式”，而是要根据中国自身的发展程度，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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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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