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 89现代艺术大展
▲ 1989年2月5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北京冬日的阳光打亮了中国美术馆金黄的琉璃顶，黑布底白漆字的巨型条幅沿着美术馆正前厅的大台阶向下延展开来，一直铺向门口的铁栅栏。
回顾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八九年的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绕不过去的一次疯狂。当时艺术展上令舆论大哗的七个行为艺术：肖鲁的“对话”、张念的“等待”、王德仁的“致日神的？”、WR小组的“吊丧”、李山的“洗脚”、王浪的“浪子”、吴山专的“大生意”。
■ 89现代艺术大展 -- 纪录片
© 温普林·1989年2月5日
温普林：我恰好在场
回顾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八九年的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绕不过去的一次疯狂。当时艺术展上令舆论大哗的七个行为艺术：肖鲁的“对话”、张念的“等待”、王德仁的“致日神的？”、WR小组的“吊丧”、李山的“洗脚”、王浪的“浪子”、吴山专的“大生意”。
毕业于中央美院艺术史专业的温普林跟这些艺术家中的许多人平时都是好友，码准了他们将在展览上有所动作，他的“大地震”摄制小组事先准备好了摄像机，并拟订了现场的拍摄计划。
“由于本人在暗处张网以待，得以比较从容地记录了大展内外戏剧化的一幕幕表演。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虽然褪色，但记忆却依旧坚挺。”3盘20分钟的录象带，画面是摇晃、仓促而忙乱的，但信息量惊人。七个行为艺术无一漏网地被拍摄了下来。
在温普林的记忆中，整个八十年代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星星画会”、“厦门达达”、“北方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活跃民间艺术组织和流派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兴起在全国各地，中国现代艺术在这十年间蓬蓬勃勃。“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就是对整个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一个总结与展示，是中国现代艺术初次登入殿堂。
镜头摇晃着推回二十年前：
1989年2月5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北京冬日的阳光打亮了中国美术馆金黄的琉璃顶，黑布底白漆字的巨型条幅沿着美术馆正前厅的大台阶向下延展开来，一直铺向门口的铁栅栏。
负责布展的栗宪庭亲自带头抬起了巨大的广告牌走向美术馆外。白底黑字的招牌，鲜红色的“不许掉头”的交通标志醒目而刺眼，许多上班路人驻足观看，猜测着今天这里将发生什么事情。
“一开始也有不少争议和顾虑，用这样的标志是否合适，但后来主办方还是采纳了这个方案。”大展标志的设计者杨志麟说。
▲ 温普林，《包扎长城》，1988年
“从铁栅栏向里望去，视觉效果的确是令人震撼，这个中国美术史上辉煌的庆典似乎过于庄严肃穆了。广场上好像匆忙搭建了一座巨大的灵堂，对称铺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巨型条幅犹如挽联。但艺术家们是亢奋的，他们丝毫没有感受到气氛的压抑。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和理想已经变成现实，现代艺术登堂入室，无上光荣。”温普林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一楼大厅挤满了人，范迪安主持了开幕仪式，大厅从高空垂下了两条黑色的条幅，上端也有鲜红的“不许掉头”的大展标志，永不掉头的决心和气势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前卫艺术精神导向。高名潞作为大展组委会领导讲话，他神色庄严地宣布：中国历史上由中国人自己参与和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开幕了!
人们涌进了展厅。大展标志的设计者杨志麟走在前列，随行而进的有当时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等。镜头摇晃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温普林自己，他穿着牛仔服，发型是当时青年人中红极一时的“叔叔阿姨头”。
“那时期的人们渴望一切新鲜的事物，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国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了人体艺术展，美术馆门口排起了近万人的长队，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来看艺术，而是来看女人的。”
这一次的大展也非同一般，展览一开幕，“搅局者”就出场了。
▲ 吴山专，《大生意》，行为艺术，1989年
大生意和等待
