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前四史”列传的史学遗产
文丨 冯立
今人论及中国历代史书经典的巅峰之作时，总会以私人撰述的前四部纪传体史书，即以成书先后顺序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之所以将它们奉为史学著作之圭臬，此前学界多有讨论，但并未形成系统性专题论述之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曲柄睿副教授于2022年12月出版的新作《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一书以“人物列传”为切入点，总结梳理“前四史”的编纂范式及其史学遗产，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整齐世传》一书共分为八个章节，前有绪论探讨学术研究前史，正文前四章解读“前四史”之史学成就，后两章探讨《史记》《汉书》对东汉私人撰史风潮之创作影响。结语部分为本书定下基调，亦如作者研究中国上古史阶段私人撰述的文献背景时需考虑三重关系，其一是文献创作的时代文化背景，其二是作者本人的身份学科背景，其三是文献论及的历史断代中的重大时间节点。以上三者的互动关系才能真正把握史学经典的编纂过程，及其列传结构的范式特色。
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关键人物的“独传”，以一个人物独立成传，史家“选择材料，整理串联，使一人之事详略得当，是单一列传采撰与行文的工作”（第4页），例如《史记·李斯列传》《汉书·贾谊传》此类。另一种是多人物的合传，那么因何缘由将不同人物合写于一传之内，是否以人物的全名或是姓氏并称《传》名，抑或是选一名词定义这些人物，是最能掌握史家创作的精髓所在。“不同的史家会在列传编纂上做出自己特有的调适，呈现出他们的思考和时代的深度关联。”（22页）曲柄睿副教授这一新著对“前四史”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本文按照“前四史”的成书先后顺序一一评介。
一、司马迁以人物行事叙传
阅读本书可知，《史记》的人物列传的写作范式最基本的要素是以人叙传，其主体内容是人物的对话和事件。（22页）这可看作是一种经学家的文献创作诉求，以人物作为传记的基本单元解读朝代的发展特点。刘家和先生在《〈史记〉与儒家》中曾经强调过《史记》创作中的经学特色。但是曲柄睿在本书中强调不能忽略司马迁求学的时代特色，他出生求学于西汉前期的文景之治的时代是主张无为而治，盛行黄老学说的年代，身处其中故而势必受到时代风尚的文化影响。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首创，在此之前《传》书一般作为解读儒家《经》书的注文所展现，如《春秋》“三传”的《左传》《穀梁传》和《公羊传》，《周易》的六部《易传》等等。司马迁之所以将人作为列传基本单元，这种承继自《吕氏春秋》与陆贾《新书》，有别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主要是为了系统表现司马迁的天人观，在论证天人关系时直接强调天与人的直接联系。（30页）司马迁结合了黄老、儒家与天官思想为一体的“成一家之言”，是希望为“史家”这一学派代言的核心指导思想，是能够创作超越黄老与儒家，有其学派特色的“独门绝学”。
曲柄睿指出以人叙传为《史记》列传范式的基本内容，之前未被学界讨论，这源于人物“行事”在《春秋》与天官星占之学中所处位置有关，唯有以人物为中心，以“行事”之类相从属，以“同时共事”（如同出文景时代的《郦生陆贾列传》）与“异时类事”（如学术相承的《屈原贾生列传》）为合传要素，将人物的身世浮沉考察清楚，才能对时代的沧海桑田有所把握，明晰天人相应的边界与范畴。（51页）较之列传的先后次第排列而言，司马迁更偏重“行事”发生的时间早晚加以界定，其先后顺序或许也有他的自我界定在其中，今人看来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孟子荀卿列传》位列《白起王翦列传》之后，但孟子去世于公元前289年，白起去世于公元前257年、荀子出生于公元前313年，白起去世时荀子已经年过半百，孟荀之间关于发扬儒学的行事，一定是早于白起王翦的兵法传承，故而如此列传其中缘由难以捉摸。
《史记》作为实现司马迁经学主张的经典文献，其以人叙传的写作范式打破了专业壁垒，具有划时代的编纂价值。《史记》之后诸如刘向刘歆父子编写的《新序》《说苑》等子学著作、《列女传》等人物别传，甚至东汉初期扬雄的《法言》分章均存有以人叙传的特色。
二、班固以秩级位次叙传
自西汉王朝中期尊崇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朝廷培养人才均从经学体系选拔人才，班固便是体系教育中的佼佼者。曲柄睿指出班固在编纂《汉书》时贯彻自己的经学主张、注重图谶的政治解释，确立以人物为官的“登用时间”先后顺序为《汉书》人物列传编次的首要特点。原则有二，其一是在一人独传的列传中以登用时间先者在前，例如《董仲舒传》在《汉书》中就位列《司马相如传》之前，但在《史记》中，董仲舒的传记只是《儒林列传》的一部分，位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后；其二倘若多人合传，则以传首人士的登用时间先后为序，例如记载西汉高祖朝任职官员的合传时，《汉书》便是《萧何曹参传》《张陈王周传》如此排序，而《史记》中的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和周勃是分为五个“世家”各自撰写。在多人合传中，班固强调家族的传承关系，父子相继、祖孙合传，例如《李广传》附李陵，《苏建传》附苏武等，这与东汉重视家族门阀的社会风气相关。
