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仪重器：如何展示科学
科学博物馆里应该有什么？什么样的展品、器物可以讲述科学故事？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集团藏品主管塞缪尔·艾伯蒂以内部人的眼光，带读者从科学博物馆布满奇仪重器的展厅，走向神秘的幕后，打开科学的“黑匣子”，揭示将策展人和文物修复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连接在一起的“器物之爱”，展开一趟科学博物馆奇妙之旅。本文选摘自《奇仪重器：探索科学博物馆》（[英]塞缪尔·艾伯蒂著，刘骁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插图为书中配图。
壮观的藏品
事实证明，在科学诞生之前，就有科学藏品了。16世纪以来，在人们还没有发明“科学”之前，在琳琅满目的珍品柜中，就可以找到调查类、测量类、光学和数学仪器了。把那些精美的仪器和其他（在我们看来）五花八门的物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艺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珍品柜可以被称为艺术品的收藏柜。例如，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大公科西莫一世集了数学仪器并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宫殿中；后来，法国贵族莫松男爵约瑟夫·邦尼尔在其庞大的珍品柜中也加入了数学装置。（图 1）
▲图1 富丽堂皇的珍品柜里包含了科学仪器。雅克·德·拉琼（Jacques de Lajoue），《邦尼尔·莫松的物理收藏柜内部》，1734年，布面油画。
虽然各式各样的珍品柜中的其他物件会被纳入艺术、人类学和自然史收藏品中，但到18世纪初，许多仪器已被纳入更为集中的收藏品类中，如位于德累斯顿的数学物理沙龙（Mathematisch-Physikalischer Salon）。这些仪器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升捐赠人的名声，而且是为了供他们展示新的“自然哲学”。藏品中的创新型静电机和空气泵是需要动手操作的交互式设备，可以用于展示现在所称的“科学”（图 2）。一般来说，这些现代早期藏品的参观者是上层精英。即使是自称公共机构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在1759年开馆时除了展示“天然和人造珍品”外，还展示了一些科学仪器，但也只向上层人士开放参观。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成立的一个新机构中，可以找到一种现在看来更民主的方式来对待今天的观众。亨利·格里高利（Henri Grégoire）既是天主教主教，也是1789 年大革命后法国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公会的领导之一。对他来说，前政权的终结是走向普选的重要一步；他主张种族平等，废除奴隶制，支持犹太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海地。格里高利还想给予工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即使在革命者反对神职人员的时候，他仍然身着宗教装束，试图保护图书馆和艺术品。他保留了自己在国民会中的位置，并对建立后来演变出1794 年工艺博物馆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工艺博物馆旨在改善国家工业，并向工人展示革命的进步。考虑到他作为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博物馆被建在圣马丁香榭丽舍修道院内。他宣称：“巴黎将建立一个收藏所有艺术和商业领域的机器、模型、工具、图纸、说明和书籍的仓库。”在这些“艺术与商业”物品中，有一些可以归于科学类别。圣马丁香榭丽舍修道院的展品包括最先进的机器和仪器，它们不仅有用而且有教育意义，可供工人观看和使用。经验丰富的工匠会在场演示和解释说明。对格里高利来说，博物馆是“人类思维的工作室”。
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加快，其他机构也纷纷效仿，设立展览来激励和影响工人。美国费城是另一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在费城涌现的各种博物馆中，实业家塞缪尔·沃恩·梅里克（Samuel Vaughan Merrick）和地质学家威廉·H.基廷（William H. Keating）成立了“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机械技艺促进研究所”（Franklin Institute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Mechanic Arts）。他们在木匠厅首次举办了关于“美国制造商”的展览。该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名字是（相当简洁的）“富兰克林研究所”。在伦敦，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生态系统包括阿德莱德展览馆（Adelaide Gallery，1832年）和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ion，1838年），它们都为“实践科学”提供了生动的操作空间。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样的场所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激发了工人们提高工业产出的兴趣。展出的设备必然是最闪亮和最好的，但并不总是因变得陈旧而被更换。它们逐渐不再具有操作性，而是变得庄严肃穆，但这同样具有吸引力。工艺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在最新发展的技术旁边展示历史资料，同时也吸收了法国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顶级仪器，这些仪器更使人惊叹，但缺乏互动性。这一藏品系列吸引了诸多技术界的明星藏品，如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计算器、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的实验室设备和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的摄影机等。
