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黄国信、温春来、杨培娜、叶锦花、陈肖寒
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今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在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有着与中原——传统国家核心地区——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明清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开发的深入，沿海地区的社会在与国家的统合中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就出现了以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地域所划分出来的人群。然而，关于人群的划分，某种程度上多少是我们脑海中主动做出的、无须经过验证的“想象”。因为有些事物虽然表面上客观存在，但事实上可能出自虚构。比如，“我们”在讨论和“他们”领地的界限、身份的边界时，往往不需要得到“他们”的确认，只要在“我们”的头脑中做出这一区分就够了，“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区域社会本身无足轻重，而我们对区域社会的知识就是区域社会？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在场，恰恰是由于区域社会本身的缺席？鸣沙嘉年华第二场活动的主题是“活着——明清沿海人群生活中的热闹与平静”，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类人的日常生活为例，探索这里人群分类的依据、他们的自我表达，进而讨论区域社会史书写的理论和意义。参与本场讨论的有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温春来教授、厦门大学张侃教授，以及北师大珠海校区叶锦花教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陈肖寒主持。本文系活动的文字稿。
▲活动现场
陈肖寒：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其实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词语。第一个词语叫做人群，就是明清沿海人群。怎么来划分人群，谁和谁是一拨人？始终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最重要的一点，人群的划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是客观的，但其实是虚构的。同时，人群是流动的，也是跨界的。一个人的身份虽然是外部强加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按照符号学上的说法叫“能指”，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不代表它是唯一的。其实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他的身份有可能在几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几种不同的定义下，在不停地转换；第二，我们要把一个人要按标准严格地划分出来，在绝大多数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们人的身份、活动，总会重叠，总是会有交叉。第二个词语是生活，明清沿海地区人群的生活。那么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从政治学上来讲是安全，那么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利益，因为人都是趋利的。今天邀请的几位老师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请张侃老师来第一个发言，来讲讲他对题目的理解，还有一些研究的心得。张侃：我对沿海人群产生兴趣是具体的实践过程。我来自于温州永嘉场。永嘉场即明清时期温州府永嘉县盐场。由地名即可知，我的人生与盐场有天然的联系。不过，从小不清楚自己的海洋身份和盐场特点。到厦门大学求学工作之后，厦门是个海岛，海洋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我由浙而闽，感受不同海域的文化差异，在生活中也寻找海洋性饮食起居、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的区分和认知。当然，将认知转化为学理要有历史机缘。2003年，我参加了历史人类学第一期研习班，后来赴蔚县开展田野考察。在此过程中与科大卫老师的交谈讨论，对我后续的学术认识影响较多。当时，科老师得知我来自温州，并且与张璁同一家族，很感兴趣。科老师以大礼议为讨论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结构变迁，而张璁与霍韬、方献夫关系密切，同为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的核心人物，特别希望观察大礼议与温州滨海地域关系，于是鼓励我开展相关研究。
