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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同学都会有这个疑惑:德波的“景观理论”和凯尔纳的“奇观理论”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凯尔纳的“奇观”的确受到了德波“景观社会”思想的影响,可置身于美国独特的学术语境下,在将相关概念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误读,这其中的关联与区别,今天就帮你一次性厘个明白。
“媒体奇观”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是在“媒体文化三部曲”的第二部《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媒体文化三部曲”是凯尔纳的代表作,这些以美国媒体文化为主题的“当下”性的、“诊断”式的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文化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和透视。
凯尔纳指出,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赛事、政治事件”。
由此看来,他所谓的“奇观”就是指各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其中还囊括体育、政治等事件。
而德波的“景观”概念与这种“奇观”的内涵完全不同。20世纪60年代,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和他在情境主义国际运动中的同事们共同提出了“景观社会”概念。
在信息技术还只是处于初始状态的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就判定:“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
在《景观社会》中,德波试图宣告一种新的历史断代,“即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向一个视觉表象化并篡位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的过渡,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景观之王国。”
在这个王国里,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为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也就是说,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而德波眼中的事实却是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
由两者的概念可以看出,凯尔纳关于“奇观”的概念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流行文化现象。这种“奇观”还带有鲜明的主体性,有明确的主体操控和表现。
它由媒体打造,为背后的各种政治势力或商业权力所操控。它通过媒体制造各种“媒体谎言”建构人们的基本人生价值观,使人们有意识地聚拢在这种现代高度娱乐性的生活方式之中,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文化霸权。
而德波所谓的景观,揭示的是一个处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时代,“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原先经济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关系如今已转变成一种依托于表象化的名望。它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可视化的图景来加以理解,然而此处的媒体只是一种表象化的介质,只是在理解景观和景观社会中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这一概念与凯尔纳的媒介文化“奇观”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虽然现在看来,“景观”和“奇观”在概念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两者还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从思想线索看,“景观社会”这一概念是从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到卢卡奇的物化以至于列斐伏尔日常生活观念这一系列思想线索的组成部分,“景观”这一概念的基础是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凯尔纳高中就酷爱哲学和文学,马克思、尼采、弗洛姆、弗洛伊德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都是他爱读的书。大学期间,他又迷上了存在主义哲学,基本通读了加缪、尼采、萨特等人的著作。
1971年,他到法国学习法语并钻研法国文化。在那里,他对波德里亚(从理论谱系来看,波德里亚是德波的学生)和德里达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很大程度上,波德里亚在凯尔纳后来的学术创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都以波德里亚理论为起源和对象。
正是这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衷以及对波德里亚的深入探寻使他接触到了法国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家德波的“景观社会”思想。
从时代背景看,当德波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写作《景观社会》时,法国正处于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商业文化侵入到法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严重制约着人的发展,人被经济制度化,精神空间被极度的压缩。
因而在法国这种看似极具自由的表达环境,享受着优裕生活的人们却缺乏批判的动力,看似活力四射的社会实际上死气沉沉,社会在长期积累的苦闷中四处涌动着革命的不安定气息。
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苦闷从大学点燃进而蔓延到社会,从学生扩散到工人。德波这种反对一切传统陈规陋俗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成为这次运动的宗旨,其领导和组织下的情境主义国际在运动中就充当了主力军和领导者的角色。
同时,1968年这个辉煌的年代也对德波进人凯尔纳的书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独特的年份,在历史上空前绝后。
世界各地都在造反,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工和学生暴动等,但它们并没有联合,而呈现为世界各地的一盘散沙。
1968年,当时的凯尔纳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欧陆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这些学生运动的爆发和影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随后,他积极响应新左派政治,并加入到主要的反战游行中去。
为了理解这些事件,凯尔纳回溯并再读了马克思和当时的一些出版物。而德波及其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正是在法国“五月风暴”中发挥了领导和指挥的作用,其中继承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德波的《景观社会》更是这场所谓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
因而,凯尔纳对这种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回溯就势必接触情境主义国际、德波以及这本享誉海外的小册子。
从两方面来看,这种“误读”存在某种必然性。一方面,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传播学危机的出现,迫切需要传入欧洲成熟的批判思想,于是德波等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进入美国人的视野。
另一方面,美国“崇美主义”和学术传统又从根本上拒斥具有颠覆性质的批判思想。事实上,凯尔纳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如果要让美国学界接受德波,就必须对其进行美国化的改造;但如果进行这种改造,德波的思想就会走到原有思想的对立面上去。
凯尔纳的困境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文化研究在将欧洲理论本土化时遇到的困境。
凯尔纳摒弃不合美国语境的颠覆性革命的理论成分,而强调“景观”理论的某种具体应用,他指出:“我不是利用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教条主义来进行宗教仪式性的崇拜的,而是作为一种生动的思想主体来应用于现当代的种种问题和事件的。”
于是,他就用他的这种批判方式消解了欧洲批判思想中蕴藏的革命性。通过上述方式,凯尔纳的奇观理论终于可以与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对接起来。以2019男篮世界杯为例
任何时代的体育赛事最终都要经过观众的视觉,“看”是无法避绕的共通点,但古时之“看”与今日之“看”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传统的体育赛事以竞技为中心,运动员传递的是竞技行为和体育精神,赛场永远是视觉的中心。我们自然不能完全否认现代体育赛事对于体育精神的表达,但现代体育精神与体育赛事一样有逐渐被消费观念建构的趋势,特别是受到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
首先,“媒体直播”这种行为带来了观众群体的极度扩大化,对体育比赛施予“看”的观者不再囿于体育场观众,而是扩充到体育场外的巨大空间与人群,观众席与“摄影机背后的眼睛”一同凝视着比赛场地内的一举一动,成为了新的视觉中心,而运动员在观众事无巨细地注目下,其一切行为更像是一场表演。
其次,体育场内的各种景象———挥汗的运动员、钢筋突显的体育场、显著的商业广告标识、绚烂的巨幅显示屏以及群众的躁动不安、观众席的欢呼呐喊都被摄影机记录并传播至每一个收视终端,整个赛程显示出“一种强大的景观堆积”,一种现代化的体育精神和体育观念被建构和传播开来,即是实现一种景观之中的狂欢。
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体育赛事渐渐成为了聚合政治话语、精英叙事以及大众文化的奇观场所。
不仅民族意识和国家形象传播在体育奇观的建构中成为主流叙事,使得体育赛事在电视媒介的阐释之下与资本、技术、信息娱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电视体育节目新形态,即“以体育运动为主导元素的电视娱乐节目形态。”
同时,赛事观众以及热心网民通过对其中素材的二次创作(表情包、鬼畜视频等),又形成了新媒体环境下特有的一种“奇观”,既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且引导着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
以上就是关于“景观”和“奇观”的关联与区别,你还能想到哪些例子呢?在留言里告诉我们吧!
参考文献[1] 胡翼青,吴欣慰.“奇观”之于“景观”:论凯尔纳对德波的跨文化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11):56-67+127.[2] 范欣.媒体奇观研究理论溯源——从“视觉中心主义”到“景观社会”[J].浙江学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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