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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变革动因与背景范式 ——对互联网与印刷术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的比较

崔林 中传新闻传播学部 2021-09-10

摘要:互联网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正在产生前所未见的深刻影响。本文一方面试图通过与印刷术的比较,探讨互联网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另一方面也以印刷术在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命运为参照,厘清媒介作为社会变革动因的背景范式。


关键词:互联网、印刷术、动因、范式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媒介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近年来成为倍受重视的研究范畴。互联网不仅明显改变了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


而当人类社会处于转型期之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层面的变量增加,媒介对社会与历史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其范式构成与相应特征亦表现得愈发清晰。在最近的人类文明转型过程中,与互联网有着类似历史作用的媒介是印刷术。本文正是试图在互联网与印刷术的比较与映照之中,探索媒介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影响与需要具备的背景范式。


△互联网社会


作为社会变革动因的印刷术


印刷术在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早已被同时代的社会、历史学者注意。不过,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要么囿于印刷术本身,对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以后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很少论及,要么就是在着眼于西方近代化过程时对印刷术的作用顺带提及,并未系统研究印刷术启动的传播革命对欧洲社会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


这种情形直到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得以改变。在爱森斯坦看来,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由此引发的传播革命对欧洲近现代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科学革命这些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社会变革都与印刷术有着莫大的关联。正因为如此,爱森斯坦将印刷术视为西方社会近代化这一巨大社会转型过程的变革“动因”。尽管引发了诸多争论,但这部著作让人们将目光更为集中地转向媒介对历史影响的研究中来。


△文艺复兴


而在近来的研究中人们进一步发现,印刷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的影响还要更为深刻。尤其是在西方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印刷术在多个方面引发了至关重要的改变。


印刷术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以来人们的历史观念,基本都以民族-国家为视角。但有趣的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或政治层面上的自上而下的运作,而是与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据此来看,印刷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爱森斯坦所说的“动因”范畴,也再一次证明媒介在社会转型时期对社会和历史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力。


印刷术在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


与之前的媒介技术相比,印刷术在西欧的传播与应用可谓迅速。从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到印刷术在西欧的普及,仅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


与之形成明显对应的是,印刷术迟至18世纪初叶才在俄国开始应用,可见印刷术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因,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发明,它需要一系列有利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够传播开来。这也正是爱森斯坦在讨论印刷术的历史作用时将其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因之一”(An Agent)而非“唯一动因”(The Agent)的基本理由。


与之形成更明显对应的是中国。在作为印刷术发源地的中国,印刷术为何却并未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与西方近代化过程类似的影响?


在哈罗德·伊尼斯看来,汉字与西文在符号构成上的不同是影响印刷术传播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技术层面的原因也被广泛讨论。


而在更多的研究者看来,以社会需求、社会条件作为主要构件的背景范式才是中西印刷术不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一系列社会需求与社会条件的具备,才使得谷登堡的印刷术成为“应运而生”的发明,并在西方近代化的社会巨变中推波助澜,在各个社会层面、各种社会运动中扮演了“变革动因”的角色。


显然,印刷术在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命运由生产方式、社会运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消费需求以及来自已有技术和既得利益的挑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决定,这一系列社会条件与社会需求构成了同一种媒介在不同社会产生不同影响的背景范式。在具备了相应背景范式的西欧,印刷术就成为其近代化过程的重要动因,而在并不具备相应背景范式的中国,尽管技术的诞生早于西方,印刷术却并未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


互联网作为社会变革动因及其背景范式


与印刷术等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互联网对当代社会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实际上,在卡斯特看来,互联网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社会层级、公共领域、权力结构、时空范式、文化特征等各个层面带来的全面改变已经促成了“网络社会”的诞生。


相对于印刷术通过知识扩散和观念更新来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而言,互联网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更为直接。实际上,互联网对生产方式的直接影响早已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比如尼尔·弗格森横跨历史学与金融学的鸿沟,在文明变迁视野中阐释了互联网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刻影响。


△横跨鸿沟


与印刷术对文艺复兴进程的改变(爱森斯坦将文艺复兴分为印刷术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以及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相比,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且改变了文化的基础, 改变了人们对真理、理性、伦理等文化基本矛盾要素的认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


与印刷术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不同,互联网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结果正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与消弥。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对中国与西方的影响并未产生像印刷术那样明显的差别。


整体而言,在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当代的互联网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印刷术这两种媒介在知识的积累与扩散、思想观念的更新、社会运动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型、意识形态的重构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与历史影响。而与印刷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的影响相比较,互联网对当代全球社会的影响还要远为直接、迅速和深刻。也正因为如此,以历史上的印刷术为镜,互联网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就更值得重视和研究。


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社会转型已经为互联网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因提供了背景范式,如何在不可逆转的社会浪潮中完成国家崛起、经济转型、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避免像当年的印刷时代一样错过重大的历史机遇,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介绍

崔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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