2005年我和吴滔、谢湜一起组织了江南的田野考察活动，地点之一就是温州永嘉场。参加的有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赵世瑜、刘志伟、郑振满、程美宝老师等，后来鲁西奇老师也参加了。我带着他们看祠堂、读族谱、走访乡老。在此过程中，我慢慢有了点感觉，慢慢了解明代中叶的王朝政治根基在于民间，思想意识结构与沿海地域历史进程有着极为密切关系。此后，我带着学生或协同学友一起开展闽浙沿海的山地、平原和海岛的多次田野考察，在市镇、港口、卫所、盐场收集历史文献，观察民间风俗，参与地方仪式，从田野和文献的互读中理解沿海人群的日常生活或生计，以及他们的活态历史。正是借助这些学术实践，我对沿海地域人群的流行性和能动性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理解。与此同时，围绕着永嘉场也写了几篇论文。黄国信老师团队围绕着盐场、盐业、盐区、盐民等问题展开研究，多年来是我的学习对象。他们的论著帮助我理解永嘉盐的历史过程很重要。他们将我的视野拉长拓宽，将地方性资料从支离破碎的状态整合到更大的区域比较研究中来。另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传统历史以中央看地方，或大陆看海洋居多，这种视野容易忽视海洋对陆地的能动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杨国桢老师主张海洋史研究，不仅主张海陆统筹，而且提倡跳到海里去看沿海社会，我觉得这对理解海洋人群和生活很重要。比如，陆地社会体制或者王朝国家研究沿海人群：往往会追求什么时候设置行政机构？什么时候设立军事管辖？什么时候进行编户齐民？……但是，如果跳到海里看沿海人群，就发现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要素不是最重要的。海洋人群的流动性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制度和社会。明清时期厦门港船民/渔民可以随着季风、洋流而转换身份，可以随着渔汛而成为东海渔场的特殊技能移民。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知也是富有弹性，可以受王朝感召而入籍，也会沿着海岸线南下，成为被斥之为“化外”之民的社会群体。其实，西南边陲、西北戈壁、内陆山地边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珠江三角洲都有这样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沿海社会制度、沿海人群生活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大一统和核心化的历史书写把他们边缘化了。其实，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考察，边缘性人群对历史的动力作用也许更为重要。陈肖寒：温老师原来一直关注明清时期，特别是宋以后有关贵州的民族问题。现在他的新课题是有关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请温老师来分享一下。温春来：几位老师要么是海边、盐场长大的，要么就是研究盐的，都是跟海洋打了好几十年的交道。而我是一个山里人，一直在贵州的大山里生活，上了大学跑到广州来，才有机会看到大海。我的研究一直都以西南民族为对象，跟山有关。现在研究矿其实也主要在山里，所以，我是完全不懂海。我们过去讲的中国，主要是一个陆地中国，加上海洋的维度之后，认识的中国与过去主流认识的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肖寒讲我们做历史的不可能穿越回去检查，前人留下来的东西永远是文献，或者是实物，史学研究者就只能通过这些间接的东西去研究过去，所以我们历史学的研究是间接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历史学，整个人类的认识，对世界的认知都主要是间接的。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不是研究自己的生命史，而是研究一个很广阔的社会、广阔的地域，他的观察必定是间接的。这个看法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大师马克·布洛赫就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是军队的主帅，你要让下面的人汇报战场的情况，是你亲自去观察的吗？不是，是你手下的人给你汇报。再比如，经济学家利用经济数据研究，那些数据是经济学家亲自去统计的吗？当然不是。坦率讲，这些数据很可能是错误的，跟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上的数据性质很相似，经济学家去一个一个核实了吗？他没这个条件也没这个时间去核实，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连去核实的意识都没有。所以他们同历史学家一样，都是透过他人提供的资料去间接做研究，跟我们研究过去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所以间接认识是必然的。肖寒老师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对人群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划分人群，那这个划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吗？还是说是研究者自己界定的？这些界定符合当事人自己的看法吗？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事人的看法是五花八门的，并不统一。我们跳到一个更哲学的层面来看，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类认识的又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我们认识世界一定是用语言和概念，一旦你用了语言、概念，你就一定改变了世界，世界本来是这样的，你用语言去认识它，用概念去认识它，你就改变了它。要么你不认识它，一旦认识它，你一定就改变了它。