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逝世:他用10万张照片,留住了那段特殊历史
映像志曾在5月27日发布《往事并不如烟:全国摄影大展原作,在潘家园沦为6毛一斤的废品》一文,提及李振盛在潘家园收购全国影展原作一事,不料先生竟于6月20日逝世……
李振盛中学时期喜欢集邮,在邮市上用两百张邮票换来了一架旧相机,从此和摄影结缘。1960年,李振盛作为大连考区唯一中榜者,考入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他上大学的三年正值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学生们饿着肚子完成了学业。
右下 系1966年6月15日,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办公室模仿一位电影英雄的自拍。
1963年,大学毕业后的李振盛进入黑龙江日报社,成为报社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大学生摄影记者,虽然在业务上出类拔萃,但由于并非工农兵出身,再加之心高气傲,在工作中不肯循规蹈矩,李振盛渐渐成为报社中的“异类”。领导经常批评他,“你这个人啊总是异想天开,争强好胜。”
李振盛心里很不服,心想,“异想天开何罪之有?争强好胜何错之有?”那时的摄影记者都有一个习惯,拍摄完报道任务会留两张胶卷以备回来的路上遭遇突发新闻,若没有遇到新闻,李振盛也不肯将这两张胶卷浪费,会想出特殊的法子自拍。
李振盛当时的见报照片剪贴簿
1966年,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到来了,备受压抑的年轻人们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李振盛手中的照相机和记者证已经不能让他在革命大潮中畅通无阻了,只有造反派的红袖标才是最有效的证件,于是他也有了。
戴着临时借来的红袖标的自拍照李振盛
自文革以来自己和爱人所经历的切身之痛,再加之作为摄影记者,李振盛亲眼目睹了一幕幕荒诞惨烈的情景。
这张照片是李振盛和女友唯一的一张合影。当时的人们在情感上非常含蓄,女友说没有结婚就不能合影,李振盛于是哄骗女友,要给她拍一张照镜子的照片借机将自己也放进了构图当中。
1982年3月7日,李振盛与恩师吴印咸在北京合影
由于经常拍摄无法见报的“无用”的照片,他不停地受到同事的举报和领导的警告,一开始还是轻微的罪名,浪费公家的胶卷,但渐渐地政治的威压慢慢逼近。下班后,李振盛偷偷地在办公室里冲洗着胶卷,并把底片从档案柜底层转移到家中的地板底下。
1968年12月,在报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李振盛被彻底打倒。李振盛和爱人被通知下放黑龙江五七干校,离家前夕,由于放心不下这些珍贵的底片,他决定铤而走险,找来一位性格最为忠厚的同事。“我们俩上干校了,万一出事了,如果我们生命发生意外,请你设法把它拿走。这十万张底片,就这样被保住了。
2003年,《红色新闻兵》由英国费顿出版社以6种文字出版,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5年,李振盛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被评为150年来“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牛津大百科《摄影指南》单列“李振盛”词条。在第11届“摄影界奥斯卡奖”的露西奖颁奖典礼上,李振盛荣获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裔摄影师。
“文革”十年浩劫,李振盛拍摄了十万张历史见证照片,他说:
“我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方可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在《光圈》杂志的访谈中,李振盛谈到:“在我半世纪的摄影生涯中,东西方两位摄影大师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一位是法国的卡蒂埃-布勒松。前者告诉我‘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教诲成为指引我用照片为历史存真的原动力。后者在文革时成为我暗中学习与仿效的范例,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指导我一生的摄影实践。”
对话李振盛
“文革”年代,您拍到无以数计的“瞬间”。当时您意识到这些照片会成为历史见证吗?
我在冥冥之中相信将来会有用的,但是究竟会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拍的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应当将这个动乱时代完整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我只想用相机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的瞬间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您是怎样获得那些拍摄机会的?
“文革”初期,社会上到处都有红卫兵召开的各种名目的“造反点火大会”,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这些乱哄哄的集会从不发采访证,也不需要报名,谁都可以去拍照。在采访中我发现臂戴红袖标的人可以自由拍照,我想尽办法要搞到一枚红袖标,先是向印刷厂工人造反团借一枚“赤卫队”用于采访,后来我发起成立仅有七个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从此采访畅通无阻。
您所拍摄的那么多照片,哪些令您最难忘?
应该说我拍的很多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举一个例子吧。我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让我永远难忘。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体育场集会,红卫兵押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台上挨斗,发言的人在逐一揭发他们的所谓罪行。……红卫兵端过来一盆臭哄哄的墨汁,逼迫任仲夷自己动手抹黑脸,他两只手指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脸上抹,或许觉得他涂抹的样子远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使劲一泼,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
六七十年代,中国媒体的部分摄影师有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您修改过吗?
“当时,摄影记者大多都有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修改照片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开始是迫于无奈,后来就成为自觉行动了。为了修改新闻照片的需要,在我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毛泽东像,专门用于修改新闻照片使用。我所保存的当年经过修改的原始照片,现在被称为是文物级照片了,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与未修改的原片对照展出,也成为我对新闻摄影职业道德反思与忏悔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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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您的《红色新闻兵》和《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在国际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一个世界品牌。但国内有少数人提出种种质疑,当您听到这类声音时,如何回答和面对?
面对质疑,我心无愧。君不见,凡有人获得成功,准会遭遇质疑、酸话、谩骂、攻击。靠骂别人沽名钓誉,靠骂别人来出名,已成一股歪风邪气。恶意骂人者,应以人性和道德自我拷问:良心何在?有一句很生动的网络语言:羡慕嫉妒恨,它蕴含丰富的内涵。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总是在逆境中拼搏奋斗,这其中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的诸多因素。许多际遇与蜕变总会有其因果缘由。其实,所谓的人生逆境,往往是一个蕴含希冀的开端,充满了人生的变数,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就会到来一样。
附:李振盛摄影作品欣赏
1967年1月6日,文革高潮中李振盛(左2)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老同学在北京前门自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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