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与回应：亨利·劳伦斯及其遭遇的多重理解

整理丨魏涛

《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美国史研究室魏涛的专著，于2022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详细考察了南卡罗来纳政治家、种植园主和商人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论述了劳伦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断移动和自我认同的转变，讨论了英帝国中心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如何促使他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本书的新书座谈会邀请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高国荣教授作为主持人，与上海师范大学法国史教授黄艳红、福建师范大学治宪政史的郭巧华教授、关注全球史和医疗史的台湾学者蒋竹山教授、中央党校邵声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金海教授一起从不同角度对谈谈对这本书的阅读体会和思考。本文系圆桌内容的选摘。

▲《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

黄艳红：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对亨利·劳伦斯身份或者自我认同，或者他的政治意识而言，可能七年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此前他很乐意融入英国主导的大西洋帝国秩序，而且确实是从中获益了，包括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他投身大西洋奴隶贸易，所以他认同或者追求英帝国的公民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英法七年战争后，即1763年以后，英帝国中央政府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各种摩擦就不断出现。既然著作已经明确提到运用跨国史或大西洋史的视角，还可以将这一转变放在更为宏大的视角中来考察。英法七年战争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后果，它不仅是一场大规模的欧洲范围的战争，也是一场波及全球的世界性战争，或许是近代早期的一场世界大战。它对于法国的旧制度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对德意志的命运走向，对东欧的政治格局，以及对北美和印度的历史命运，其影响都十分深远。我想，亨利·劳伦斯的个人转变，可以说是近代早期帝国竞争的关键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缩影，将来还可以考虑与类似的个案做一些平行的比较考察，以折射全球史的这个“大变局”。

另外，我对有关亨利·劳伦斯的话语和观念分析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作者在这个方面还可以更多地着墨，毕竟这最能反映主人公的观念和意识转变。在有关“大西洋革命”的观念起源研究中，大西洋两岸都有一些关于舆论和小册子的经典分析，本书的作者搜集了相当丰富的原始史料，可能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就目前我的观感而言，比如第109页到111页的叙述，好像劳伦斯的思想意识转变，主要是基于法学和商业实践方面的原因，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普遍的观念背景有点不同，因为在劳伦斯那里，“自然权利”等抽象政治观念看来并不占优先地位。这就涉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一个经典议题，即二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劳伦斯这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则北美政治精英一开始的观念论证，仍然在有关自由的传统英国话语和法律-宪政框架内展开，但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抛弃了以历史传统为依据的论证。还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劳伦斯具有很强的宗教情怀，这又是跟许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精英很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即使不是反宗教，起码也是很反天主教会的。所以我想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从事一些基于个案的比较分析。

在亨利·劳伦斯追寻自我认同的历程中，域外的观感和印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和法国人恐怕都是如此。不过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主人公竟然对法国的风俗礼仪有好感，这是个蛮有趣的话题。因为很多见识过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域外人士，大概不会有这么正面的印象；相反，当时的法国人对美洲和新生的美国有很美好的想象，并且在富兰克林等美国人身上得到了印证。富兰克林在巴黎期间简直受到了神一般的膜拜，人们认为他代表着一个简朴、虔诚、充满道德感的理想社会，这些特征正是法国已经丧失的；富兰克林和伏尔泰一起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而共济会同样是一个跨大西洋话题。一些重要的跨国文本无疑也是这种域外镜像的重要载体，例如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œur）《一个美洲农民的来信》，它在构建当时西欧人关于美洲的理想形象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不过，亨利·劳伦斯后期对英国政治的看法倒是与当时法国舆论界的意见颇为一致：英国政坛扰攘不宁，充斥着阴谋诡计。这些域外印象的生成原因和它们产生的影响，看来也是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最后我想谈一点题外话，当然这个话题跟本书的海洋史和跨国史方法或视角不无关联。记得魏涛曾提起，他研究的主人公祖上来自法国的拉罗谢尔，我曾去参观过这个近代法国著名的新教堡垒。1620年代黎塞留围攻拉罗谢尔时，在港口外侧的海水中筑起了一道封锁墙，来自英国的船只无法驶入，这座城市才最终投降。这个事实有两方面的启示意义：第一，拉罗谢尔是面向海洋的，海洋是它的生命线；第二，它与英国联系密切。这些特征可能是以前单一的民族国家历史容易遮蔽的。实际上，拉罗谢尔兴起于12世纪后半期，当时英国和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曾形成一个政治实体，这就是安茹帝国，拉罗谢尔、波尔多等法国西部海港正是从这个时代起就长期维持着与英国的密切联系。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很多胡格诺教徒流亡到了英国、荷兰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等新教国家，这些群体出于对法国的仇视而成为17-18世纪之交欧洲缔结反法大同盟的重要推手。有些胡格诺新教徒的足迹则更远。早在16世纪，他们就曾企图在巴西立足，并建立过一个叫科里尼堡的据点，就在今天的里约热内卢；在17世纪，胡格诺教徒已经在南非的开普殖民地立足；而在魏涛的书中，纽约到查尔斯顿的北美沿海也见到了他们的身影。如果说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胡格诺的“流散”（diaspora）的话，看来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大西洋岸边的“海港胡格诺”——我在这里借用的是河南大学艾仁贵老师的“海港犹太人”的概念。