比如说我桌上摆了一个瓶子，我用概念叫瓶子，你们许多人面前也摆了瓶子，这些瓶子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们关注这些无限的差异，世界就是一团混沌不可认知的，我们为了认知这个一团混沌的世界，发明了一个概念叫瓶子，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东西都统一叫瓶子，其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瓶子。我们发明了概念之后，就会把世界上很复杂的一团混沌不可认知的东西简化了，于是就可以认知了，你一旦认知了它，你就简化了它。简化了，不再复杂了，就可以被认知了。这就是我们人类认知的性质。我们认识社会也必然要做简化，你自然就用了无数的词、无数的概念、无数的划分，例如阶级、民族、族群、绅士、宗族等等。有了基于哲学的认识理念，我们再来看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怎么发生的。所有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一个简化的结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要对其简化，首先得有一个概念叫统一，有一个概念叫国家，这就是简化。那以前的人对中国历史做叙述和认知的时候会讲什么？他们的整个目光聚焦在哪里？他们是聚焦在中国的陆地部分，他们把海洋简化掉了。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坐井观天，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最本质的一个部分，所以他的目光就聚集在这里，所以他们描述中国一定是一个大陆的中国，好像缺乏海洋出现的中国。这就是一个高度概括和简化的结果。问题是，一旦高度概括和简化必然会带来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这个是本质的，其他部分我不重要，就被我简化掉了。但是你未必这么认为，我简化掉的部分，可能你认为很重要，甚至那是你认为是本质的部分。你就发现，对同一个事物，我抓住它不同的部分，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认识给我们呈现了事物的不同面相，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的丰富、复杂、多元。回到刚才的话题，简化掉海洋的面相，你认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不能说你错，你肯定有你的根据。问题是学术总是要不断超越、不断发展的。超越和发展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学术本身的动力，当你用一个视角看某个对象看久了，必然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你会发现这个视角简化、遮蔽了很多东西，就想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发现那些被简化掉的部分其实很有价值。当你一直讲中国是大陆国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想，难道它没有海洋吗？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被前人忽略了吧？这是一个好学者的思维本能。你只要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与正常审美趣味，受过学术训练后，你自然而然就会这么想问题的。还有一个动力就是现实的需要，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海洋了嘛，而且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从晚清以后，是从海洋上来的。接下来讲经验的层面，就是历史上的海洋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两位老师也讲到了，即海洋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所以说我们一旦想到海洋属性，很容易就消解掉一些僵化的地理区域概念，如国家。沿海人群是流动的，其实区域的流动，本质上就是人的流动。所以我听陈老师说闽南话涵盖一个很广阔的范围，从福建一直往南到潮州，一直到海南，这么大的沿海范围内，大家的语言居然有共通之处。这就说明这些人是流动的。其次，我想谈谈国家对海洋的管理以及海洋人群的应对。传统时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有一种观念，认为静止的东西比较好管理，流动的东西不好管理。在明代，朱元璋就试图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不要流动了，不只是在地理空间上不要流动，甚至在身份上也不要流动。你是农民就世世代代当农民，灶户就世世代代当灶户。但沿海的人群，他们天然是流动的，自然而然与国家制度之间有很多不适。站在国家的角度，就很容易持一种歧视性的、警惕性的眼光去看他们，认为他们是野蛮的、化外的，不好管理的，就想方设法把他们固定化。但沿海人群却想出了好多办法应对这套僵化制度，就有像锦花老师讲的那些复杂的沿海人群的情况。第三，我讲一个自己的沿海体验以及我们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带着学术目的去跑沿海就是去淮南的盐场，江苏东台。这是我们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在广东财经大学当老师的徐靖捷研究的地方，她带着我和黄国信老师还有其他几位学生一起去了东台。我们到了东台，先是在宾馆读历史文献，一下子就觉得很惊讶，史料上动不动说盐场距海180里，距海200里。或者说盐场东西180里、100里。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要回到实际的生活场景里去设想。