在这些标志性的工艺品中，工艺博物馆也收藏了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设计的单摆的早期版本。1851年，他在巴黎天文台演示了第一个版本，然后是在先贤祠的穹顶下（那里在1995年安装了新版本），4年后，他在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工业宫（Palace of Industry）演示了一个铁制的版本。这两个傅科摆都在1869年被工艺博物馆购得，许多其他大型科学博物馆也适时效仿，通常在中庭或楼梯井悬挂单摆。
这次收购有助于说明19世纪的“博览会”与博物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19世纪初，巴黎主办了一系列工业博览会，但无论法国做什么，英国都会着手做得更好。英国的回应是由亨利·科尔（Henry Cole）所策划的，他是一名公务员，对工业设计非常感兴趣，活跃于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在那里他找到了关键盟友—阿尔伯特亲王。在亲王的支持下，科尔发起了一系列展示英国最新设计的展览。受到1849年巴黎世博会的启发，科尔以无限的精力推动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于1851年在伦敦为其揭幕。在1.3万件展示艺术、自然和文化的展品中，最新的科学仪器、宏大的“机械展区”和其他关于“进步”的物质文化表现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次博览会取得了成功，吸引了600万参观者，并产生了巨大的收入盈余。
展览结束后，英国政府颁布法令，指出英国的科学教育需要改进，并成立了科学与艺术部，由科尔和雄心勃勃的苏格兰科学家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共同执掌（普莱费尔也密切参与了万国工业博览会的举办）。他们将科学（和其他）藏品作为技术教育系统的核心，以这次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剩余藏品为基础，建立了一座博物馆，涵盖工业和装饰艺术品；他们还在其中添加了更多的技术设备，如船舶模型。就这样，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在合并了制造业博物馆（Museum of Manufactures）后，于1857年在一座临时建筑（布朗普顿锅炉）中开放。它涵盖了各种实用和装饰艺术的藏品，不仅促成了伦敦科学博物馆，还促成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建立。
科尔还想在英国其他地方建立博物馆，并将目光投向了爱丁堡。在那里，他找到了沃土。莱昂·普莱费尔在去爱丁堡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的过程中，就已经和他的同事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教授收集了1万件藏品，包括机器、模型和样品——它们构成了苏格兰工业博物馆（Industrial Museum of Scotland）的馆藏。这座博物馆毗邻爱丁堡大学（学校的自然历史收藏品也被该博物馆接收），位于工人阶级集中的旧城，通过手工艺品和工作模型向苏格兰工人展示科学和工业的最新成果，于1866年被爱丁堡科学与艺术博物馆（Edinburgh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兼并。科学与艺术部还着手推动科学仪器的设计和制造。为了展示最新的可用仪器，南肯辛顿博物馆在1876年举办了涵盖2万件科学仪器的展览，名为“借来的收藏品”，它们后来构成了现在的伦敦科学博物馆中仪器收藏品的基础（图 3）。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造势，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英国正在失去其在科学和工业领导地位的担忧。
竞赛开始了。大型博览会的风潮席卷世界各地，很多展览会延续南肯辛顿模式，将展品发展为永久藏品的核心部分。这类“世界性展览会”催生了永久性博物馆，包括1866年至 1867年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拉西亚跨殖民地展览、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独立百年展览会、1888年的格拉斯哥国际展览和1914年在奥斯陆举行的百年纪念展览。巴黎举办1900年世博会时，已有超过8.3万名参展者，近6000人次参观（是万国工业博览会时的10倍）。这些展览会囊括了艺术和文化，但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其中的仪器、发明和机器至今仍保存在各地的博物馆中，这要部分归功于展览结束时，策展人和博物馆创始人提出的关于展品的远见卓识。他们创办的博览会和博物馆旨在炫耀参展国的专长，进一步实现参展国的帝国野心，并激励东道国的劳动人民。博览会展示的是当时和未来的尖端科学技术。
