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莞莞类卿”到珞珈黉宫
文丨王凡珂、王启元
武大校长张平文院士最近提到武汉大学“特别像北京大学”，一时引发了人们对两所高校“莞莞类卿”、尤其是武大人的高度关注。喧哗之余，也有专家学者发声为张校长“弭谤”：武大与北大在历史上便渊源颇深，两校间教职、校务人员往来极为频繁。更直观的，当然还有两校的近代建筑群，一定程度颇有其相似之处；相似地坐落于湖山掩映之间，相似的中式大屋顶的钢筋水泥建筑。这样看来，张校长的这番话不仅无可厚非，还颇有其独到的态度。宏观地来看，高等教育史上的近代知名高校学府之间，普遍存在不小的相似性与关联度，不论是从校园风格、师生来源还是科系设置，早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的武大可以与早期许多知名学府建立起特别“相似”的关联，比如校园布局便与早期福建协和大学与厦门大学相似，抑或理学院主楼穹顶与早期清华“四大建筑”之一的穹顶大礼堂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比如，武大与复旦大学也有“普遍意义”上的联系，力主把武大从狭小的市区迁到郊区湖山之间的人是叶雅各，而把复旦从徐家汇李公祠带到江湾今址的则是李登辉，两位开疆拓土、定鼎一方的校史功臣，都是耶鲁的高材生。
鸿基共筑
回到一开始的“莞莞类卿”话题，很大程度上出自张院士对武大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即武大历史建筑群像带来的冲击，也是全体武大人最引以为傲的共同记忆。近日，武汉大学档案馆组织所编《珞珈黉宫——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武汉出版社，2023），为武大建校史和早期历史建筑档案资料之集大成。是集将武大校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校门牌坊、男生寄宿舍、老图书馆、半山庐等15处校舍以及水塔、石拱桥、农学院等建筑和建筑群逐一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图集着重关注武大早期创校的历史，在校舍建筑的形制、结构、功能等方面考究详尽，对发生在这些建筑中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让读者仿佛回到那个华屋竞起的年代。
说到武大校园建筑的风格，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设计师，及其所处的建筑设计时代。在1929年接受李四光邀请成为武大建筑总工程师前，开尔斯（F. H. Kales）于在华美国建筑师群体中尚属名不见经传。本书撰者之一的刘文祥在氏著《珞珈筑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中对开尔斯在国内的生平记载，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与考察，梳理出了其一生的建筑经历。跟随教会来到中国并在此活动的十数年间，开尔斯不仅参与了南京中山陵的设计方案大选并获得了名誉奖，他曾供职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差会和美以美会差会也参与过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不少典型中式复古风格的教会大学校园建设。其中南京的经历，尤其中山陵设计及金陵大学北方官式屋顶造型的尝试，对于开尔斯在武大的设计颇有启发，最终在珞珈山上一举名扬天下。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的建筑史上，有一位与开尔斯同时期的建筑师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又被译作亨利·墨菲）不得不提。他不仅是燕京大学（今北大燕园）的设计者，同时引领了一时代的校园建筑潮流，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大的建筑风格取向。武大建筑“像北大”，这是完全符合近代建筑史事实的。1914年，茂飞首次来到中国时，就被故宫建筑深深吸引，并在这种明清官式建筑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特色的“适应性建筑”风格，影响了包括开尔斯在内的许多以中式建筑设计见长的中外建筑师。茂飞在中国参与设计的校园建筑遍及教会大学和官办大学，代表性作品除燕大外，还有雅礼大学（今湘雅医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校园）、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校园）、福建协和大学（今废）等，这种古典传统复兴的风格也在中国的高校建筑圈中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建筑规划也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建筑使用“中国固有之形式”的要求写进《首都计划》，茂飞和与他合作过的庚款留美建筑师吕彦直，成了这一计划的有力推进者。1918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吕彦直加入了茂飞的建筑师事务所，协助其在中国包括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在内的建筑项目，这段共事经历对他的设计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参与燕京大学校园设计的另一名中方建筑师李锦沛当时也供职于茂飞事务所，他随后加入了彦记建筑事务所，并在吕彦直去世后以彦沛记建筑事务所的名义，参与了武汉大学老斋舍、文学院、礼堂等建筑的设计工作。