大家想想，作为一个产盐工人，我工作的盐场是不是应该靠近海？如果海离场100里、200里了，还要把海水引进来煎盐，这怎么可能呢？成本太大了！所以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有了矛盾就要解决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所谓“海距场180里”指的是那个盐场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实际煎盐的地方。但是接着就有新的问题产生，盐场的管理机构，本来就是为了去管理沿海的人，那距离那么远，如何管理呢？当时在宾馆读材料时，我们根据宋代、明初、清代对盐场的介绍，推断海岸线在东移。你们可能会说，那么煎盐的人难道会停在原来的地方吗？对，海岸线往东移，他们顺着盐场往东走靠近海去煎盐，但盐场的管理机构大体上在原来的位置，没变，为什么？因为过去为了防海潮，在这里修了一个堤，官府机构一定是用堤保护起来的，这条堤叫范公堤。这官府机构没有变，但煎盐的人就往东迁了。那天晚上我们读了材料就想出了这些。所以所谓海距场100里，指的是官方机构而不是煎盐的场所。这是我们读文献读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们去做田野，先去了那条堤，“海距本场80里”，很清楚就是指那条堤了，明清盐场官府机构也在这上面。而海岸线现在也还在往东移，受访人指着一些地方告诉我们，这里以前还不是陆地，还是海。总之，田野印证了我们的想法。田野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印证，还有更丰富更重要的东西。到了那个堤上面，我们惊讶地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你可以看到明清的街道还遗留在那里，两旁有很多商铺、有商业街，还有很多高大的门楼。这个地方也出了很多读书人，比如说王阳明非常有名的弟子王艮就是灶户，从小生活在堤上的。你站在那个堤上，你不会晓得这里是一个盐的世界，我们去问堤上生活的这些人，你们爷爷煎盐吗？他们说不煎，那你听说你们祖祖辈辈谁煎盐吗？不煎，都是种地的。虽然他们生活在盐场，但是他们不是煎盐的。他们祖上是灶户身份，但是不煎盐，不要被文献欺骗，认为灶户就一定以煎盐为业，他们可能是种地的。我们就想那煎盐的人去哪里了呢？我们决定往东走，继续问问田野里遇到的老人家。我们第二天往东走，在堤跟海之间的中间地带遇到一些人。跟堤上的世界不同，这里村落里面没有很好的房子，没有繁华的商业街道，一看就比较贫困，这些人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读书人，后来问这些人煎不煎盐，他们也不煎。再问那你知道谁煎盐吗？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他的外婆家是煎盐的，然后我们问他外婆家在哪里？他说东面，海那边。看到这里，其实我们马上就明白这些人的身份了。问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逃荒来的。田野与文献结合让我们马上就明白盐场的世界，一帮生活在堤上的人是做农业的、不煎盐的，他们相对来讲比较富裕，有权势，但他们是灶户，以灶户的身份在官府那里登记煎盐，占了不少地，包括能耕种的土地和不能耕种但可以提供燃料的荡地；往东面有一批人没有地可耕，因为中间部分很多就是盐碱地，这些人并不生活在海边，也不煎盐，他们是祖上逃荒跑到这里来的。这些人很可怜，又不煎盐，又没耕地。那天我们就猜，再往东面走，可能就会遇到煎盐的了。那天晚上我跟黄老师先回了广州，建议学生继续往东面看，可能有煎盐的。第二天、第三天学生们就告诉我们，在东面靠近海边村落做访谈，果然他们祖上是煎盐的。所以，盐场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最富贵的住在堤上，不煎盐、只搞农业，他们读书，考科举，当然这里的人也有佃耕的。然后最东边的那些人煎盐，他们可能是受雇佣的。中间的盐碱地带就生活着一批逃荒人，是最穷困的一批人。我们看到了东台盐场的三个层次。如果我们只是坐在书斋里面，一定发现不了。我们通过田野访谈，看实际的环境变迁，再跟历史文献相结合，就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这是你读任何文献不可能读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日本、美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的盐，但没有一个学者发现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去做田野，所以他们没有发现。从这里我们看见，将文献、现场、口述、环境结合，会得到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富有立体感的历史。当然我也承认，这同样是我们历史学者对世界概括与抽象简化的结果，不过比起过去的那种单一的视角要更加复杂了，更加有助于我们来认识这个社会、认识社会的人。
陈肖寒：张老师和温老师的发言都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流动。沿海的人群是在不断流动。黄老师和叶老师都是专门研究沿海地区，尤其是盐的问题，就请具体来谈一谈盐的问题。黄国信：我就讲讲我们为什么会做海边生产盐的这些人群的研究，以及我们做这个研究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至于我们的研究结论，交给锦花老师讲。我在书的后记里讲得很清楚，这本书是四个人写的。实际上，作者主要就他们三个，我写的是前言跟结论。本来我是山里人，应该回到我家乡去做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内容就跟我家乡有关。但是做学术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每个学者都希望对某些研究有所推动。