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 新青年︱周健：《维正之供》后记之后

文丨周健

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

获奖作品：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作品简介：中国历朝的田赋都是国家“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清代田赋长期占国家岁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本书依据大量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连接明清史与近代史，结合制度与史事、时代，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作者指出，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本书的一大新意，便在于对“陋规”“积弊”代表的额外财政进行了制度化的深入剖析。正是这一体系的存在，使得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成为可能。而该体系背后的市场力量，则推动着清代财政从贡赋体制向现代财政体制转型。

感谢“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让我有机会在《维正之供》出版三年后，重新回头来思考自己是以怎样的思路展开这一研究的。此前曾在后记中对写作经过稍做回顾，也有幸在《上海书评》介绍了本书的内容与取向，本文是一些相关的补白。

一般史与专门史之间

如果翻看《维正之供》的目录，会发现大多数篇章聚焦于事件、时代，以进入具体制度的讨论。我想这样的构思或许与同类著作稍有不同。

我在历史系读书时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而非专门史。但我做的又不太“近代”，从问题到研究时段都接近明清史。博士论文开题时，我已经想清楚的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讨论田赋，研究的上限至少应追溯至雍正朝，这是由问题本身的脉络决定的。当然，这也和赋役财政研究的积累程度有关，从明代到清初的成果实在太丰硕，而雍正以降直至清末，好像还有一些研究的空间。

这是因为，明清史研究关注赋役制度，大体至雍正朝的摊丁入地、耗羡归公为止，而近代史研究则很少关注田赋这样的传统财源，关税、厘金、近代工业、洋务企业才是近代经济史的主题。也就是说，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在研究中将两者加以连接。

构思博士论文时，我最初关注的是19世纪江苏的田赋问题，从陶澍、林则徐的文集开始读起，首先便读到了“漕弊”，这是嘉道年间最重要的经世议题之一。我便以此为题，完成了本书中最早的一章。这一经验对我的启发是，从特定时代的文献中聚焦的事件、问题入手，探寻制度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试图在政治事件/时代氛围为线索的一般清史、近代史和问题指向更强的制度史、经济史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此后，我延续这一思路，完成了嘉道之际的陋规清查、道咸之际漕粮改行海运、咸丰年间胡林翼在湖北的漕务改革，同治初年江南重赋核减等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既是制度脉络中的重要节点，也常常进入大历史的书写。我因此也意识到，清史、近代史中的重要时间点，比如乾隆中后期、咸同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在赋税财政问题的讨论中依然是重要的，只不过其意义不同于政治史。

上述思考指向的问题是，当我们讨论相对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议题（比如社会经济史、政经制度研究）时，如何在一般历史/断代史的关注点与专门史/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之间找到平衡，以便更清楚地阐发其意义，让这些“面目可憎”的专门研究稍具可读性。

制度如何呈现

无论是史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如何理解制度都是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因为从弊政入手，我对制度的经制外部分更感兴趣。这当然也受到研究先进的启发，比如王业键先生的正式/非正式制度、岩井茂树教授的正额/正额外财政、何平教授的“不完全财政”等。我则选取“额”与“定”等代表清代财政管理特征的术语，使用额定/额外财政的概念。

从时人的理念来看，弊政无疑是不应存在的，文献中对此有足够多的批判声。但弊政也是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常态化的存在。在赋税财政这一领域，道德正确与制度实践之间，常常存在不小的分歧。如果轻易地和这些响亮的批判声保持一致，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于制度原理的理解。毕竟把简单明快的批判作为结论是容易的（本书中自然也不乏这样的问题），反正那些被批判的官员与政府也无法回应。真正的挑战是去捕捉少数洞见者的声音，他们可能是务实的，警觉的，怀疑的，无奈的。我常常觉得，如果能够利用不同角度的记载，真实地呈现各方的难处与制度的困境，我们对于制度运作何以不得不如是，也许就有了足够的理解之同情。

