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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勇:纪实摄影,能够改变什么?
中国摄影家关注这类人群,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繁盛于整个九十年代。早些时候的文本,如袁冬平、吕楠的《精神病院》,沈建中的《人道主义》(真是直截了当,其实是简单急促),孙京涛的《上访者》,解海龙的《我要上学》等等。
如此情势之下,关注弱势群体或者边缘人群的图像蔚成风气也就不难理解。加之人们对还在那里歌功颂德的主流摄影看着就噁心,这些新起的摄影家在大家眼里也就不仅仅是些影像高手,而且也成了道德英雄!英雄蜂起,自然有万千气象,让人小瞧不得。但英雄一旦成了榜样,这类图像的价值标准就难免定于一尊。
时日一长,对此类图像的敬服也就觉得累,重视渐渐也就淡了。加之日子渐近世俗的琐碎丰富,新起来的一代又于国家社会少有紧密的关切,而更重视个人独特感受的即兴表达。虽与诸多英雄好汉擦身而过,却也不再仰视他们,只知道一路走去,开始成就中国摄影另一种个人表现化的图像景观。如此境况之下,十几年前时为人们看重的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关切,便开始为人质疑诟病。
这样的讨论,对于电影界、文学界、美术界类似文本的批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显得尤为活跃。这样的质疑是必要的,因为它显现出人类所有行为的不完善性,亦成为某一种价值系统不能取代一切的制衡性力量。有些问题亦是尖锐真实,比如此类题材的关注是否更多地源自一种个人的好奇和窥视,而不是什么“人文的关怀”?
但是,清晰地回答和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许多对于摄影师的诘难亦显得有失公允。比如摄影家及其此类图像的传播能否改善他所拍摄对象生存状况的问题,这哪里是摄影家可以解决的事?
我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比较悲观。积极一点的,或者是比较理想一点儿的看法,我想可能有两点。一点是,摄影家选择拍摄这样的题材,以及受众通过媒体的传播较多地看到这样的图像,有益于我们的心智的健康,不至于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上变得那么不可救药和彻底败坏。
另一点,我倒是认为,这样的图像关注和图像传播,真正的影响应当发生在国家乃至社会利益团体的公共事务当中。说到底,对于这样的人群的关切和生存保障不是哪个摄影家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个路人偶尔的施舍所可以解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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