还有一个可以更多接触创新事物的地方，是与收藏品有联系的国家专利局。许多新发明都附有模型或原型，它们不仅要被记录在案，而且旨在激励下一代发明家。英国专利局博物馆（British Patent Office Museum）于19世纪50年代在班纳特·伍德克罗夫特（Bennet Woodcroft）的领导下形成，他曾任伦敦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后来被专利局冠以“规范监督人”的光荣称号。专利局博物馆最终被转移到科学与艺术部，并与南肯辛顿博物馆合并。现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技术展区正是由这些藏品发展而成的。20世纪初，美国专利局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大量的工作模型收藏品转移给了综合性的史密森尼学会，即于1846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
这些专利物品，以及1876年美国独立百年展览会上一批老化的科学仪器，都被收入史密森尼学会首任会长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收集的、现已成为历史性科学仪器的重要收藏品中。尽管专利和展览必然重点关注同时代仪器，但策展人还是出于历史的角度收集和展示了贯穿于19世纪的科学设备。在伦敦，班纳特·伍德克罗夫特着迷于有历史的机器，花费了大量精力寻找相关“文物”。斯蒂芬森著名的机车头“火箭”和“喷气比利”在“借来的收藏品”展览中展出，他还为专利局博物馆购买了这些机车。即使是1876年的最前沿展品，也不仅包括“现代仪器，还包括那些被知名人物使用过的仪器，或是在著名发现中被用过的仪器”，其中就有伽利略、拉瓦锡和焦耳使用过的仪器—这些被称为科学的“神圣文物”。它们对于国家建设、展示科学谱系都很重要。在其他地方，例如工艺博物馆，作为创新展品而被收集的科学仪器和技术器物被存放在收藏品中，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过时。像荷兰的泰勒博物馆（Teylers Museum）这样的机构起初被当作活跃的研究场所，但后来却意外地获得了收藏文物的功能。有人可能会认为它们变得僵化，但用一位策展人更亲切的话来说，“它们发现了历史的优点”。
似乎，科学藏品的双重特征—现在与过去的对立，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对立—在我们回顾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庞大规模是20世纪发展的结果。
海量的藏品
1881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电力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Electricity）给一位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轻的工程师奥斯卡·冯·米勒（Oskar von Miller）是巴伐利亚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他既不缺乏雄心壮志，又满怀爱国情怀。受到展览浪潮的影响，他回到慕尼黑后创办了一场德国式的世博会。与他成功的工程管理职业生涯相辅相成，他开始为一座适合统一国家的博物馆进行藏品收集，以展示其工业和科学实力。冯·米勒的专业技能为他的博物馆理念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包括科学家、工程协会、企业、富有的捐赠者，甚至像亨利·科尔一样得到了来自皇室的支持。
创建博物馆需要花一些时间，但到1903年，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鼎盛时期，他正式建立了德意志科学技术成就博物馆。慕尼黑市贡献了伊萨尔河上的一座岛屿，该岛被称为“煤炭岛”，因为炭曾被存放在那里。由巴伐利亚州和帝国政府出资（因为各种博物馆都是帝国的工具），德皇威廉二世于1906年铺设了博物馆的第一块石头。然而，由于工期延误和战争，直到1925年冯·米勒70岁生日时，博物馆才完全开放。这一漫长的孕育期意味着，在其3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中，许多器物变得有历史感，在文物领域与遗物和名人器具相得益彰。在荣誉馆内，德国著名科学家的肖像和他们的设备作为科学和技术的杰作进行展示。这里还有大量前沿科学的演示和互动体验，而且是按钮式和手摇式工作模型的首次大规模展示。就博物馆的双重功能而言，德意志博物馆是当时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最好的。
然而，它仍有一些厉害的竞争对手。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技术藏品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独立展示的，它在1909年6月被正式命名为伦敦科学博物馆，自豪地与藏有其姐妹藏品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隔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立（较早地进入国际舞台意味着英国人无须具体说明该科学博物馆的国别）。伦敦科学博物馆集合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与专利局博物馆的技术类藏品，1876年“借来的收藏品”展览中的许多珍品，以及1924—1925年大英帝国博览会（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的展品（证明了这些机构的帝国背景）。这些藏品之后被分为三类：海洋工程、机械和发明以及科学仪器。每一类都包括历史珍宝和最新成果。当1899年科学与艺术部被撤销时，博物馆的监管权转移到了教育部，技术教育成了藏品的主要功能。前爱丁堡科学与艺术博物馆也有类似的发展经历，当时的苏格兰皇家博物馆（Royal Scottish Museum）的技术部门继承了乔治·威尔逊的藏品，并把它们分别陈列在电力、采矿业和航运展厅。20世纪初，一家“科学展览馆”（Science Gallery）开业，展出了著名苏格兰科学家的仪器。
