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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卡片（背它！）
邵飘萍是民国初年极具声望的进步记者，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全才。他1912年在杭州担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正式投身新闻界；1913年因反袁活动被捕，后东渡日本求学，创办了东京通讯社；1916年回国后成为《申报》驻京特别通讯记者，凭借专电和通讯闻名新闻界，并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并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其政治上反袁立场坚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张作霖诱捕杀害。其精于采访和写作，著有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贡献极大。
邵飘萍本名振青，1886年，生在浙江东阳一个寒儒之家。浙江的不少革命志士如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人，都有奋身从事报业的经历。邵振青受此影响，矢志办报。
他给自己取“飘萍”为笔名，老友包天笑曾劝他：“这两字不好，有轻浮之义。” 邵回答道：“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 在十五年的办报生涯中，邵振青果真如飘萍般随乱世沉浮，却始终坚守着“新闻救国”的理想大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邵飘萍在杭州登门拜访新闻界的前辈杭辛斋，两人一见如故，立即着手共同创办了《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被选为国会议员离杭赴京，邵飘萍接任了《汉民日报》经理之职。
邵飘萍笔下的《汉民日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是是非非毫不假借，因此遭到亲袁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嫉恨。当局几次三番、明里暗里地警告，派流氓地痞夜里纵火不成，又趁邵飘萍外出将其撞倒。
然而，邵飘萍洞察其奸，不为所动，继续在《汉民日报》上撰文针砭时局，揭露贪官污吏，并发表署名文章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邵飘萍不畏邪恶势力，对“盗民国之名、行独裁之实”的袁世凯仍鞭挞不停。为此，当局以“言论悖谬，扰害治安”及“二次革命嫌疑”的罪名，查封了报馆，逮捕了邵飘萍。事后回忆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邵飘萍只是轻描淡写：“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汉民日报编辑被捕详志》，1913年8月6日《时报》地方要闻栏）经亲友营救，邵飘萍获准保释。出狱时，狱官无耻吹捧袁世凯，并要他今后“安分守己”。邵飘萍却鄙夷地从衣袋中掏出在牢里捕捉的一包臭虫撒在桌上，以嘲弄袁氏的所谓“善政”。为暂避袁氏势力的迫害，邵飘萍于1914年春东渡日本，到政法大学读书去了。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同仁邀请，匆匆返回上海。当时另一位著名记者黄远生被暗杀之事过去不久，许多记者都不敢谈论时政，但邵飘萍却不减锋芒，他用“阿平”作笔名。
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 “天下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笔名痛骂袁之祸国，写下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文章。
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报界打拼数年的邵飘萍痛心于外国列强在华垄断通讯社的状况，于是聚集力量，在北京南城珠巢街办起国内第一家新闻编译社，即北京新闻编译社。其主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油印分发驻京各报馆及邮寄京外报馆，也为外埠及外国驻京特派员所定购。
在京两年间，邵飘萍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251篇，约22万余字。一时间，《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声誉大震。“邵飘萍”成了当年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邵飘萍主张新闻报纸应该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对各政治派别所办报纸互相攻讦、无真实可言、无一定政见的现状十分不满。为了反映民众的呼声，邵飘萍在1918年10月5日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他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各方人才办副刊，使《京报》成为新闻、杂志相结合的“北方最大规模、革新进步之日报”。
1918年10月14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创立，邵飘萍被聘为该研究会导师，每周来北大上课，将自身丰富的采访知识和经验教授给学生。
说起邵飘萍精于采访，见多识广的教育总长汤尔和都赞誉有加。话说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举棋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秘密决定：准备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不过毕竟底气不足，这项决定仍属机密，政府中枢各重要机关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以避人耳目。
这天，以谙熟采访对象心理见长的邵飘萍来到国务院门前，很快心生一计。他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一路畅行无阻，然后掏出名片要求传达长回禀。对方说段总理已不会客。邵飘萍掏出1000元钱，点一半给传达长，说只要回禀一声；万一总理允见，再呈上另一半。传达长想着通传一声总是无碍，段祺瑞也想着见上一面也是无妨，不一会儿邵飘萍就得到了一个请字。
会见中，邵飘萍主动提出“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到此份上，段总理也不得不开口了，谈了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计划。
一出门，邵飘萍便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秘闻拍发到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不久，几十万份的“号外”猛然面世，十里洋场顿时沸腾了。
邵飘萍原承诺以三天为限；而上海报馆的“号外”传到北京，已是第四天，这就超出了“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段祺瑞纵然龙颜大怒，也只好徒叹奈何了。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
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时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
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原先只相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想拿钱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收到这笔款后大怒，直言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即把30万元如数退回，并继续在《京报》上揭露张作霖的恶行。
1926年3月19日，“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邵飘萍不畏反动当局的淫威，在《京报》上刊出了事件的始末，随即被列入黑名单。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
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26日凌晨被秘密执行枪决。传说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
一代名记者邵飘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京报》后来却由其第二夫人汤修慧一直创办到1937年，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003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新京报》正式创刊。
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邵飘萍曾言：“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邵飘萍的一生，配得上他的所爱所言。
正在看这篇推送的各位，也许你今年也百无一愿，惟___________。那就继续，继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路向前。 [1]叶慕安.被誉为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报人邵飘萍[J].党史纵览,2018(04):28-35.[2]叶介甫.民国报人邵飘萍[J].炎黄春秋,2018(03):61-65.
[3]刘超.铁肩辣手,乱世飘萍——新闻巨子邵飘萍[J].同舟共进,2017(06):34-39.
[4]邓绍根.百年前“癸丑报灾”中邵飘萍入狱经过[J].新闻记者,2013(11):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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