在传首人物登用时间差不多时，班固遵从《周礼》中“王-公-卿-大夫-士”的秩级和位次大小，尤其是传首人物的最高官职的秩级，作为列传次第先后的区隔标志，这与其经学背景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的“整齐列传”与班固早年从事校订秘书的工作相关。（105页）东汉明帝对使用图谶解释历史很有兴趣，故而班固的《汉书》写作带有集合西汉经学与史学的总结一代史事之指向，开启了用儒家政治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写作范式。受《汉志》列传编纂特点影响，使用编次人物列传的存世史书，还有东汉的《东观汉记》和东晋袁宏撰写的编年体史书《后汉纪》。
班固编纂《汉书》的另一项史学成就在于创作总结性文体——《志》书。其写作旨在说明一类事物的发生发展情况，范围限定为两类，一类是讨论自然的《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另一类是讨论人事的《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艺文志》。（135页）其行文范式也可看作是一种以史学著作展现经学主张，并按照时代梳理传说章句，对经义加以解释的创作范式。《汉书》之后学者著作中仍有两类作品沿用《志》书名号，一类诸如魏晋时代谯周作《五教志》、刘劭作《人物志》、张华作《博物志》均是具有总结意图的创作。另一类是地域性的总结文本，例如谯周作《益州志》与韦昭作《三吴郡国志》等，胡宝国先生将其定义为“六国地志”。传世本《后汉书》中收录的西晋宗室司马彪所作《续汉书》的八部《志》书沿用了《汉书》中《志》书创作的风格，其中《郡国志》一卷更是展现了东汉时期郡国书等地域性总结文本的创作风尚。据曲柄睿考证“郡国书”一类文书的创作，最初与光武帝刘秀美化东汉创业祖先的风俗文化具有相关性，后又成为东汉政权与地方豪强相互博弈的政治权力保证书。（295页）虽然今人研究东汉历史地理时多参考《续汉书·郡国志》，但其创作意图与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有所区别的时代特殊性，值得注意。
三、陈寿以立国时间叙传
就“前四史”的书成年代先后而言，《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期，是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中唯一以“志”为名的史书。曲柄睿指出陈寿之所以选择《志》作为书名，受到“郡国书”史学风尚的影响，因其撰书时已身居西晋朝廷，前朝的魏蜀吴三国，相当于三个地方政权，那么《三国志》就应是为这三个地域历史文化成就盖棺定论性质的文本。陈寿是蜀地大儒谯周的得意门生。谯周善注《尚书》，又作多种志书，陈寿受其影响，除《三国志》外，还曾撰写今未存世的《古国志》，也可作一旁证。
陈寿虽为晋臣，但其出身是蜀汉将领陈式之子，但由于陈式被诸葛亮所杀，他对蜀汉有所不满，权衡之下他的《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其创作的《魏志》也的确是三部史《志》中写作范式最为规整、内容最全面的一部。曲柄睿强调陈寿在编纂《魏志》列传次序原则上沿袭了《汉书》中重视官职高低的特点，其人物合传一般以传首人物高低排序，继而强调了《史记》《汉书》中以时间秩序编次不同列传及其人物的特点。《三国志》一书十分推崇政权的正统性诉求，故而陈寿选择的时间点的界定与班固有所不同，他以《魏志·宗王传》为分野，宗王的出现是魏国建立的标志，在其之前的合传传首人物均是在汉魏两朝为官之人，如钟繇、程昱等，其后合传人物均是魏国建立之后才登用之臣，且排列顺序以登用时皇帝先后顺序为序，如曹丕时位居高位的桓阶传就位列曹叡时名臣辛毗传之前，其正统观念十分明了。
在史论的写作范式层面，陈寿撰写的《魏志》的评论时，采用“评”的体例，包括人物品评和官职叙赞，这与东汉魏晋时代文人喜爱清议的时代风尚有关。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均有所区别，其依据文本是“举状”。所谓“举状”是为被举用的人才的简介文书，包括他的学习情况、精神面貌、家世背景以及举用官职等信息，陈寿撰写《三国志》寄希望其展现的作品与西晋通过清议取士的“才性合同”原则相一致，尤其偏重于魏国功臣在“汉魏禅让”中的功绩。
《蜀志》为陈寿独自撰写，其史论特色与《魏志》保持一致，也强调官员的德行需与官职匹配，先写由汉入蜀之官员，再写仅在蜀国一朝任职的官员，故而《蒋琬费祎姜维传》与《邓张宗杨传》位列《蜀志》最后两卷。
《吴志》的编纂也以代表“宗主传”的《吴主五子传》为分界线，之前为帮助孙氏父子三代建设江东功业之开国功臣，之后为吴国政权巩固后举用之臣。其时间点的选择，陈寿选择了孙吴的建元黄武之年（公元222年），这一年孙吴与曹魏开战，曹魏与蜀汉均已建国，孙权的“吴王”不再是臣服于曹魏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地方政权而存在，此一特色尤以孙吴时期发迹于吴魏石亭之战的名将全琮的列传排在“宗主传”之后，而成名于公元221年吴蜀猇亭之战的陆逊位列“宗主传”之前，可见一斑。