各个国家的技术博物馆，如建立在布拉格（1908年）、奥斯陆（1914年）和维也纳（1918 年）的，都宣扬了各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的创造力，也在许多情况下宣扬了各自的帝国抱负。它们与工业界合作以获得最新的设备，它们将工业展品与神圣的文物、国家科学的演变和运作并列在一起展示。在参观了新建的德意志博物馆之后，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大受启发，并资助成立了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在 1933年的名为“一个世纪的进步”的世界博览会（Century of Progress Exposition）举办期间开放，位于曾在40年前举办世界哥伦布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的宏大的美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内。它专注于科学原理和最新发现，并着手使展品充满活力。参观者可以按下按钮并通过显微镜观察。其中一位游客，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的技术管理员亚历山大·哈奇森（Alexander Hutchieson）对此印象深刻。他回到爱丁堡，领导了一个致力于制造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精致复制品的工作室，这些机器会在展厅内运行来取悦参观者。
这些地方很热闹。奥斯卡·冯·米勒本人曾多次访问美国，1929年在纽约和平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the Peaceful Arts）的一次晚宴上，他倡导积极参与科学展览。来自多家美国博物馆的策展人出席了晚宴，这条消息由此传开了。1934年，享誉盛名的富兰克林研究所以德意志博物馆为蓝本，开设了一座“科学乐园”式的以亲身体验为主的科学博物馆。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New York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采取了同样的模式。1936年，这座博物馆开业时，威廉·布拉格爵士（Sir William Bragg）在英国皇家研究院通过电话为其致辞。“他在一场著名聚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爱因斯坦教授也出席了这场聚会）。听众随后听到威廉爵士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根插在法拉第时代蜡烛台上的旧蜡烛；不一会儿，纽约博物馆的入口大厅就被两排水银蒸汽灯的灯光点亮了。”
横跨大西洋的电脉冲点亮了泛光灯，这既是光电效应的例证，也是美国创造力和繁荣的视觉证据（信号通过美国电报和电话线传递）。受诺贝尔奖获得者让·皮兰（Jean Perrin）的启发，巴黎大宫的发现宫（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in the Grand Palais）也展示了这一方法，因为他希望证明实验室科学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事实上，发现宫是20世纪后期科学中心的先驱，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儿童来到博物馆。1931年，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了服务每年上百万的参观者，专门为小参观者开设了一个新的展厅（图4）。工作模型和动手操作的体验使得成年参观者也觉得很有趣。在爱丁堡，一位小参观者后来回忆道：“吸引我们的是我们能否按按钮，但问题是［每个］小男孩都想按，你不可能总是足够快地排上队。”
然而，小参观者、一流的互动性和新事物的诱惑，并没有减弱科学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功能。随着人们对科学史兴趣的增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收藏家和古董商越来越被有历史渊源的科学仪器所吸引。这不仅反映在已建立的科学博物馆中，也反映在新一代的私人藏品中。狂热的鉴赏家们收集了规模空前的藏品，并得意地将其展出。其中包括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的同样富有的芝加哥姐夫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剑桥科学仪器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惠普尔（Robert Whipple），伦敦附近的造纸厂商人刘易斯·埃文斯（Lewis Evans）。这些藏品后来都进入博物馆，甚至成为博物馆的建馆基础。阿德勒在他1930年成立的天文馆里存放了一批昂贵的历史仪器；以埃文斯的物品为基础，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在1935年初见雏形（图 5）；1944年，剑桥大学为惠普尔的藏品开设了博物馆。大学是展示科学谱系的肥沃土壤：曾用于科学类院系教学的仪器，往往年代久远，并获得了文物价值，它们的所属机构在过去和现在对于科学的创造性贡献，正好可以通过器物被放大。哈佛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惠特兰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的仪器组成哈佛博物馆的核心（图 6）。在各类博物馆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从国家层面上通过藏品宣扬本国深厚的科学遗产，比如佛罗伦萨的科学史学会及博物馆（Istituto e Museo di Storia della Scienza，成立于 1927年，现为伽利略博物馆），以及莱顿的国家科学史博物馆（Het Nederlandsch Historisch Natuurwetenschappelijk Museum，成立于1931年，现为布尔哈夫博物馆）。
▲图5 1951年，牛津科学史博物馆。
