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丨觅游cos
编审丨觅游 侧影
昨天下午3点整，下架整改一周的微博热搜终于回来了。正文开始前咱们先做个小测试，看看以下热点事件你了解几个呢？❶ 常州小学生坠楼事件
❷ 农家女孩被冒名顶替上大学❸ 中北大学学生坠楼事件❹ 司机直播性侵反转事件❺ 《乘风破浪的姐姐》开播❻ 丁当喊话导师杜华❼ 北京连续暴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❽ 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过去的一周里，固然有许多人为热搜下架拍手叫好，感觉世界清净了不少；但也有网友坦言，自己产生了不知道大家都在关注什么的不安感，也因无瓜可吃倍感乏味。
微博热搜榜的议程设置效果已不用多谈，但是为什么每个人并没有均等地受到议程的影响呢？
1973年，被称为“议程设置之父”的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韦弗（David Weaver）提出了导向需求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但是外部世界巨大而繁杂，信息泛如烟海，作为个人，很难判断应该关注什么、重视什么，因此需要引导机制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也是大众传播能够产生议程设置效果的原因。正如 “硬核医生”张文宏在接受China Daily专访，回应自己在疫情期间走红时所言，“这个事儿出来，因为我懂这个事儿，大家喜欢听我的。等这事儿过了，大家又不要听我讲话了。”
（图源网络）
人们的导向需求强弱受到媒介和受众的相关性（relevance），以及受众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即获得可信赖信息的可能性两方面的影响。
新冠疫情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又涉及专业领域，不为一般人了解精通。
此时媒体传递的专家声音自然会最大程度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议程设置的效果也就最好。
除此之外，个人的主动选择也会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效果。1999年，麦库姆斯、肖（Donald Shaw）、韦弗和哈姆（Bradley J. Hamm）四位学者联名提出了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理论，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补充。与议程设置理论关注传播效果，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不同，议程融合理论从个人出发，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必须通过加入某一个群体来降低自己的认知不协调，获得安全感与确定感。
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得自己的议程与群体相一致。
眼下，如果闺蜜们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热衷粉，而你对“姐学”一无所知的话，恐怕很难融入他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分享张雨绮这个快乐源泉了。
而热搜榜上的每一个小词条就是获得群体议程的简单入口，因此成了许多人的不二选择。
（图源网络）
既然在一定程度上，热搜的媒体议程影响着公众议程，那媒体议程本身又是从何而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议程设置研究出现的转向回答了这个问题。
朗氏夫妇（Lang＆Lang）通过对水门事件中媒体与公众意见进行分析，认为议题的形成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相互“竞合”的结果。
只有当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这些因素联系起来，话题才演变成为议程，他们将此称为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理论。
还以上半年的新冠疫情为例，就政府而言，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微博等形式第一时间通报具体疫情、公布防疫措施、传达抗疫决心，在影响媒体议程建构的同时，有效地搭建了与公众的互动机制，积极引导舆论。
就媒体而言，除了第一时间传递信息，也在自身议程的构建中不断融入官方、民间的声音，在各地政策安排、资源分配等问题上进行舆论监督，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就公民而言，借助新媒体手段表达诉求，传递信心，提出疑问，相互帮助，不断和政府、媒体沟通交流，传达心声。三者共同构建了大国抗疫的议程图景。
刷起微博，绝不只是信息传递
如果借用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分类，以上分析均出自“传播的传递观”视角。
而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出发，人们刷微博也正如同凯瑞笔下的“读报”——“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
凯瑞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则是以此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从热点事件引爆下的舆论监督，到自成一体的粉丝文化；前有人们用“时间管理”疯狂造梗，后有四地而起的万物皆可摆摊，微博空间中可见可辩、创作表达的参与式文化是人们流连于此重要原因，也是社会整合的途径之一。
（图源网络）
但此次整改期间，微博社区也发布了新的评论机制，自6月12日22时起，用户发布评论，须关注博主7天以上（博主已经设置“我关注的人”可评论自己的除外）。
这一定程度上的确遏制了长期漫布在微博评论中的涉黄内容、黑产组织和网络暴力，但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人们讨论问题、交流意见的参与门槛。
近日，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葛剑雄受邀担任《王者荣耀》新版本的学术顾问，引发热议。
有人认为这会给王者荣耀带来更多、更好的历史元素；也有人认为此举是不务正业，甚至找出了2017年葛剑雄教授的文章，断章取义为“三年前：谁会傻到通过《王者荣耀》学历史；三年后：我本想这样大声斥责他，但钱实在是太多了”。
（图源网络）
若说杨丽萍在抖音回应“生命的状态不由别人定义”无法说服一部分网友，但至少做出了对话、交流的努力。
而许多因为新版本信息才认识葛教授的农药爱好者在葛老微博下“集体闭麦”，不得不说是 “仪式观”视角下，对参与式文化的破坏和消解。这样的尴尬让我想到政治学中“必要之恶”的概念。一般认为，在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每个人都享有天然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而由于缺乏外在保障，弱肉强势的丛林法则会严重影响个人的基本权利。
此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来确保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不受侵犯，由此而来的国家便是一种“必要之恶”。
所谓国家是“恶”，是因为国家一旦成立必然会侵犯公民的部分自由权利；所谓国家之恶是“必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社会将走向无序，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无论是政府部门管理媒体平台，还是媒体平台制约个人用户，在这个人人皆记、人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成为舆论焦点和聚光灯中心的时代。
在这个以社会网状式勾连、节点间的信息交换和互动关系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方式的时代，技术与政策的过分规制也终归是这种“必要之恶”。
无论是微博平台还是每个用户，或许都该向吴飞教授提出的新闻专业主义2.0进发，在传播活动中遵守“可理解、客观真实、道德适当、真诚”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才能在“仪式观”的视角下，通向理想中的美好世界。
[1]赵蕾.议程设置50年: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9,41(01):66-80. [2]黄瑚,李俊.“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J].新闻大学,2001(02):29-32.[3]刘海龙著.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石义彬,刘骏.议程建构理论的产生、发展及转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2):32-38. [5]刘建明.“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J].国际新闻界,2015,37(11):64-74. [6]陈力丹著.新闻理论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37(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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