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摄影师阎雷：最真实的80年代中国

阎雷（Yann Layma），1962年生，法国著名人文地理摄影师。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30年来共拍摄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长年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供稿，一共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于2004年在全世界6个国家同步发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题材摄影师。

1991，山东，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

1998，陕西，延安，婚礼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座车厢

记者：这么多年来，记录中国最好的照片都是出自外国摄影师之手的，而非中国摄影师。你自己也拍摄自己的国家法国，那么作为一个本地人拍摄法国，和作为一个外国人记录中国，从情感上和视角上差别大吗？

阎雷：因为中国摄影师因为身处其中，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太熟悉了，对于中国在时代中的变化热情也要小一些。而我因为在中国或者其它国家生活时间久了，回到法国拍摄会有一种外国人的视角。距离会让人有好奇心，这个对拍摄很重要。

记者：你曾说过，拍摄专题时会刻意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报道保持距离，是说你拍摄时是不会预设一种立场的？容易做到吗？

阎雷：希望不要有偏见吧。我试着同时“在里面”，也“在外面”，亲近被拍摄对象，但也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986，北京，天安门广场

记者：你说你只拍你认为很美的故事，你镜头下的中国也是充满温情的，我特别注意到你照片中的人们大多都是笑着的。可以说，你的拍摄视角是充满善意的，你觉得这种“善意”在纪实摄影中重要吗？

阎雷：我觉得中国人很喜欢笑，不过这几年有些变化，大家太急着赚钱了，压力大，不那么爱笑了，很讨厌的。捕捉温情的东西跟我的本性有关，我就是这样的。很多杂志批评我的视角，说我“太善良了，需要强硬一些，要选择一些更黑暗的主题”。

记者：可以理解为，你对社会的“黑暗面”以及人的苦难是没有兴趣的？

阎雷：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一直以来是想要从世界美好的一面中学习。我很讨厌那些刻意去捕捉苦难、拍黑暗面的记者，我也不喜欢批评性摄影。

记者：你能谈谈拍摄时怎样避免与被拍对象的权力关系吗？

阎雷：自然、融入圈子、“在里面”的状态很重要。比如我那时拍一个哈尼族的老人。给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写他的故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害怕我，他以为我要把他关进监狱，可是在我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了好的讯息。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拍完了那一部电影。我拍完这部电影，全世界有300多个电视台放了这部电影。我后来又回去原阳给他们看这部电影，大家看了三天，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机，没有看过电影，所以他们很高兴。

记者：你拍摄过人的苦难吗？是怎样一种心情？

阎雷：拍的很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在贵州，拍摄一个老太太，他怀里抱着一个刚刚死去的孩子。我给她钱，拍她，她把死去的孩子放到了地上，满脸的泪水。拍完后我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你觉得这是一种暴力？

阎雷：对。就是一种暴力。后来我拍的就很少了，尽量避免拍摄这些。

▲1988，广东，深圳

1985，北京，北京站

1985，北京，三里屯使馆区

1985，北京

1985，河南，首届京港汽车拉力赛

1985，湖北，武汉

1985，辽宁，沈阳

1985，山东，潍坊

1985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6，北京，三里屯

1986，北京，长安街，上海牌轿车

1986，北京

1986，北京，长安街

1986，上海，民众在体育场内购买股票

1986，四川，成都，人民路

1986，浙江，杭州，西湖

1986年，北京

1987，北京，前门

1987，四川，成都，看电视学习电工技术

1988，北京，长安街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座车厢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卧车厢

1988，辽宁，沈阳，苏家屯

1988，山西，大同

1988，山西，大同

1989，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八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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