郭巧华: 亨利·劳伦斯作为美国建国前后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不过，学界对劳伦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政治活动、种植园活动、奴隶贸易上，而作者独辟蹊径，选取亨利·劳伦斯在1744-1784年间的四次跨大西洋旅行为重点，将其作为一个跨大西洋的主题和动态的个体，探讨这四次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自我认同。作者采用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的动态认同理念，认为劳伦斯的自我认同经历了早期对英国人的自我认同，到美国革命前夕对英国人自我认同的怀疑，并在革命后期抛弃英国人的自我认同，进而追求并捍卫作为美国人的自我认同的过程。自我认同是作者探究劳伦斯跨大西洋遭遇的关键词，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采用大西洋史或跨大西洋史的视角，以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为中心，探究英帝国中心和北美殖民地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作者跨大西洋多维度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个人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从更多元的角度理解18世纪英帝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史料上，该书运用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阐释劳伦斯本人自我认同的转变，以及18世纪英帝国中央政府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对原始材料的解读，特别是对一些书信的分析，作者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全方位客观地阐释18世纪大西洋两岸政局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以及个体对政局变动的回应，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拉近了职业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的距离。同时，该书借鉴和吸收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卫生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凸显了鲜明的跨学科特色。

不过，稍加遗憾的是，对于自我认同的内涵与外延，作者未进行详细阐述。在今天美国各族裔由身份认同转化为身份政治，进而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很好地将自我认同、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予以界定清晰，将对今日美国乃至世界的认同危机产生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劳伦斯自我认同的转变，与他对英国和南卡罗来纳关系的认知密切相关，但二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劳伦斯自我认同是如何发生转变的；除了他四次跨大西洋旅行对其自我认同转变起到重要作用外，还有哪些重大事件促使他做出这些转变，尤其是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不是作者的重点，但若能在前言部分予以说明，可能会给读者更为立体的感受。

另外，在第二章劳伦斯的商业遭遇中，作者主要阐述了劳伦斯卷入的几起海事法庭诉讼案件，以及他与查尔斯顿的皇家海关收税员乔治·鲁佩尔和南卡罗来纳海事法庭法官埃格顿·雷之间的冲突。但细细阅读之后，发现雷在判案时并没有明显的偏袒倾向。这一时期虽然英国通过新的海关管制政策，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管控，但劳伦斯和英国的这几起商业诉讼案件，并不能说明英国司法明显不利于劳伦斯，而劳伦斯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对旧世界黑暗面的恐惧和自由的危机想象相关。在这一章中，如果作者能够对劳伦斯的心理活动予以分析，并从劳伦斯的个体推及到当时南卡罗来纳的商人群体，甚至整个殖民地时期的商人群体，分析他们对所处环境应对变化的经验，共同的情感或心态，如何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进而界定了国家的认同，可能会更有意义。