重获活力的藏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用于收藏的科学资源，无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能动手操作的，都很稀少，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博物馆场所被用于其他目的（牛津科学史博物馆被用作职业介绍所，苏格兰皇家博物馆被用作医疗用品仓库），而市中心的藏品都被运走以便妥善保管。斯蒂芬森的“火箭”机车离开伦敦科学博物馆，被安置在赫特福德郡的布罗克特庄园内。
在战后的几年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开始掸掉身上的灰尘，科学收藏博物馆也在其中。波士顿科学博物馆于1951年在一座新建筑中开放。两年后，列奥纳多·达·芬奇科技博物馆在米兰一座被炸弹炸毁后重建的修道院中开放。在英国，积极的战后政府意图举办一场大型展览，以纪念万国工业博览会100周年，并展现战后复苏的迹象。伦敦科学博物馆在尚不完整的中心街区举办了一场展览。在那里以及在包括格拉斯哥的开尔文大厅等其他场所，科学和技术处于这一“英国节庆”的最前沿。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一夜之间，西方的乐观情绪和科学博物馆的重要性都发生了变化。6周后，美国政府彻底改革了科学教育，赋予科学博物馆强烈的爱国使命，以增强公民的“科学基础”，并强调国家的进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通过一些正式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展览办公室（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Office of Science Exhibits），科学博物馆成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强调对公民的教育，突出国家成就。博物馆成为宣传技术优势的舞台。这些技术为“冷战”时期的偏执提供动力，又依靠后者而得以增强，核技术尤为如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已经扩张的且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科学和技术收藏品的史密森尼学会内，一座新型博物馆出现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技术策展人卡尔·米特曼（Carl Mitman）在沿着德意志博物馆的路线建立“国家工程与工业博物馆”时遭受了挫折。虽然米特曼的梦想没有实现，但他曾经的学徒、长期任职的工程策展人弗兰克·泰勒（Frank Taylor）利用“冷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修建了一座新建筑。这座历史与技术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最终于1964年开放，它巨大的底层主要展示技术（原子能、汽车、农业）藏品。米特曼等到了这一天。在那里，参观者首先会受到傅科摆的欢迎（图 7），然后进入体现美国技术优越性的展厅。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开幕式上说：“我希望每一位访问首都的学童，每一位来到这座第一城的外国游客，以及每一位在明天到来之前还犹豫不决的抱怀疑态度的人，都能在这座博物馆待上一段时间。”这座“大理石神殿”是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建筑，与纽约世博会（New York World’s Fair）同年开放，并有着共同的主题。泰勒打算让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博览会，纪念我们的自由遗产，突出我们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
历史与技术博物馆的开放标志着欧洲和北美各类博物馆10年扩张的开始。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公众蜂拥而至，欣赏科学藏品：每年再次有100万参观者到访伦敦，近300万参观者到访芝加哥，500万参观者到访华盛顿。策展人试图使现代科学尽可能地令人兴奋、充满互动：盛大的电气演示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1956年，该博物馆从麻省理工学院购买了一台两层楼高的高压发电机。在爱丁堡，技术展厅保留了多感官设计，按钮式工作机器十分受欢迎，甚至还有“会说话的标签”。展出的藏品充满活力，它们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是向善的力量，将建设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未来。技术乌托邦主义和“冷战”明显影响的极致体现，就是20世纪60年代与月球有关的展览。从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格伦（John Glenn）的“自由7号”宇宙飞船（图 8）的世界巡展，到“阿波罗11号”带回的月球岩石的展览，航天器和任何关于登月的物品吸引了前所未有的观众。尼克松总统送给伦敦科学博物馆一块裹着英国国旗的月球岩石。这一时尚潮流推动了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专门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计划。这座博物馆于1976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开馆，这是美国“冷战”时期炫耀实力的终极纪念碑。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扩张和普及不仅是由这种新潮流推动的，也是由整个文物领域对历史研究的全新兴趣推动的。比如，在当时伦敦科学博物馆的一本指南中，50件关键器物中只有5件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器物都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包括博尔顿和瓦特的梁式发动机以及特里维西克的高压蒸汽机。它们尤其代表了当时正在衰退的重工业。