四、范晔以史观投射叙传
自东汉末年以来，列传逐渐成为独立的史学创作体裁。范晔创作的《后汉书》是其早年被彭城王刘义康贬抑时（元嘉九年，即公元432年）的排解之作，他对东汉历史中人物列传的编纂，既包含对东汉王朝因吏治苛刻走向灭亡的史论评价，也投射出自己遭受政治排挤后，对刘义康失道寡助的政治评价，以及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历史投射。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指出范晔的史论通过思辨分析得出的是有识见的解释。曲柄睿强调范晔这一创作意图已经摆脱纯粹意义上的基于天人观的经学意涵。
范晔《后汉书》的列传编纂大体上符合《史记》以来以人物登用时间为序，形成“某帝朝大臣”的结构单元，同一单元内的诸臣按照官职位次合传的写作范式。沿用《三国志》使用宗王传区分不同单元，使得读者能够将同时代的多个列传作为单元或集团来分析，形成对某一时段的整体认识。范晔在人物列传层面的史学创见，在《第五伦传》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两传表达中直接。东汉政治以吏治苛细著称，但范晔刻意为光武朝末期上位的第五伦单独立传，正是要利用列传范式的时间秩序作出编排，批评君主强势，重用文吏，苛细为政。（197页）这与范晔身处的时代政治现实非常接近。他编纂史书的初衷，便是以检讨的目光审视先前的历史，并在历史撰述中寄托自己的一种期望，就此倡导“职吏、苛吏和儒生”作为定额设立、可以打破世族地主威权、尊崇礼义的儒生官吏的理想政治形态。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则梳理了东汉初的“节士”向东汉末的“处士”演化的历史过程，揭示东汉政权在举用人才时的失策，使其政权逐渐丧失支持。所谓“节士”，指两汉之际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汉书》中就有《王贡两龚鲍传》的“节士”合传。王子今著《秦汉称谓研究》指出“处士”即“在野的民间知识人”。曲柄睿指出“节士”与“处士”的共同点在于两者均有隐居避世的行为。其差异在于“节士”不事王莽，仍选东汉为之服务，而“处士”多以独立于东汉政权之外的身份避世，形成独立批评性格的历史过程。藉由传记的文本整合与历史编纂，范晔将东汉政权逐渐失去其支持者的时间节点交代清楚，此传也成为了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232页）在编次列传的考量中，范晔较为推崇人物的“义行”，这种创作模式或许来源于西晋华峤的《后汉书》对东汉政治“吏治苛细”的抨击。
五、结语
金景芳先生曾指出阐释孔子思想集中表现在《易传》与《论语》两书之中，《易传》是解说《易经》的，《易经》的全部内容是讲天、地、人三才之“道”，但是三才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天地之道为主题，其目的则是人之道。他在《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时指出：
据我看，孔子的思想,如果说得全面、具体些，不妨说它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另一个是“仁义”。第一个核心是基本的，第二个核心是从属的。第一个核心偏重在自然方面，第二个核心偏重在社会方面。孔子又特别重视“中”，实际上中是从时派生出来的。孔子还特别重视“礼”，实际上礼是从仁义派生出来的。
四位史学大师以私人撰史的模式，将他们对于历史断代中值得推崇的儒家仁义思想，及其仁政义行的政治实践加以评论总结，在撰述过程中注重于对其写作断代中决定历史走向的特定时间点加以把握。虽定义不同，但一致重视对影响人物、朝代变革之“时”的区隔，这都是他们推崇孔子政治思想理念后，并付诸哲学性思考的史学实践成果。读毕全书方觉司马迁、班固、陈寿和范晔在成长历程中受到经学教育的影响，但是各自所处时代风尚不同，两相结合之下其创作的学术旨趣亦有不同。从司马迁开始，史书的创作，逐渐从阐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经学作品，结合西汉初期黄老之学后向天人观而转换，继而在东汉初期世族风尚下，班固考虑秩级位次的“整齐世传”，以及陈寿、范晔针对不同的政治时局，对正统观与仁义观的践行，使得史学著作的写作范式经过四家迭代，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史书写作范式，影响千年。
曲柄睿的《整齐世传》也为后学研究中国古代前期的史学史提供了全新的治学路径，暨考订一部经典文献的思想价值，需从历史文献学、思想史、政治史等多重方向深刻理解后综合分析，不能以一种思想流派或一种社会风气就妄加判断，方能在史学史的研究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
本期微信编辑：辛玉
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