所谓弊政其实是制度的重要组成，这样的认知已然是常识。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讨论，不仅要指出这一结构性问题，还需将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定位于变迁的进程中。本书的工作如果有所推进的话，便在于重构了田赋中的额外财政系统。我利用几种19世纪中期的田赋收支记录，相对清晰地勾勒出田赋的实际收支和管理方式，尤其是额外财政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分配，它与额定财政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不过这些想法大体是十几年前的，最近若干年的工作让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恐怕还是略显隔膜，有其不足。如果真正从人的行为出发来重建制度，把制度运作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呈现各个层面的丰富细节，那我们也许能跳出两分的概念，不再纠结经制还是额外，对制度的复杂构造给出更具历史感的解释。

▲清乾隆漕运图

学术写作与思想激发

记得第一次和我的老师茅海建教授讨论博士论文时，他就告诫我：不要只盯着档案，凡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史料都不能放过。撰写、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最让人难忘的自然是那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看书的日子。本书最基础的史料搜集工作是在故宫西华门内的“一档”完成的。当时尚不允许携带电脑进馆，每个字都需动手抄写，或不同于今日的工作方式。在许多个结束阅档的傍晚4点，疲惫又兴奋地往西华门外走去，脑子里琢磨的是：今天的收获如何，哪几条材料最有价值，是否能证明自己的设想，或者推进目前的思考。心无旁骛地埋首于史料之中，一点一滴地搭建自己的思路，这种简单纯粹的状态，是当日亦是今日治学最让人愉悦的。

最痛苦的过程一定是写作。对我而言，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经历一番煎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一定是过密的。写出能发表的文章与写出能留得住的文章，标准自然不同。如果要让自己的研究多存活几年，甚至经得起更长时间的考验，那么研究与写作必须“过密化”，必须“不计成本”。让我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前在图书馆、自习室里煎熬出的专业论文，一旦结集成专著出版，竟有幸得到许多非专业读者的关注，这真是写作者的幸福。

前人常说，文章写完要先放一放，求正于同人师友后，才能定稿。今日这个修改过程多以参加学术会议来完成。本书第一、三、五章是在博士阶段写就的。十几年前，曾有幸在以下场合报告：森时彦先生主持的“长江流域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京都大学：2009）、第六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2010）、第十一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南开大学：201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2011）。在这些著名的论坛上，我获得了学术表达的最初历练，也结识了不少交往至今的畏友。

工作几年后，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稍多。对个人而言，收获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刘志伟、吴滔、于薇、谢湜教授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运河田野工作坊（2015、2016、2017）、梁方仲《一条鞭法》出版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6）、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问题论坛（2017、2019）、“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工作坊（2019）……在这些场合，我得以充分地报告通常鲜有共鸣的政经制度研究，表达自己尚不成熟的见解，并得到社会经济史领域诸多师友的指正与反馈。更令我获益的是，面对明清史为主的同人，我必须走出近代史的舒适区，从贯通更长时段的基本问题来思考、定位自己的议题。每次面对类似“你说的这一现象，明代就有了”的质疑，都是棘手的挑战，却也刺激自己思考，我所讨论的问题究竟如何与明代不同。因此，尽管研究时段未有大的跨越，但视野上的开拓，势必使自己的研究有所不同。

记录下上述的会议，是因为那些珍贵的经历已经融入本书的写作，也对个人有着长久的影响。

《维正之供》出版于2019年末，不久后大疫袭来，世界变得不同。2020年春夏，赵思渊、申斌两位老友贡献了引人深思的精彩评论。是年10月，我很荣幸地重返“二院”，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以《维正之供》为主题的读书研讨会。在208会议室，刘志伟、何平、孙明、田耕、赵思渊等教授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给予了密集的提点与启发。2021年3月，刘昶、黄宗智教授为本书撰写了视野宏阔的获奖评语。此外，还不时有师友给予指正与反馈。以上种种，使得本书前后左右的风景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也令我深感鼓舞，谨此向关心本书的师友致谢。

本书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构思起笔的，然在博士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写”博士论文。但那却是迄今为止写作最流畅的一段时光，材料、思考的积累到了，文字便流淌出来。当然，也不乏持续卡壳、难以入眠的沉重时刻。从那时到现在，“怕是以后写不出来了吧”，这样的恐惧感仍不时袭来，不知是否是因为写作时太用力了。我想，如果尽可能以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来对待今后的每一本书，那我们至少不会迷失在这一时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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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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