即使在“技术的白热化”推动英国文化向前发展的时候，对于工业遗产的浓厚兴趣仍在把关注点引回过去。新的博物馆和现有机构内的新场馆在以前的工业区内建立，其中许多都是在工厂原址上。在曼彻斯特，一个科学技术史学术小组对当地工业很感兴趣，并在市议会的帮助下，于1969年成立了一个科学和工业博物馆。1983年，它迁至前利物浦街车站（世界上第一个客运站），正式成为大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Greater Manchester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两年后又添设了航空航天厅（Air and Space Museum）。它从德意志博物馆获得了清晰的灵感，现在被简明地称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自2012年以来，它一直是科学博物馆集团的一部分）。与铁桥博物馆（Ironbridge，1967年）和比米什博物馆（Beamish，1970年）一样，参观利物浦街车站是一次注重动手体验、充满活力的经历，博物馆在工业环境中展示工作展品和艺术品（即使器物和建筑并不总是相互关联）。
非比寻常的藏品
在美国，出现了一种体验科学的不同方式。互动体验区域迎来了新面孔。尽管这些“科学中心”表面上回避收藏，但它们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科学博物馆的叙事很重要，所以让我们暂时放慢历史的脚步，仔细考察其中一座。
罗伯特和弗兰克·奥本海默（Robert and Frank Oppenheimer）兄弟对战后美国的物理学影响深远。罗伯特是“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考虑到这一巨大项目的协作属性，这可能有些夸大，但他无疑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叔叔”。与罗伯特一起参加“三位一体”核试验的还有弟弟弗兰克，他更倾向于动手操作，偏爱实验而非理论。但是，弗兰克与妻子杰基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大清洗中备受困扰。他被召集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并被迫离开大学教职。他们回到科罗拉多州，弗兰克最终在那里的帕戈萨斯普林斯中学找到了工作，并在中学里搭建了一套临时的、借用的设备。然后，当他在当地大学找到下一份工作时，他详细介绍了这些设备。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实验的图书馆”。1965年，奥本海默一家参观了著名的德意志博物馆、巴黎发现宫和伦敦科学博物馆。弗兰克受到了动手操作空间的启发，并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搬到旧金山后，弗兰克和杰基计划在1915年曾举办世博会的美术宫中建造一座“非博物馆式”的博物馆，凭他经常使用的魅力，只需每年缴1美元的保证金即可。依靠少量的拨款、大量临时设备和年轻的工作人员，旧金山探索馆于1969年悄然开馆（图 9）。后来，一个电视节目将其命名为“欢乐宫”（Palace of Delights，弗兰克认为，这可能会使人联想到风月场所）。弗兰克的表亲、哲学家希尔德·海因（Hilde Hein）在旧金山探索馆中度过了一个夏天，她写道：“参观者们并没有被告知里面是怎样的，他们被邀请自行去探索。”年轻的“讲解员”围绕独立的展品与参观者交谈，每件展品都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由他们自行建立规则—以方便提问，而不是提供答案。例如，在“眼球”（Eyeballs，图 10）展区中，参观者会被鼓励去了解双眼的深度感知。
正如奥本海默设想的那样，旧金山探索馆确实是对学校科学教育的背离和补充。但这并不像他和他的继任者宣称“没有人会在博物馆考不及格”时所暗示的那样自由和无组织。这种反专家方法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当然也需要讲解员来解释；而反藏品方法同样需要大量的仪器藏品。毫无疑问，旧金山探索馆产生了影响，它鼓舞了许多模仿者，并无偿向世界各地传播展品设计理念。该馆现在位于旧金山海滨，是一项预算数千万美元的大规模项目。然而，这并不是第一个“科学中心”，互动性也不是由弗兰克·奥本海默首创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那样。旧金山探索馆本身并不是没有目标的，从早期开始，首先通过借用的方式取得有历史的设备，然后是永久性获得，包括一架早期飞机的模型、线性粒子加速器的一部分和各种有历史的木工工具；简言之，都是科技藏品中的经典。
20世纪60年代，奥本海默并没有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工作。旧金山探索馆只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和北美众多新兴的或重新发展的机构中的一个，这些机构表明了对休闲和科学教育的态度，并使国际博览会重新流行起来。太平洋科学中心（Pacifc Science Center）作为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Seattle World’s Fair）的科学馆开始运营；两年后，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纽约科学馆（New York Hall of Science）开始投入使用。（其前任馆长、动物学家、后来的华盛顿州州长迪克西·李·雷，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科学中心”一词。）伦敦科学博物馆于1969年重新开办了儿童展厅，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还参与了北美的另一项重大进展。威廉·奥戴（William O’Dea）在南肯辛顿的多家大型展馆中率先提出了以游客为导向的设计原则和实际操作展览，并将其应用于多伦多新成立的安大略科学中心。这家科学中心对于参与度和传播实验设计的重视，都与旧金山探索馆一样在许多方面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与自1967年成立以来也拥有精彩体验环节的加拿大科技博物馆（当时名为 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相比，安大略科学中心在早期就拥有更大量的收藏品。