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做海洋史，对海洋人群的研究也很多，但他们不大关心产盐的那群人。我当时在做盐的研究，那你们不做，我来做吧。所以，我们就跑到滨海地区，我们不研究疍户、渔民和远洋航海的人群，我们研究产盐的人群。这群人，国家制度里叫做灶户，当然产盐的人不一定是灶户，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想象的那些海边灶户是制度上规定的。明初，朱元璋编户齐民，把一批人登记为民户，把一批人登记为军户，再把另一批人登记为灶户。但是，这个灶户跟我们在滨海地区了解到的灶户差别很大。温老师刚刚说，两淮盐场，住在范公堤两岸的那些人，他们身份可能是灶户，但是他们根本不产盐，住在海边产盐的那些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可能是盗匪，也可能是商人，还有可能是士大夫，但他们在产盐或者组织别人产盐。所以，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史书里边写的、我们坐在教室里边听到的、在图书馆看的东西，跟实际生活中间的历史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灶户研究。结果呢，我们发现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区域从原来华南学者做的珠江三角洲和莆田平原以及华北，延伸到一个大家以前不做的、海边生产盐的人群里面去了。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煮海成聚》一开始就讲，我们是从民间文献出发去研究滨海人群，其实这是结项成果的写法，文题对应，所以结论也是讲民间文献跟盐场研究的关系。实际上，我们进行盐场滨海人群的研究时，民间文献只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大部分内容是我们在滨海地区的调查，没有这些调查，那些民间文献我们读不懂的。民间文献很难读，当然，正史也难读。但是正史你还可以查词典，民间文献查词典都查不到。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去做调查，做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民间文献，也关心当地的口述资料，通过文献与口述的结合，理解当地的环境变迁、当地的人群和组织、他们的经济生活形态、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整个历史的变迁，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放进我们的整个视野里面。我们得出的经验是，我们要做一个地方的历史，调查的视野要广。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后，怎么解释沿海这些人群，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如何活着，并最终解释他们的历史呢？最后，我们发现有几个很关键的东西。第一，国家。虽说沿海的人群是流动的人群，国家很难控制他们。但生产盐的这一批人，他们的流动性比那些海上漂的人群相对小一点，国家还是努力想控制这些人。近代化以前，中国历史的核心之一就是国家对人群的控制，以及人群怎么应对国家的控制。所以我们到滨海的人群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国家怎么控制这些人，他们又怎么用国家的制度来寻找自己最大的利益。比如，在明初的时候，国家严格把他们控制起来，要把他们身份固定为灶户。但他们会努力做自己的选择，让家族成员具有不同的身份，最好民户、军户和灶户三种身份都有，这样可以根据他们的利益诉求和需要来配置或转换，比如一个家族三种户籍齐备，或者不同时候选择不同户籍。这些人在沿海生产生活的时候，会利用他们的优势进行经营。比如说明朝初年，灶户被要求交纳实物盐作为贡赋，到明中叶商业繁荣、大量白银进来之后，国家改变盐课征收内容，让灶户从交实物盐变成交白银。结果是，国家对这些人群的控制也不那么重视，因为只要找到人交白银就行，至于你本来是产盐的人，还是去做生意赚到钱，反正交白银给国家就可以了。所以灶户就开始从事多种行业的经营，比如对外贸易、比如土地经营等等。这里的故事说明，整个中国古代，理解国家与社会的钥匙，还是国家的制度以及民众的应对。抓住了这两个东西，大概就比较能够理解古代的国家跟社会。第二个，环境的变迁。环境的变迁对沿海产盐的人群影响非常大，产盐的地方环境都变掉了，灶户住在范公堤上，跑到200公里外去产盐，当然不可能当天来回。这时灶户如果要去产盐，肯定是在合适的天气与柴草供应的时候去的，所以是季节性的。更多的情况是，灶户跑去产盐的成本可能变得太高，自己就不去产盐了，找人家替他产盐，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可见环境变迁对滨海人群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海岸线变化都很大，锦花老师要讲的福建盐场，海岸线变化就比较小。而长芦盐场，我前两天去南开大学时发现，今天南开大学津南校区，那个地方历史上就是盐场，说明长芦盐场的海岸线变化也比较大。这些变化对盐场人群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所以环境变迁，对我们的研究同样是一个关键要素。第三个，民间自组织。国家在地方上建立盐场，设置官员去管理灶户，但实际上一个盐场有很多灶户，国家只设一个不入流或者正八品的场大使，是没办法真正管得很好的。所以他一定要利用当地的精英，或者叫做权势人群。这些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灶户。场大使利用这些人就可以把灶户管起来。所以国家在管理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当地原来的、民间已有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中的权势人群，我们把这些组织简称为自组织。