蒋竹山：我曾经在《新史学》写过一篇文章，谈美国史最近这20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型，过往他们比较强调所谓例外主义。但是，这几年可以看到，美国史的书写方式就已经跳脱出例外主义的传统框架，采取全球视角或者大西洋视角。如此一来，美国史的书写就变得非常不一样。魏老师完全没有使用“全球史”这样的关键字，他特别强调“跨大西洋遭遇”这个术语。但是，就我自己的阅读体会，以及从魏老师回顾的新英帝国史和大西洋史的一些相关研究来看，它还是比较像是一个全球微观史的研究。琳达·科利的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著作。所以，想请魏老师再多谈一谈大西洋的视角，或者是跨大西洋的遭遇跟过往的殖民遭遇，或者是文化遭遇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大西洋视角到底指的是什么？关于认同的问题，这几年比较多的专著或文章会使用文化史的书写方式去谈认同。在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史视野下的认同研究好像不太一样。我想要问一下魏老师，为什么没有使用文化史的方式来分析劳伦斯的自我认同？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邵声：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美国学界近几年新出版的另外两本书，涉及的内容和魏老师的这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很多联系。所以我想结合这两本书，谈点自己的体会，并请教魏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内森-珀尔-罗森塔尔（Nathan Perl-Rosenthal）在2016年出版的Citizen Sailors: Becoming America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公民海员：在革命时代成为美利坚人》），这本书也是从大西洋视角研究北美普通海员的身份问题，强调法国大革命时代，大西洋世界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如何以互动的方式推动美国海员的公民身份建构。罗森塔尔分析说，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流行以“国籍常识”（Common Sense of Nationality）——服饰、举止、语言等特征——来辨别海员的国籍。但美国革命打破了这种常识。革命不仅将英语世界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鼓励海员把国籍和公民身份视作一种个人选择，从而加剧了区分英美两国海员的难度，以至于大量的美国海员在随后的英法战争中被交战双方当作英国人扣押。为了遏制这种形势的发展，美国海员一方面通过宣誓、纹身、收集文件等方式证明自己的国籍，另一方面则推动联邦政府向他们发放能够证明其美国公民身份的纸质证书。这些证书在发放时几乎无视海员的出生地或种族，不仅促进了海员们的国家认同感，也使黑人被视为平等的公民。

▲《公民海员：在革命时代成为美利坚人》

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像亨利·劳伦斯这样的北美政治精英在跨大西洋的活动中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经历？北美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身份转变是否是同步的、相似的？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一种互动关系？

第二本书是汉纳·马勒（Hannah Weiss Muller）在2017年出版的Subjects and Sovereign: Bonds of Belonging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臣民与君主：18世纪大英帝国的归属关系》）。他以17-18世纪英国法律中的“臣民”概念为切入点，揭示英帝国的君臣关系之于个人的权利机会及其对英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美利坚人从臣民向公民转变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马勒的研究有三点值得特别留意。第一，“臣民”和“公民”不是对立的概念。马勒表示：“那种认为个人从臣民演变为公民，从顺从地接受法律和成员资格的人演变为积极管理和选择自己与国家关系的人是一种目的论的观点，它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区分。”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在现代早期世界的人很少会认为‘臣民’与‘公民’是对立的”，而且事实上臣民身份也是一种积极的地位，而非一种被剥夺权利的公民身份。第二，他指出，“不列颠臣民”在当时的语境下有多重含义：（1）用以描述某人作为君主的臣民而具有英国血统；（2）用来表示一种有别于外国人的特定法律地位，指所有作为英国君主的臣民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有英国血统；（3）被用来唤起一套固有的权利和特权，与那些通常与“自由出生的英国人”有关的自由并无不同。马勒的研究致力于恢复对第三种含义的理解。第三，“不列颠臣民”概念的法律含义的模糊性，为英帝国各殖民地的居民和官员利用第三种含义的潜力来为自己争取权利提供了机会。魏老师在书中也谈到了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居民把享受英国宪法和习俗所赋予的自由当作一种工具，以维护他们是英国人的自我认同。所以，英帝国臣民的认同是很松散的，不同地区对于“臣民”的理解和界定是不一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英美冲突的过程中，英美双方其实也在争夺对于“臣民”含义的定义权。那么，劳伦斯的大西洋世界经历，使他对于“臣民”“公民”两个概念是否有实质性的认知和建构？尤其是他在瑞士和法国的经历。我们知道，在18世纪，法国的卢梭等人对于公民问题就有很多阐释。您在研究劳伦斯的过程中，是否有看到“公民”“臣民”概念的各种理论在大西洋世界传播的资料？尤其是通过像劳伦斯这样的有大西洋经历的精英。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劳伦斯对于英国态度、内心感受的一种转变，但如果未来继续修订这本书的话，魏老师是否可以对族群身份、政治身份转变等问题在理论分析上做进一步扩充？