茂飞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于1919年开始规划，事务所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以玉泉山塔顶为指向东西向中轴线的端点，女生宿舍区为主的次轴线与中轴线交汇于中央庭院的格局。从整体设计上来看，茂飞用几何构图的方式将燕京大学校园划分为许多形状规整的区域，呈现鲜明的故宫风格，而保留了原本不规则形状的未名湖又打破了这种规整。而另一边的开尔斯、石格司和李锦沛等建筑师，在实地勘测后，将国立武大校址放到了珞珈山北麓和狮子山，根据这一带的地形和环境将校园设计成了组团式布局，并形成了“一横两纵”的整体骨架。与燕京大学相比，武大的建筑布局虽受地形影响不那么方正，但规划倾向和轴线布局思维是大体相似的。
此外，中式建筑传统的大屋顶设计在两所大学的校园建筑中也都发生了适应性改良。例如燕大的贝公楼便采用传统歇山式屋顶和抱厦结合的形式，提高了室内的空间利用率；而武大老图书馆别致的八角歇山顶，也对传统歇山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同时采用了罗马柱、石拱门等西式元素，充分体现了中西风格的碰撞。两校的经典校园建筑虽然各具气格，但从视觉效果看不失“心同南北”之感。
校园之外，武大与北大甚至整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圈依然拥有无处不在的普遍联系。本书撰者之一的吴骁讨论武大和北大的历史渊源时指出，不仅武大历史上最杰出的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三位校长均为北大校友，北大校长蔡元培直接参与武大建校，皮宗石、刘秉麟、刘赜、朱光潜等多名重要教职员也来自北大，他们的学风和情怀无论在创校之初还是西迁乐山时期，都深远地影响着这里，更不用说现在两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将继续共同演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南下北上”的佳话了。可以说，武大从定名定址到逐步完成新校园建设，再到学术的发展，种种足迹都与北大人相关；加之天然相似的中式大屋顶的近代建筑群，无怪乎互联网上“莞莞类卿”的戏谑。不知武大的校史工作者的努力，能否为张校长扳回一城，“弭谤”成功，一笑。
经典的“左图右史”
武大校园建筑不仅大体保存完好，其所存校园建设档案也极为完备，又经校史学者努力梳理，已成蔚为壮观之势。《珞珈黉宫》一书即为此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全书融汇传统“左图右史”的精神，融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图和初次公开的照片，论述考据之余，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生动的视觉体验，极具阅读性和趣味性，后人可以随这册图集回到这座珞珈黉宫的建设“过程”与“现场”。
《珞珈黉宫》下篇以“黉宫盛景”为题，将武大珞珈山上的建筑分为“国之文物”和“珞珈拾遗”两部分进行介绍，并将各个建筑的地形旧景、设计蓝图、施工记录和合影等图片穿插在对建筑师、设计理念、最终效果和改造历史等内容中间，读来仿佛踏入一座陈设井然的校史馆，实现了“图史互证”的效果。此外，这部分还引用了大量信函、日记和会议记录，以不同人物笔下的文字生动而鲜活地再现了百年前校园变化的轨迹。
地图、照片是直观呈现历史真实的手段，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事物变化过程的理解和记忆。武大校门口最初的牌坊建成于1935年，但仅一年就因为结构无法承重而毁于一场大风，当时的中文系教师苏雪林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天牌坊被毁的场景。这座牌坊此后一共经历了三次重建和两次迁址，才最终保留下了街道口和校园正门的两座，成为武大的地标性建筑。书中前后使用了19张包括苏雪林日记在内的照片，忠实呈现了每一座牌坊的样式和牌坊周围的环境，并将牌坊上题写的五种武大校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将这所百年名校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发展史联系了起来。几次重建后，这座牌坊由木结构换成了更为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造型由最初的三间单檐庑殿顶牌楼改为四柱冲天式，校名和字体也数度更换。如果没有这些跨越80多年时空的照片记录留存下来，这座见证珞珈校园沧桑变迁的牌坊的故事就会消失在历史中了。
从图片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美感，更能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本书图史并重，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加生动的阅读体验。民国初年，美国地质工作者马栋臣面朝东湖，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武昌洪山郊外的数座山头乱石嶙峋、杂草丛生，一派原始自然风貌。历经十多年变迁后，武汉大学的校舍建筑群涌现在这些山坡上，它们雄伟而挺拔，填满了当初凌乱荒芜的土地，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座“从零开始选址、规划、设计并基本建成的国立大学新校园”之一。珞珈山上的第一座校舍建筑是一座就地利用乱石砌成的单层石屋，这座石屋原本是建委会工程处办公室，待工程处搬离便安排给了时任史学系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李剑农与经济系主任任凯南两位教授居住。两位教授在这里看书治学，笔耕不辍，被学生们尊称为“石屋二老”，一时传为佳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石屋又先后被用作游离层实验室和加速器实验室，直到70年代初被拆除，在原址上重建了现在的人文社科楼，而石屋只留下了门口的一段石阶。书中展示的洪山郊野和珞珈石屋照片留存了它们最初的样貌，成为已不复存在的景象的见证。黉宫落成后，武大师生在王世杰校长的带领下在校园内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彻底将珞珈山改造成今日一片郁郁葱葱的模样，成为了郭沫若笔下三镇之外的“物外桃源”。武大这些不同时期的细节面貌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相纸上，与文字记录的校史共同编织成饱含情感的历史画卷。