浙江的吴山专是“85新潮美术”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艺术家，他的《红色幽默》曾在“85新潮美术”中产生很大影响，这次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他要做的是一宗《大生意》。
“亲爱的顾客们，在全国上下庆迎蛇年的时候，我为了丰富首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从我的家乡舟山带来了特级出口对虾（转内销）。展销地点：中国美术馆；价格：每斤9.5元，欲购从速。”吴山专在展厅里张挂出了小黑板的广告，两只木板箱里是400斤大对虾！
参观展览的群众一下子有点发懵，美术展里怎么做起了买卖？围观的人群犹豫着，没人上前询价购买。最后温普林走过去帮他吆喝起来：“‘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镜头里帮着忽悠的哥们儿就是我。我买了10块钱一袋的（虾），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我带着剧组的人到赵家楼饭店，煮虾过的年，我好像买了两袋，晚上我们的年夜饭，剧组吃的是老吴舟山大虾。”
吴山专事后已经完全不记得温普林买过他的虾，他当时完全处在混乱的兴奋中，他印象中的第一位顾客是刘开渠，一下子买了30元钱的大对虾。吴山专用来包虾的报纸是美术报，那张报纸上报道了他画展的消息，他一边卖一边向围观的群众解释：这叫“携带艺术。”
在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行为艺术不允许参展。据吴山专后来回忆，他的这一行为其实是经过了栗宪庭默认的。
吴试图以此来颠覆美术馆的官方形象：美术馆同样也是大生意的场所，拿艺术当买卖，主流之外的艺术家生活窘迫，自谋出路，就仿佛当时社会上无证经营的个体户。
▲ 温普林，《包扎长城》，1988年
美术馆成了“黑市”，买卖没做多久，就招来了主办方的盘问，主办方决定没收吴山专的对虾，吴掏出了单位的介绍信，证明对虾是用于展览的艺术品，最后还是被罚款20元，并要求停止售虾。800多块批发来的舟山大虾只买出100元左右，吴山专将介绍信和罚款单往黑板上一贴，用粉笔写上“今日盘货，暂停营业。”
这只是展厅一隅，大展的其他角落，不约而同，其他好戏正在上演。
在展厅的男、女公用厕所门上，挂起用红彩绸装饰的奖状镜框，奖状上写着“今天下午停水”。
二楼展厅一角，艺术家张念坐在地上一个草铺的鸡窝里，垂头专心孵蛋，几十个鸡蛋布在他的身下，外面还散落着一些鸡蛋和稻草，一圈小纸板上用黑色毛笔写满了“等待”。张念胸前也挂着纸板，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张念不知道等待的结果会孵出什么鸟儿来，但他拒绝理论，在一个各种思潮涌入的年代，他拒绝的不仅仅是美术理论，还包括来自西方的各种其他理论。
一位观展的大妈上得楼来，看见一动不动孵蛋的张念，左看右看，以为是雕塑腊像，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张念的头。张念脱口说：“别动！”大妈吓了天大的一跳：“哎呀妈呀！是活的！！”
▲ 张念，《孵蛋》，行为艺术，1989年
避孕套（致日神的？）、洗脚、吊丧
在展览现场大玩行为艺术的人中，有好些是正式取得参展资格的艺术家，比如李山、吴山专、王德仁都是组委会邀请的，都发有执照。“执照还挺大，有小 8开纸那么大的参展证书。但是他们却用了别的形式出场。”温普林说。
画家李山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展览上，他穿着红袍当众洗脚，脚盆里画的是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头像。
李山后来在自述里开玩笑：自己当时对美术界的现状、种种社会问题，觉得都无话可说，只好把脚放在热水里舒服舒服。他“应该是中国今天洗脚行业的‘祖师爷’，所有的桑拿按摩洗脚房，每天早上应该上一柱拜李山大师的香。”
满头长发的王德仁穿了一身自己设计的黑色衣服，衣服上挂满了钢钉，一边跑一边在展览厅里抛撒避孕套和硬币，硬币在地面上撞击出丁零零的声音，引人侧目，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亮出了一个特制的、5米多长、插满了钢钉的巨型避孕套。
“王德仁的巨人狂想已经延续好多年了，他是最早自觉地以‘行为艺术家’自居的这么一号人，没事就想挑战所有的体制化的压抑，到处想竖自己中指的人……复制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在那儿写字，落款是‘戏虐者’，他写‘虐’字的时候特别得意，说：你看看我的字，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这不是 ‘虎’嘛。东北有一句土话说叫‘老虎的鸡巴带刺儿’，所以他不仅要壮大，而且还要充满锋利的刺儿！这帮人能安于寂寞吗？”温普林这样评价王德仁。
艺术家都是有表演欲的人，早在85时期，各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艺术已经出现。早在现代艺术大展前两个月，上海美术馆上演了一次行为艺术“最后的晚餐”，参加的有孙良、李山、宋海冬、裴晶等。最有意思的是，连栗宪庭和吴亮都参加了，最后的晚餐桌上，戴黑脸罩的中心人物便是后来成为“艺术教父”的栗宪庭。
没有取得参展资格的艺术家们也蠢蠢欲动。一名叫康木的小伙子，正儿八经地写了个申请给组委会，要求从光华路的工艺美院，早晨起来，八点钟开始裸奔，顺着长安街走王府井，直奔进美术馆，十点钟一宣布大展顺利开幕，他就裸奔进入会场。
“他很正式地把方案提交给大会。当晚正在做梦，想着明天激动不已的时候，（我估计头天就没穿衣服了，裸体在被窝里）半夜被警察提走了。跟他同屋的张念吓得直哆嗦，他说幸亏我没有提前暴露起义消息。”第二天早上，张念把他们学校老师的鸡窝连锅一端，又在学校门口又买了点儿柴鸡蛋就奔美术馆了。