金海：美国人的自我认同，可以说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不一样。它不像欧洲的民族国家那样，自我认同有一些非常实际的载体，比如说共同的国家疆域、单一民族、共同语言、或者是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甚至也不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一样，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从殖民地建立到美国建国，都不到两个世纪。美国人在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这些有形的载体，那他们就只能更多地借助一些抽象的概念，即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就像《独立宣言》所说的那样：“人人都有一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诸如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把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其民族认同的核心。所以，在美国革命的过程中，美国不仅是要完成建立新国家的任务，同时还要完成构建自我认同的任务。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跨大西洋的思想交流的过程，包括法国的、英格兰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还有北美13个殖民地本土的启蒙运动。这些启蒙运动的思想有一个交汇融合，然后再去形成这样一个自我认同的核心概念。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通过美国的建立，这个核心概念获得了一个实体化的表现形式，确立起美国人的身份。亨利·劳伦斯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过程的缩影。魏老师这本书以亨利·劳伦斯的四次大西洋遭遇作为线索，我就觉得这四次大西洋遭遇恰好反映了美国人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他的第一次大西洋遭遇，是在英国商人的会计所里当学徒。这反映了殖民地时期，北美殖民地人民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自我认同，只能依托于他们的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模式。这时候的亨利·劳伦斯也接受作为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他接受的是英国的教育，有英国国内商业伙伴的关系网络，他觉得自己的利益和英帝国中心的商人是一致的。而在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西洋遭遇中，他渐渐开始反思对英国人的认同，进而发展到否认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他觉得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不能够代表自己的身份，反而还对他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实际上，这种损害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英法七年战争以后，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控制的加强，这是许多北美殖民地人民都感同身受的。到第四次大西洋遭遇，亨利·劳伦斯作为一个革命者，美国人的认同已经通过《独立宣言》表现出来之后，他个人也已经接受了美国人认同。当他作为一个外交特使被英国海军所逮捕，并被英国人作为叛乱者关押在伦敦塔里的时候，亨利·劳伦斯已经接受了这种美国人自我认同，并坚决地抛弃了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我觉得这和当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已经完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构建，抛弃原有英国人自我认同的大背景是一致的。所以，亨利·劳伦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体现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创建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一方面抛弃旧有的英国身份，一方面创建新的自我认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大西洋两岸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高国荣：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新颖的选题和视角，提供了不一样的独立战争叙事。独立战争作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非常多的成果。在这本书里，魏涛采用了大西洋的视角，将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不仅从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互动的角度来谈独立战争，而且从法国、荷兰、西班牙同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争夺来重新审视独立战争。此外，自我认同的视角也非常有意义。这本书结合劳伦斯四次跨大西洋的经历，探讨了劳伦斯的身份认同从英国臣民到美国公民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是因为经济摩擦，使劳伦斯成为商业异见者，此后，劳伦斯在政治观念上也不认可英国的制度和统治，对原本推崇的英国文化也提出很多质疑，从而在观念上完成了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

劳伦斯在殖民地精英中非常有代表性。他有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他既是英国学徒，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殖民地的上层精英；做过大陆会会议主席，也是与英国缔结合约的重要谈判代表。尽管他不如建国之父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那么有名，但他也是美国独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尽管这本书多次提到亨利·劳伦斯的贡献，但缺乏集中的论述，在导论中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人物还可以进一步交代。另外，这本书以劳伦斯为焦点，对以劳伦斯为代表的那些精英在自我认同上的转变还可以进行一些整体的论述，在这方面可以适当添加一些内容说明自我认同转变在殖民地居民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本书将大西洋视角和自我认同作为关键的分析工具，对这些核心概念本身也还需要加强理论阐释和分析。

魏涛：简单地回复一下几位与谈人提出一些批评和意见。

一、劳伦斯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被遗忘的国父。

他基本上是跟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人，但是比杰斐逊和麦迪逊年长一代。由于劳伦斯是来自南卡罗来纳，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被遗忘的国父。我觉得是可以在修订的时候适当做些补充。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主要想讨论一个个体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动，对劳伦斯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历史，或者说对劳伦斯在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未详细讨论。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劳伦斯是大陆会议的主席。在独立运动期间，劳伦斯是南卡罗来纳的副主席，一个类似于殖民时期副总督的职位，政治地位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此外，劳伦斯担任大陆会议主席的时候促成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结盟。还有，他出访荷兰是代表新成立的美国完成外交使命。尽过他不幸被囚禁在伦敦塔里长达15个月，且被约翰·亚当斯抢走了政治和外交功劳。最后一个就是他在1783年的《巴黎条约》草案的签订过程中跟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商讨了很多重要政治、经济和外交议题。这些包括如何处理效忠派，效忠派在北美殖民地的财产，圣劳伦斯河上的捕鱼权问题等，这些都与劳伦斯的经历密切相关。劳伦斯在国家层面或跨国层面为美国争取国家利益争取当然可以在修订的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下。