《珞珈黉宫》还选用了许多插图展现校园生活的场景，读者仿佛能透过纸面感受到那段鲜活时光的氛围。在老图书馆、各学院以及学校礼堂中，武大接待了蒋介石、李四光、华罗庚、周恩来等学界、政界名人在此演讲交流，或是进行剧目表演、选举活动和研讨教学；实验室里、图书馆外留下了学生们努力的痕迹，孵化出了一流的学术成果，筑起了广大学子走向全民族和全世界的地基；教职员和家人们在宿舍中温馨生活的场景也被记录在镜头中。老校长李达的住处会聚着许多蜚声中外的学者名流，一颗颗昔日新星亦曾在此处与校长促膝而谈。他们的奉献和努力赋予了武大珍贵的灵魂。
除了提高阅读体验，“左图右史”的形式还将武大建筑工程的外在现象和时代社会背景结合，实现图史互证，强化论述的真实性和读者的代入感。1932年初，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基本落成，主要承建方是武汉近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建筑公司汉协盛营造厂，其创始人沈祝三不惜亏损完成了男生寄宿舍、理学院、文学院、学生饭厅及礼堂、水塔等建筑，当年3月便正式投入使用。和后来接力武大二期工程的李祖贤等许多“宁波帮”成员一样，他们的故事成就了武大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书中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一期工程各个项目的费用表格以及建筑图纸上的“汉协盛”钤印照片，还另附了一张1905年至1937年汉协盛营造厂在汉承建的主要建筑项目表，这些项目囊括了大部分当时武汉三镇最高水平的近代建筑。这些图片档案展示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汉协盛的钤印和承建项目可以相互印证，还原了汉协盛营造厂当时的运营动向和建造武大校舍所面临的困境。这样一家建筑厂商面对武大低价高质的要求尚且大伤元气，不难从中管窥近代武昌的经济波动乃至国内外贸易所面临的问题。
作为城市教育的重要场所，武大与武汉乃至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1937年9月，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影响，武大校园建筑工程被迫中断，第二年春天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继续办学，珞珈山校园则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提供了活动场所。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后，武大图书馆成为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临时会场，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校内宽敞的操场、礼堂、体育馆等场所被用作训练场，使受训者“心旷神怡”，照片中呈现一派英气勃勃之景。武汉沦陷后，武大遭到日军洗劫，“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又变为“柳营黩武之场”。在汤商皓等护校人的多方努力下，武大的校舍得以基本保存。也是在这段时间，日军将第一批日本樱花树带到了狮子山上，它们的照片被记入校史，见证了武大和中国民族遭受的这段苦难，见证了人民的铮铮铁骨，也见证了武大人对校园的深爱与守护。抗战胜利后，武大保留了这些樱花树，它们和后来作为友谊的礼物赠予的一批批樱花一起，成为校园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大的“变与不变”
武大的建筑师们根据当时的不同需求和实地条件将每一幢屋舍都设计得独具特色而又风格统一，更为可贵的是，随着教学技术的进步、空间和公共设施需求的增加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武大校园内老建筑的功用也不断变化着，履行着不同时代赋予的职责。曾经唯一的男生宿舍随着武大办学规模的扩大，在使用数十年后被修葺一新，成为现代化的博士研究生宿舍和景色独好的赏樱平台；学校复原后的图书馆先后承担了特藏部和校史馆的作用，以见证者之姿展示着武大百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理学院原本囊括了理、工学院的教室、实验室、标本室等功能，为在此产出的一流学术成果提供了先进的设备和环境，院系调整后分配给化学、数学等系使用，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实验室。
不仅潜心教学研究，武大还积极发挥影响力，多方履行高校的社会责任。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饱受洪灾之苦，而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在洪水来袭时往往首当其冲。武大校舍一期工程在推进中就受到了1931年江淮大水的影响，这场大水造成的损失更加重了汉协盛营造厂的经济负担，成为其最终破产的原因之一；1935年夏季，又一次特大洪水的暴发促使这座饱受水利问题之苦的“千湖之省”与华中其他各省联合，在国立武汉大学内建成华中水工实验所，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兴水利以利黎民。这座水工试验所背靠珞珈山北坡，1936年4月建成，仅两年后就被日军占为马厩，所内的许多设备也遭到了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省政府和武大在1948年对华中水工实验所设备进行了维修和更换，将这里恢复为科研场所，许多学者都曾在这里开展水利、土木相关的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到1955年，武汉大学水利学院独立建院，华中水工试验所中又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研究室和武汉大学档案馆，而在档案馆迁入老图书馆后，这座建筑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即将再次进行修缮，待作其他功能使用。