来自山西的W.R小组，成员是三位艺术家：大同大张、朱雁光、任小颖，他们用白布包裹全身前来为大展吊丧。他们提前用白布做了几个大口袋，把自己扣在里面，等开幕式结束人们开始参观展览时，他们三人便踏着长长的黑布（现代艺术大展铺在地上的条幅），很庄严地、缓缓踏上台阶。
▲ 肖鲁，《对话》，装置，1989年2月5日，中国北京中国美术馆，····
枪声在这时响起
这时的展览现场已经是一片混乱，组委会的人四处“灭火”，范迪安将WR小组的朱雁光驱逐出场，朱雁光高声叫道：“我自己会走！”各种离奇的突发情况此伏彼起，“WR的三个白衣人被人带进办公室以后，高名潞及时冲过去救援，公安人员也很紧张，蒙着白衣服也挺恐怖的，不知道衣服里有什么，命他们赶快把衣服扒了，朱雁光衣服脱到一半的时候警察问：你们是谁，哪儿来的？他大喊了一声：‘大同游击队！’”
“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起。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现代艺术大展彻底陷入混乱。
当时温普林带着的拍摄小组只有一台机器，却要跟踪应对七个行为，因为事先知道了肖鲁的计划，他提前列了一张拍摄计划表，重头戏就是肖鲁的开枪。
肖鲁的装置艺术《对话》就陈列在大展入口东侧第一位，这件作品是两尊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面分别有一男一女在打电话的背影照片。两尊电话亭之间有一面玻璃镜，镜子前放着一台红色电话，听筒悬垂在半空，表示“对话”并不畅通。
“如果没有提前预知，不可能拍得到。我的机器都架好了，架好了之后我还不放心，万一电话亭里猫了两个人，把人打伤了怎么办，我说停，跑过去以后把门拉开，最后看了一眼说：没人。这段无意中拍下来了，机器已经开始录了，这个时候肖鲁就开枪了。”温普林说。
录像中的肖鲁面容娇嫩，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垂到腰间的长发束成马尾。11点10分，肖鲁低着头，表情紧张，略带心虚，她掏出手枪，很迅速地对着两面电话亭之间玻璃镜里自己的面孔，砰砰开了两枪。第一枪击中玻璃镜，第二枪擦过铝合金框边打中玻璃，两枪都没有留下作者想要的长条裂纹效果，仅仅留下两个不大的弹洞。
温普林的拍摄小组拍完开枪的镜头就赶快跑了。“很仓促，必须赶快转移，我怕被没收。”
开幕那天美术馆里来了很多便衣。直到肖鲁打枪之后，高名潞才知道，连公安局长也在美术馆里，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就站在离打枪处不远。肖鲁开枪后，大批警察闻声而动，包围了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被迫停展4天。
1989年2月第11期的《中国美术报》上，栗宪庭将肖鲁的开枪誉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
“枪击事件”后，展览马上被通知暂停，2月10日展览重新开幕，2月17日《中国美术报》刊登了肖鲁和唐宋的声明：“作为（枪击事件）的当事者，我们认为这是一次纯艺术事件。我们认为艺术本身是含有艺术家对社会的各种不同认识的，但作为艺术家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
让现代艺术大展的策展人们始料未及，当时展览上不请自来的搅局者，在大展上出抢尽了风头，甚至变成了美术史上和全世界眼中本次大展的标志。第二天，几乎全世界都转载了这条新闻，美国《时代周刊》的标题文章就是《孵蛋、枪击、避孕套》！
此次展览上引起争议的行为艺术远不止这三桩，但“美国人嗅觉很灵敏，马上就捕捉到了他们所想要的：避孕套、枪击和孵蛋，对应的恰恰是性、暴力和政治。”温普林说，枪击、孵蛋、避孕套让中国现代艺术跳进了全球的视野，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一笔。
但现在回顾起来，他倒觉得“大生意”、“吊丧”更有寓意和前瞻性：二十年后的艺术圈真的成了“生意圈”，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逐利而来，真正的艺术精神行将就木——20年前艺术家的行动，仿佛畿语，果然应验。
798、宋庄、酒仙桥……表面的繁荣掩蔽了内容的荒芜，这些蓬勃热闹的艺术社区如今仿佛旅游景点，飘散出商业猎奇和快速消费的气味。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分水岭。实际上从大展之始，中国的前卫艺术就走向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迅速飙升，进入了国际视野，从而成为主流的中国样式之路，就是以中国形象，中国图示为主的架上之路，今天正不断创造出艺术品市场的奇迹和神话。另一条便是一直处于潜流的，相对边缘的中国精神之路，这是以行为、观念为主的一脉。”温普林这样评价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中国自由精神很重要的一脉，而这一脉向来是被忽视的，全世界都被太多更表面化的所谓中国样式的绚丽给吸引了，而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实践，至今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学术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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