不过，明朝的这些自组织，也许是元朝组织的遗留，也许是宋朝组织的遗留，但对于明朝、清朝来讲，它就是一个自组织。这也是我们去理解整个灶户和滨海人群在这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关键是商业化。沿海一直跟商业化连接在一起，商业化对沿海人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详细展开了，这方面锦花老师会详细讲。陈肖寒：黄老师讲关于户籍身份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代赋役制度上最重要变化就是货币化，货币化之后，人的身份就不再是某一种固定的身份，他可能名义上是灶户，实际上干别的事情。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民间之间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以前我们经常称之为士绅阶层，说他们在履行一些可能从现代政治学上看属于政府的责任，刚才听黄老师讲沿海产盐的人群，就一下子感受到了。最后我们请叶锦花老师具体谈一谈研究团队最新的一些结论。叶锦花：我来谈谈我的研究以及《煮海成聚》的一些结论。我开始关注沿海人群始于做本科毕业论文，因为特别喜欢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所以找了黄老师指导我写论文。黄老师建议我研究福建盐场。做盐场研究，必然要找出生产盐的人。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生产盐的人叫灶户，于是我看了很多关于灶户的研究，这些研究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们都被王朝国家控制，都必须生产盐，所生产的盐都必须交给国家，没有权利控制产品，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贫困。这是当时的研究成果给我的印象。除了看研究成果，我也开始看明清时期留下的盐法志这一类史料。翻开史料，发现确实有很多关于灶户贫困的描述，但还有其他一些记载，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灶户贫困。那么，明清时期的灶户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当时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历史人类学方法指引之下，我借助当时的福建地图与明清时期的福建盐法志，找到了明清时期福建盐场所在地，并跑去当地田野考察。田野地点一开始是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就是福建漳州诏安，后面又陆续去了漳州漳浦县、晋江市、石狮市等地方，在这些地方都找了一些材料，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最好玩的是在晋江和石狮。其实不管在哪里，我都努力寻找曾经的灶户的后代，问当地人：“你们的祖上，比如你们的父亲、爷爷有没有生产盐”这一类问题。在晋江和石狮，很多人告诉我：“有啊，我的父亲、爷爷，他们都是生产盐的。”我很高兴能找到灶户后代，同时又想进一步了解是不是当地所有人都生产盐。由于在田野中我发现当地有很多祠堂，因此我常问问：“那你们族其他房的人也生产盐吗？”一些采访对象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们说：“没有。我爷爷是盐工，我爷爷的兄弟是农民。”这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先前研究及原始文献给我的印象，民户就是民户，灶户就是灶户，军户就是军户，民户、灶户和军户是不同的人群，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国家对他们的管理是非常隔绝的。但上述回答让我意识到一个宗族的不同房派之间，甚至是兄弟之间，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户籍。
田野考察的时候，我一方面找当地人访谈，另一方面搜集民间文献，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运气比较好，我搜集到很多盐场族谱。翻开族谱我就发现，有些家族在族谱中宣称他们的祖先在明初分别登记了灶、民、军等各种不同户籍。可以肯定一个宗族里面有民、灶、军好几种户籍，是明代就有的事情。此外，我当时对灶户还有一个认识，那就是灶户就是生产盐的，盐场地区的经济结构以盐业为主。然而，我在福建看到的是，盐场所在地经济结构很复杂。除了生产盐，还有农垦、海产养殖、手工业，这都是盐场地区人群的生计。在福建，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空间隔绝。田野之后，我认真阅读文献，发现其实明中后期以来就如此，民户、灶户、军户住在一起，他们共同构成沿海人群，一同经营各种产业。田野考察的这些具有冲击性的印象，引发我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盐场如此复杂，盐场人群的户籍、盐场地区的经济和组织是怎样的，为什么到明中后期泉州盐场地区出现多籍宗族。这些思考部分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福建一个盐场的社会变迁。《煮海成聚》这本书的作者除了黄老师和我之外，还有李晓龙、徐靖捷。李晓龙关注的是两广地区的盐场，徐靖捷关注的是两淮盐场，我们几位虽然关注的区域不同，但是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跑田野，时常讨论。我们讨论过后，对明清时期盐场地区的变迁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就是我们都认为盐场的秩序、盐场的社会组织由两股力量合力形成。