建筑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武大的精神也是由人的精神所构成；即使建筑功用发生变化，武大的精神却可以长存。学府路上有一处特别的建筑，它不用于教学活动，而是专门为纪念三位在1947年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中倒在国民党反动派枪下的学生而修建。这座六一纪念亭由缪恩钊设计，它高约7米，有六柱六角，攒尖顶上碧瓦熠熠，与武大主体建筑群相映生辉；亭中纪念碑上由李建章教授撰文记录了事件始末，又为其增添了庄重肃穆的基调。“六一”惨案始于国共两党内战期间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当年5月20日，国民党暴力镇压了学生们进行的游行，造成了上百人受伤，引起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怒和反抗。惨案后，国立武汉大学联合武昌各个大中学校的学生游行抗议南京当局的暴行。6月1日清晨，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联合两千名军警，在通往学校的要道设置了秘密防线，同时兵分两路包围了武大学生宿舍和教员住宅，逐室搜捕中共党籍师生准备带走，“黉舍之内，遽尔骚然。”早晨6点，学生们冲出宿舍试图营救被捕师生，但遭到机枪、迫击炮的血腥镇压，混乱中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3名学生被军警枪杀，19人受伤，24名师生员工被逮捕。李建章教授在纪念亭的碑文中引用孟子“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的语句，充满了悲愤和豪迈情绪。《武汉大学报》第54期校史详述了这篇碑记的创作过程，即便时局动荡，碑记作者都难保安全，这座纪念亭仍迅速落成，成为武大人的寄情之地。作为事件发生地的老斋舍依山势而建，临樱花大道的一面处于地势较低处，向上看去，整座建筑高大宏伟，相邻楼栋之间设置的百级阶梯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视觉效果。“六一”惨案后，学校将宿舍楼的三座拱门以三位学生的名字命名，穿过拱门、登梯而上，才能登入山顶的老图书馆，赓续武大“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精神道路。
熬过格外刺骨的冻雨，新一年的樱花季也将到了。或许每年在武大校园里来往如织的游人对这座高校的历史不甚了解，在此工作的师生对每天接触的绿瓦雕栏或许也不知其所以然。这些来自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时代的大型建筑无言地展示着中国建筑复兴和创新的历史足迹，它们遍及武大的角角落落，在代代人事更迭中历久弥新。正如胡适在日记中感叹的，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而在时代激流中破茧的武汉大学本身不仅是“活的纪念碑”，更可说是敢为人先的领头雁。《珞珈黉宫》像一部校园近代史的科普书，用严谨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带读者领会建筑设计、校园规划的专业知识，并将留存的档案细致整理，经史料互证后串联起来。在信而有征的考证之后，这本书还编入了不同时期的武大人为它所作的文章、回忆录等文字史料，他们对武大念兹在兹的脉脉深情温柔地流淌在字里行间。读下这样一部厚重的校史书，就如黄鹄之一举，可知文物悠悠，来日方长。
《珞珈黉宫》之外，还有一本讲述武大校史的作品《珞珈筑记》，也不得不提——实际上前文也已经引到。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珞珈筑记》作者刘文祥，同时参与了《珞珈黉宫》的编撰工作，不少先前的研究成果也融入《黉宫》其中。二书都是武大校史重要的作品，甚至因为这两部极具特色与深度的作品，武大业已成为中国大学史研究中最瞩目的高校之一。同时，《珞珈筑记》与《珞珈黉宫》也各有侧重。《珞珈黉宫》条理严正，档案详实，更兼图片精美，而《珞珈筑记》则以专著的形式，按年代顺序，分章讨论武汉现代教育与武大建校的历程。《珞珈黉宫》编纂总体呈现史志经典的体例，既有校史的“大事记”，也有建筑、机构分门别类的“志”或“传”，更有详实的档案、图像，而《珞珈筑记》大致呈现编年的“纪事本末体”，从武大早期历史上的创校、办学到筑楼创园等重大题材，按时间分章述之。吴晗说研究明史入门，《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要互相参看。其中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修撰在前，明代史上一应大事皆可一目了然；而官修《明史》则纪志表传，面面俱到。先读《明史纪事本末》，涉及很多人物时，可参看《明史》的列传，这样人与事联系在一起，便于系统掌握资料。《珞珈筑记》有点像武大校史的纪事本末，需要了解这段历史甚至是前史，可以先作翻览；《珞珈黉宫》有点像《明史》，尤其阅读武大校史后，对不熟悉的历史建筑，查起来一目了然。在这意义上两本书相得益彰，是大学史界近年少有的佳作，也为武大人提供了一条绵长厚重的精神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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