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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史濛辉▲1929年,上海的语文老师用本地方言给学生上课,教孩子们唱歌谣《铁匠和农人》。(01:06)引子清道光二十二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842年8月29日,南京下关江面,拥有60门大炮的英军军舰“汗华丽”号(Gornwallis)上,大清特派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爱新觉罗·耆英神情严肃,反复翻阅着这份名为《南京条约》的文件。这份条约的第二条赫然写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他可能没想到,这五处港口的最后一处——上海——当时隶属松江府的小县城,在180年后的今天成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自然也包括语言。上海开埠是上海方言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开埠前对上海方言集群影响最大的是地理与行政因素,而开埠后则是移民与经济因素。如今所谓的“上海方言”,狭义上仅指“上海市区方言”,主要指上海市中心区范围内通行的话。根据八十年代的行政区划,至少包括十个行政区: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闸北、静安、虹口、杨浦、普陀。“上海市区方言”一定程度上是开埠后逐渐形成的。广义上讲,“上海方言”也指整个上海境内的方言,还包十个“郊县”: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松江县、金山县、青浦县、崇明县(许宝华、汤珍珠,1988:2)。目前学界一般将上海地区的方言分为五片:市区片、崇明片、嘉定片、松江片、练塘片(陈忠敏,1992;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1993)。▲1963年的滑稽戏电影《如此爹娘》。视频截取报幕员介绍演员的片段以及开场演员唱歌的片段,均为上海方言。鸣谢阅江楼主提供视频资源。(01:59)地理与行政在上海地区方言形成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地理界限是吴淞江(古称松江,为《禹贡》三江之一),松江片与嘉定片的分界跟河流走向基本吻合。两片最明显的区别是声调的个数:松江方言有8个声调,而嘉定方言只有6个。嘉定“懂”“冻”,“动”“洞”分别同音,而松江各不同音。此外松江有内爆音(implosive),如“报”和“丹”的声母。发音时声带振动喉部下沉,但气流并非从肺部呼出,而是口腔气流向内吸入,因此也称“吸气音”。松江的入声韵母也比嘉定多,如“渴”“刻”,“壳”“哭”分别不同音,但嘉定都同音。为什么上海地区方言分区的第一界限是吴淞江,而不是如今河面更宽、更广、直入大海的黄浦江呢?这里涉及一段“黄浦夺淞”的河道变迁史(李敏、段绍伯,1996)。明人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中讲:“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后渐减至五里、三里、一里。”今市区河宽仅50至70米,从中便可看出吴淞江唐宋至今的巨大变迁。吴淞江边青龙镇(原址在今青浦华新镇一带)的兴衰正见证了这段吴淞江不断雍塞的历史(邹逸麟,2007)。青龙镇的工匠们接到吴帝孙权的命令,正在江边赶制一艘名为“青龙”的巨舰(朱伯原《续吴郡图经》)。不久后,这艘“青龙”巨舰就将沿着吴淞江驶入大海,实现吴帝的野望。青龙镇一带,北临吴淞江,东濒大海,从上海到苏州、松江的海船都经此江出入。因其优越的内河航运地理位置,青龙镇成为商贸重镇。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的《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云:“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这说明至北宋元丰年间,青龙镇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时人甚至誉之为“小杭州”。但至迟在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吴淞江已开始淤塞。苏轼在《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里说:“(松江)上游泄水艰噎不快……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中多水患”。其实早在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昆山人韩正彦就开挖了吴淞江下游的“白鹤汇”,把弯曲的河道拉直,吴淞江主流逐渐开始甩开青龙镇(张修桂,2007)。到了南宋,吴淞江淤塞进一步加剧,航运贸易中心移至今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元代,青龙镇完全失去港口的功能,成了赵孟頫《谒青龙文庙》中记载的“前朝有胜迹,遗碣在荒茅。