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映像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研究

摘要：纪实影像是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随着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纪实影像传播国家形象的历程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本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建国以来的中国纪实影像国际影响力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各历史阶段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并总结了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层面的综合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纪实影像具有印刻时代精神、记录社会记忆、描绘社会风貌的功用，而作为一种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文化产品，纪实影像在国外受众中接受程度高，具有对外传播的天然优势。因此，纪实影像是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纪实影像就肩负着传播国家形象的重任。

一

纪实影像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沿革

探索(1949—1957)

建国初期，新中国发展的各方面都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纪实影像事业也不例外。苏联电影也是当时中国国内唯一可以观摩的影片，因此，中国同行经常以此为范本，学习其主题呈现、材料选择、编辑手法、解说词撰写等方面的内容，对照寻找“不足”。苏联式的形象化政论的纪录片观念随着苏联专家的示范与指导，深深印刻在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的心间。这个时期，纪录片的宣传教育作用被作为最重要的功能，走出国门的中国纪录片也无一例外的沿袭“形象化政论”的模式，而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并没有一般的传播途径，多是通过外交途径向建交国家传播。

初建(1958—1966)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提出全面“大跃进”的路线，影视领域也掀起了跃进风潮。虽然当时新影厂已经将“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宣传，生产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民族形式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新闻纪录电影”作为外宣方针，但“跃进片”难以被国外接受。

与此同时，跃进风潮客观上也加快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建立。在中国电视事业出现后，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出国片”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载体，成为本阶段中国纪实影像传播国家形象的主力军。

重挫(1967—1969)

“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国家和人民是一场灾难，对中国外宣工作和纪实影像事业也是一场浩劫。在政治高压下，纪实影像队伍遭受迫害，纪录片成为极“左”路线和为“四人帮”宣传服务的工具，极大地侵害了纪录片的真实底线，纪实影像向国外输送的途径也因此被切断，直到 70 年代才得以破冰。

破冰(1970—1977)

随着中美关系的重建以及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恢复，中国外交格局出现了重大突破。北京电视台根据中央精神适时调整对外宣传的方针，恢复“出国片”的制作，并加强其针对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由于新闻纪录电影的制作流程复杂、传播时效性差等原因，从本阶段开始，“出国片”的拍摄逐渐从电影转向电视。

恢复(1978—1989)

1978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树立中国友好开放的国际形象，纪实影像的外宣功能也得到全面恢复。在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后，专门负责对外传播节目制作发行的“对外部”于 1984 年成立，中国电视开始有意识、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对外传播。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拍电视纪录片的窗口打开，涌现了《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一大批优秀的合拍片。合拍实践使中国纪实影像队伍得到锻炼，对外传播范围得到扩大，传播效果得到保证。

△纪录片《话说长江》海报

分化(1990—2009)

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传播从航空邮寄转变为卫星传输；播出从租用别台到自建专台；交流也从免费寄送到国际营销，传播途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随着DV摄像机的出现，纪实影像创作主体出现了主流媒体和独立个人两个层级的分化。

加速(2010—至今)

面对“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攻势，中国媒体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程度并不乐观。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此举标志着对中国纪实影像发展的重视支持从行业层面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纪实影像对国家形象的传播也进入加速期。此外，国内一些制作机构也积极与国外知名纪录片机构开展合作，保证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保证中国题材纪录片在海外的精准落地与有效传播。

二

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分析

“十七年”间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1.解放重生。建国后，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头等要务，也成为了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纪实影像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新变化和新形象。

2.军事胜利。解放初期，全国性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又先后打响，军事报道也成为“十七年”新闻纪录片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

3.和平外交。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与苏联及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批展现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出现。这些纪录片表明中国支持世界和平、民族独立解放的外交精神，也展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面貌。

“文革”十年期间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在“文革”初期，外宣工作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从思想上武装外国人民”等极端革命宣传口号，严重破坏了“十七年”时期树立的独立自主、追求和平共处的中国国家形象。在这样的外宣政策下，寄出国门的纪实影像也带有“极左”色彩，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正常化后才有所缓解。对外传播工作者努力将“文革“初期“革命好斗”的形象转变为“友好邦国”的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改革开放后，纪实影像的创作主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一方面独立纪录片参加国外节展;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制片、建立国际合作。主流媒体机构拍摄的纪录片出现了了平民化、国际化的新气象，传播国家形象能力因此大大增加。

1.基本国情

1985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对外部第一个对外播出的电视专题栏目《华夏掠影》创办，展示中国大江南北的经济建设、民俗风情、社会变革、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风貌。此外，在海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还有中英等地合拍的《龙之心》，该片介绍了古今中国人的信仰、宗教、司法监狱、家庭婚姻、农村改革、艺术、教育、名胜古迹等内容，是一部深入介绍中国的大型系列纪录片。

△纪录片《龙之心》海报

2.风光风情

“由于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均成为这个时期纪录片的最佳对象和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实影像通过合拍、参展、发行等途径，以大好河山、名胜古迹为载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丰沛的人文风情。

3.少数民族

改革开放后，人类学纪录片的摄制工作逐渐恢复。1985年，由瑶族文化学家刘保元带队在广西百色拍摄的《白裤瑶》，入围1986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并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纪录片首次亮相国际影坛。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成立电化教育中心后，有计划地进行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喜马拉雅天梯》等纪录片陆续走向国际，将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现状和变迁呈现给国际受众。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海报

4.国民生活

无论是主流媒体创作的还是独立个人创作的纪录片，都纷纷把视角转向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样态。21世纪后的中国纪实影像不再只关注“边缘”和“底层”，而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力图展现个体所代表的群体在时代下的困难与选择、机遇与挑战，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呈现当代中国人的面貌。

5.文化历史

对于纪实影像而言，文化和历史题材在传播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中国形象的同时，还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进入新时期以来，《故宫》《京剧》《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透视春晚》(《春晚》国际版)、《茶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一批展现中国文化历史的精品纪录片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在国内激起了收视热潮，在国际市场也广受欢迎。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海报

6.改革成就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崛起赢得世界瞩目。当代中国的发展成为了海外观众感兴趣的话题，展现中国改革成就的纪实影像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极佳载体。

三

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

一是创作主体日趋多元。政治环境的开放和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便携摄录设备以及具备拍摄编辑等功能的智能手机的出现，开启了纪实影像的“公民新闻”时代。创作纪实影像不仅是国家行为、媒体行为，更可以成为商  业行为、个人行为。

二是传播观念日渐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逐渐改变了过去“强加于人”“自说自话”的宣传观念。新时期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不再一边倒地只展示成就而回避问题。不回避难点、敢触碰问题，方显崛起自信。

三是题材语态的国际化。纪实影像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已从宏观层面宣扬国家的强大，进化到从微观层面剖析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奋斗和拼博。这种从宏大国家叙事向微观平民视角的转向趋势也带来阐释视角的转变———民安则国强，民强方能国昌。

四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国积极探索海外合作新模式，借用对方成熟的制播平台更利于中国故事“出海落地”；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世界链接为“地球村”，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话题引发能力不容小觑。“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题材纪录片对外传播途径也将得到极大扩张。

五是日益注重传播格局和效果。为了提升纪实影响的国际传播效果，国家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同时，为了主动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纪实影像的制作和传播越来越多开始进行议程设置，强调针对性、有效性的同时， 也提升了纪实影像传播的格局。

作者介绍

何苏六：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潇爽：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纪实影像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1BXW017)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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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何苏六   程潇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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