二、为什么劳伦斯对法国印象不错？

劳伦斯的祖先来自法国的拉罗谢尔，所以他对法国有一个特殊的情感。另外，劳伦斯对法国印象不错，更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他对英国国内政治、教育和社会的不满。劳伦斯在法国待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如果他在法国旅行的时间足够长，并了解更多关于法国的相关历史的话，我想他肯定也会对法国有不好的印象。劳伦斯在欧洲大陆旅行的过程中，他对瑞士日内瓦的印象非常正面，当然这跟他宗教虔诚，并坚持严格的宗教伦理和道德自律有关。宗教其实在劳伦斯一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于1770年去世之后，他没有再婚，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三个儿子的教育上面。他对家庭、宗教虔诚和新教伦理等特别重视。但是，相比之下，英国在这些方面都是堕落的或腐化的，尤其是英国王室的通奸丑闻等让劳伦斯心生厌恶。

三、劳伦斯和他师傅詹姆斯·克罗卡特之间不愉快的关系。

在18世纪40年代，商人非常重视诚信和契约精神。大西洋商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主要是通过家族成员、亲属纽带以及师徒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克罗卡特是师傅，劳伦斯是学徒。双方都很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伙关系和商业友谊。克罗卡特为劳伦斯提供了商业合伙的机会，劳伦斯按理说理应感激，尽管双方是贸易合伙人。但很明显，师傅克罗卡特在帮助劳伦斯扩大商业贸易纽带，并帮助劳伦斯积累商业财富。劳伦斯无论答应或者不答应入伙，只需要给克罗卡特一个肯定的回复即可。对劳伦斯和克罗卡特来说，这是在考验彼此之间的诚信或信用问题。劳伦斯当然是要接受，但是他没有及时给克罗卡克罗回复。按照当时的通讯条件，把信件从查尔斯顿寄到伦敦需要一个半月，再从伦敦寄到查尔斯顿还需要一个半月。这样往返一次大概3至4个月。当时，劳伦斯可能是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因为贸易活动过于繁忙，把接受克罗卡特合伙人这件事给耽搁了，未能及时给克罗卡特一个肯定的答复，这直接惹恼了他的师傅。但是，对商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商机不可错过。由于迟迟等不到劳伦斯的回信，克罗卡特又要做生意，他不能一直等下去。所以，克罗卡特跟其他人签订了合伙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回师徒之间的情谊，劳伦斯不得不再次访问英国伦敦，向师傅道歉，挽回二者之间的师徒情谊。之后，克罗卡特发现二者之间确实有些误会，所以原谅了劳伦斯。

四、可否用全球微观史的方法来研究劳伦斯，以及文化视野下的认同研究。

劳伦斯的经历主要是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当然了，我也愿意尝试做全球史。但是，劳伦斯的活动范围并未越过大西洋世界，或者说他的活动不是全球性的。所以，在我这本书里，我主要还是从大西洋视野或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他的跨大西洋遭遇或移动。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尝试做全球微观史。

关于文化视野下的认同研究。彼得·伯克的书确实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也知道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包括新文化史领域有一些从文化视野研究认同的著作或论文。但是，劳伦斯是一个政治和商业精英，主要参加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我其实是很想使用历史人类学或者说新文化史的视角或方法来尝试研究。但是，劳伦斯的活动很少涉及文化，除了一部分关于礼仪或社会风俗的内容外。

五、关于大西洋上海员和陆地上精英对自我认同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关于自我认同转变的过程，如何比较精英和平民之间在自我认同上的转变？

内森·佩尔-罗森塔尔（Nathan Perl-Rosenthal）的《公民海员》这本书我看过，它主要研究共和国初期海员的公民认同问题。海员的生活主要在海上，跟劳伦斯的经历截然不同。另外，跟罗森塔尔研究的海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劳伦斯的经历涉及自我认同的转变，而罗森塔尔的海员不涉及这个问题。很明显，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对公民的认识是存在明显的区别的。另外，罗森塔尔对海员的讨论主要与美国的国家形成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相关，不涉及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在劳伦斯生活的18世纪，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帝国与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影响他对自我认同的看法。到美国革命后期，美国的国家形成也影响了他对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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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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