无论哪一个范例更为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展示科学技术的方式得到了普及。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迅速引发了新的增长点。早在1973年，北美就已经有了20个科学中心，足以成立一个协会（欧洲的类似协会在1990年成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些科学中心的总访问量增加了一倍多，这种方法也传播到了大西洋彼岸。其中一个传播渠道是爱丁堡感知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他的想法影响了旧金山探索馆核心的视觉展示。正如一位邻居所记得的那样，格雷戈里一直是一个多面手。1970年，他搬到布里斯托大学后，开始运用自己的综合技能去为英国建立一个与旧金山探索馆相当的场所。运用20世纪70年代末打下的基础，他于1984年正式成立了“布里斯托探索馆”（Exploratory，该馆于1989年搬进了一个铁路货棚，后来成为“布里斯托科学中心”；在撰写本书时，它被称为“我们的好奇心”）。可以说这是英国第一个科学中心，其后又建立了位于卡迪夫的科学馆（Techniquest）和位于阿伯丁的科学中心（Satrosphere）。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已有30个科学中心。与旧金山探索馆一样，布里斯托探索馆探索科学博物馆及其同类机构也聘用年轻人作为“讲解员”，以配合独立的“探索性展品”。这一趋势在欧洲大陆也有体现。例如，1986年，巴黎在一个尚未完工的屠宰场的外壳中建立了规模庞大（且耗资巨大）的科学与工业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这是欧洲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
科学与工业城现在与老的发现宫一起组成名为“科学万物”（Universcience）的联合体。在这一系列新机构中，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在我们认为是科学中心的早期形式中，有一些是在已成立博物馆内所设的专用空间。英国最早的此类展厅之一，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个新型交互式人类生物学展厅。“发射台”（Launchpad）于1986年开展，作为伦敦科学博物馆儿童展厅的继任者，于1978年被首次提出，旨在实现“游客参与理念的一次重大飞跃”。1981年，工作人员在安大略科学中心拜访了他们的前同事威廉·奥戴后，该计划开始被推进。同年，默西塞德郡博物馆（Merseyside County Museum）短暂的“技术试验台”（Technology Testbed）开展；1988年，名为“X体验！”（Xperiment！）的展览在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举办；同是1988年，在伯明翰科学与工业博物馆（Birmingham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举办了由数学高手卡罗尔·沃德曼主持开幕式的“科学之光”（Light on Science）展览。苏格兰皇家博物馆为这一时期的年轻游客设立了一个探索中心（Discovery Centre），事实证明它“对成年人和儿童、临时访客和学校班级同样有吸引力”。在美国，科学与探索中心协会（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Discovery Centers）也包括富兰克林研究所、芝加哥和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等老馆，它们是亲身体验式展览的先驱。它们具有科学中心的所有特征：旨在帮助年轻游客提出问题，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但它们是被嵌入传统博物馆中的。尽管其支持者将它们与以收藏品为基础的机构区分开来，但科学中心运动的许多最突出的例子都表明，其实是它们鸠占鹊巢。科学藏品仍在继续服务于它们的功能。
有历史的藏品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新一代展厅空间，新一代专业人士正在将科学藏品幕后的历史用途揭开，以与上文概述的发展趋势相同步。宏伟的新建筑讲述着博物馆的历史：要了解藏品的功能，我们需要了解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不仅是在展览中，而且是在学术上。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策展人的热情对藏品的影响。物质文化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的故事。
要找到文物领域悄然复兴的根源，我们需要再回溯20年，重新关注“二战”后人们对历史重新燃起的兴趣。将继续担任工艺博物馆首席策展人的莫里斯·道马斯（Maurice Daumas）撰写了第一篇关于科学仪器历史的分析，他将学术的严谨性引入展览和研究中。与此同时，另一位科学史学家弗兰克·谢伍德·泰勒（Frank Sherwood Taylor）在牛津担任了科学史博物馆馆长。他曾是一名化学家，他的灵感来自“一战”时他在帕斯尚尔战役中受伤的经历。随后，他继续担任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尽管很不开心），在他的任期内，他培养了年轻的弗兰克·格林纳韦（Frank Greenaway），格林纳韦作为化学的守护者，将在自己的写作和展览中继续强调历史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文学科的发展，格林纳韦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策展人中的一员，他们与越来越多在大学任职的科学史学家一起工作。