民识青龙舰,树倾黄鹤巢。”明初夏元吉治水时,放弃对吴淞江本身的治理,导淀山湖水通过黄浦江至吴淞口直接出海,吴淞江彻底成为黄浦江支流,黄浦江水系形成(傅林祥,1998)。吴淞江作为一条天然的地理界限,也反映在两个方言片的行政归属上。吴淞江北岸今嘉定片方言的范围唐时属苏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分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属两浙西路平江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分县境东部置宝山县,当时嘉定县、宝山县皆隶属江苏布政司苏州府太仓州。南岸的松江片方言范围,唐以前为昆山县地,唐天宝十年(751年)始置华亭县。华亭县北宋时属两浙路秀州,南宋时为两浙西路嘉兴府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县置华亭府,后改为松江府,即为江浙行省北部松江府。松江片方言覆盖的面积最大,可按声调调类的归并及调值特点再分三小片:松江小片、上海小片、浦东小片。松江小片的特点是8个调;上海小片的特点是7个调,“动”“洞”同音读一个升调;浦东小片也是7个调,“动”“洞”同音但读一个平调。可见,对上海方言片区的划分不能以黄浦江为界先简单区分浦东和浦西方言。此外,上海西部有淀山湖阻隔,使得青浦西南的练塘、小蒸、蒸淀、西岑、金泽、商榻等地的练塘片方言又有很大不同。最典型的是存在“送气分调”现象,如“早”和“草”声调不同。崇明则“孤悬海外”,方言更接近启东、海门。如崇明片称呼祖父为“公公”,祖母为“婆阿”或“亲婆”;嘉定片多叫“大爹”和“亲妈”;松江片多叫“大大”和“阿奶”。移民与经济接着重点来讲市区片,也就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上海话”,学界一般称前文提及的“上海市区方言”。1843年开埠后,大量移民涌入上海。这是上海方言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主要是人口数量及人口构成。下表据邹依仁(邹依仁,1980:90—91)的材料整理了1852年至1949年上海地区的人口变化。▲此处总人口统计范围包括:1843年开埠,英国殖民者霸占外滩以西一带土地,设立英租界;1848年美国殖民者霸占虹口一带土地,设立美租界;1849年法国殖民者霸占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一带土地,设立法租界;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1863年至1945年,上海是由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除租借以外的南市、闸北、浦东和附近郊区的“华界”等三个部分组成的。(邹依仁,1980:1)从上表可知,在1852—1949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上海地区的人口净增加了490多万。移民来源统计进一步显示,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外来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邹依仁,1980:114—117)。1947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79%和85%,大约有400余万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而外来人口中,江苏、浙江人口占多数,如1936年在“华界”的200万人口中,其中本地籍人口仅为51万,江苏籍却为86万,浙江籍为41万,江浙两省的人口数约占到了“华界”总人口数的63.5%。上海市区方言的底层原是松江片的特征,但伴随着大量移民,上海方言开始受到周边吴语的大量渗透发生特征混杂,逐渐脱离了原本的松江话底层(陈忠敏,1995)。最主要的是来自苏州和宁波两者的特征。早在1917年,姚公鹤(1917:19)就说:“上海五方杂处,语言庞杂,不可究诘。”他还将当时上海的语言分为五类:广东话、宁波话、苏帮话(他称为“地主也”)、北方话和本地话,又说:“上海土语,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所有上海白者,大抵均宁波、苏州混合之语言,已非通商前之旧矣。”影山巍(1928:702—703)还认为,上海话里,苏州系的语音占75%,宁波系的语音占10%,广东系统语音占0.5%,其他语音占14.5%。(以上姚公鹤及影山巍引文转引自石汝杰,2012)这里足见苏州、宁波对上海之影响(石汝杰,2012;平悦铃,2023)。具体举例来说,如赵元任(1928/1956:82)在吴语研究的开山之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讲上海方言有新旧派之别,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如旧派“王”和“房”混同,而新派则分,前者是松江片的特征,后者则是苏州方言的特征。又如在代表开埠前的上海方言——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