德意志博物馆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沿，与大学共同建立了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机构。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撰写了以深奥历史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许多历史仪器在以文物为重点的新展厅中展出或重新展出，如1964年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化学展厅在20世纪70年代重焕生机。在华盛顿特区，训练有素的技术史学家加入自学成才的策展人行列中，成为现在美国历史与技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著名的藏书家、钟表师和仪器学者西尔维奥·贝迪尼（Silvio Bedini），他担任副馆长，并多次担任代理馆长。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成员包括工程历史学家奥托·迈尔（Otto Mayr，后来领导德意志博物馆）。在担任馆长期间，工程历史学家罗伯特·马尔特霍夫（Robert Multhauf）主编了科学史杂志《Isis》，并坚持让员工出版学术性的历史著作。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历史与技术博物馆是美国技术史研究的主要中心。
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历史教育背景的策展人中有许多女性，包括华盛顿的黛博拉·简·沃纳（Deborah Jean Warner，图11）和爱丁堡的艾利森·莫里森–洛（Alison Morrison-Low）。她们是收藏界的新浪潮中专业策展人和其他博物馆专业人士的一员。莫里森–洛在 1986年一个关于历史仪器的新展厅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展厅里面有2000多种仪器，从12世纪的星盘（图 12）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岩石学显微镜，应有尽有。此时，新成立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集团的负责人是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他曾在苏格兰皇家博物馆作为初级科学策展人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过渡时期，他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待了10年，并与格林纳韦一起在那里的化学展厅工作。安德森仍然是一位满腔热忱的科学史学家，他将自己的馆长职责与主持国际性的科学仪器委员会结合在一起。
在较新的机构中可以找到这种业内的努力：巴黎科学与工业城设有一个科学史研究中心。类似的发展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也很显著，随着越来越接近繁忙的当下，我们将缩小关注的焦点以更清晰地了解其发展。在英国，科学史在新的英国国立科学与工业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的保护下得以延续，工业遗产与像“发射台”之类的互动体验也随之发展。馆长尼尔·科森（Neil Cossons）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组，成立了全新的研究和信息服务部门。这个部门最初由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领导，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史学家，曾在巴黎科学与工业城指导历史研究。福克斯的目标是促进学术出版，但博物馆中新一代（或是较新一代）的科学史学家表达了他们的兴趣点不仅在于出版物和展览，当然，更在于收藏。
对于古董仪器的交易日益增多，策展人还对刚刚过时不久的科学设备（图 13）进行了“抢救”收集，包括大型计算机及核电站的控制面板。然而，尽管拍卖室和实验室之间的跳跃极大地推动了科学藏品的发展，但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科学藏品的最大的收集活动都使前两者相形见绌。制药巨头亨利·威康（Henry Wellcome）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的私人藏品，包括购买医学史相关的物件，并且贪婪地（不加辨别地）积累考古学和民族学方面的器物。就财富、影响力和收藏冲动而言，在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只有实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可与威康匹敌。福特收集了大量的美国技术类藏品，如同一本巨大的“生动的教科书”。虽然福特的藏品仍保留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中，但在威康去世（1936年）后的30年里，人们才完成对他已经遍布多家博物馆和仓库的藏品的挑选、整理，并讨论它们的命运。1978年至1983年，这些藏品最终在我所知的唯一一次以吨为单位的藏品交易过程中分散了。对医学史很感兴趣的弗兰克·格林纳韦认为伦敦科学博物馆可能是其中一部分的好去处。尽管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藏品，但非常特别的医学藏品部分仍然包含了超过10万件器物。当伦敦科学博物馆从威康信托基金会获得“永久租借许可”而接收它们后，其馆藏数量增加了一倍，最终形成了两个大展厅。这些伟大的藏品证明了收藏家的奇思妙想，以及接收它们的策展人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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