一股力量是国家，为什么？因为盐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很重视管理盐，很早就设置了机构管理，所以国家的管理、国家的力量一直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盐场人群。盐场人群也很重视盐，生产食盐是他们的生计方式之一，也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盐场人群会在国家管理的框架之下，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选择，做事情。国家跟盐场人群之间的合力形塑盐场的组织、秩序。二者之间合力的变化，也促进盐场组织、秩序的变动。盐场人群根据自身利益选择突破制度规定，还充分体现在改进制盐技术上。海边制盐一开始都采用煎盐法，煎盐法需要比较高的成本，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后来在国家管控稍微弱一点的地方，比如福建、广东地区，从明初开始就逐渐改煎为晒，两淮地区改得晚一点，它受到国家的管控比较强。总之，盐场人群在国家的管控之下，会根据自身利益加以选择，设法经营，而他们的选择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会影响到国家。国家设置盐官管理盐场的主要目的是征收盐课，明初国家征收本色盐课，然而，随着灶户活动的开展，有些盐场收不到盐，有些收了以后食盐积压盐仓。食盐积压盐仓与开中法的运作有关，这里就不展开。这里要指出的是，盐课积压盐仓，就发挥不了财政作用，影响国家利益，也影响盐官的考核。因此，盐官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最后，在灶户跟官员的互动下，开始将盐课改折，原本灶户缴纳盐课就是缴纳食盐，折米后则交米，折银后则交白银。盐课改折以后，场官管理的重点发生变化。原本盐场官员管盐场的重点是控制灶户，让他们生产盐，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盐。盐课改折后就不再把灶户控制在盐场上，不再要求他们生产盐了，因为即便这样做，灶户没有米粮、白银，也无法完成盐课任务。因此，盐课改折以后，场官管理盐场的重点转向了米粮、白银的征收，而放松对灶户的人身控制，也关心食盐的生产。盐场管理模式转变对灶户的影响比较大，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在制度上不产盐就能够完成盐课任务，活动空间更大。灶户的活动空间包括多个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们除了生产盐，还进行海产养殖。比如，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种蛏子、养蚝。另外，盐场人群垦殖濒海滩涂，大规模种植经济植物，包括龙眼、荔枝、橘子。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其实明初就有，但中后期更频繁。盐场人群很多经商，海上贸易是其中重要的构成。海上贸易其实跟盐有点关系。明初推行海禁政策，规定片甲不得下海。但为什么沿海地区一直有船只下海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部分海盐的运输需要走海路。明代在滨海地区生产的海盐一般都运往山区销售。运盐一般先从盐场下海，海运到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再河运到山区。所以海盐的运销有一段是海运，洪武年间就有官员上奏朱元璋说国家要求片甲不得下海，但是盐商运盐需要走海路，怎么办？朱元璋说，我们禁的是私人船只，运官盐的船只不在禁止范围内。所以，从明初开始官盐运销就给海禁打开一个缺口。盐课改折后，福建食盐由灶户自产自销。于是，灶户借着运销食盐的名义下海，实际上船上装其他货物官员管不了，出海以后，船只是航行至另外一个港口，还是直接出海通番，也很难管。所以盐场人群的海上活动非常频繁。明朝国家推行海禁政策，没有为海上航行提供安全，所以民间海上航行一般都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般情况下，他们经商，但是遇到危险，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他们就成为海盗。至嘉靖、万历年间，国家加强打击倭寇，又发现盐场人群习水性、懂架船，而且有船，是很好的抵抗倭寇的人选，于是，灶户又被组织起来，成为抗倭的“灶勇”。可见，盐场人群的身份一直在变，他们可以是在盐场上生产盐的人，也可以是食盐的运销者，他们从事很多经济活动，是海商，也是海盗，又在某些时候成为抵抗倭盗的主力。灶户的多种经营，特别是经商，促进盐场地区财富积累。富有的灶户开始培养子弟读书，考取科举功名。因此，明中后期盐场地区的文风特别好，江浙地区、福建地区的科举特别成功，取得科举功名的人特别多，取得科举功名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灶籍。与嘉靖年间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相结合，灶户士绅开始建立盐场宗族，所建立的宗族，在福建往往是多籍宗族。多籍宗族的建立背后是户籍赋役的策略，比较复杂。大概而言，盐场人群为了应对赋役制度，为了减轻赋役负担，同时为了更好控制滨海资源，方便海上贸易，建立宗族，宣称祖先在明初登记了民户、灶户、军户等三种户籍，承担民灶军三种役。宗族成为闽粤盐场地区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沿海人群甚至宗族跟国家讨价还价。以清初迁界为例。史料记载迁界线是距海30里、50里不等，但是在实践层面30里、50里怎么划？实际上，迁界线的划定是执行官员与地方势力互动的结果。在泉州，就有一个宗族，铺锦黄氏，那个宗族有灶籍，他们跟官员商量，把迁界线就划在他们宗族居住地的外围。因此，族谱记载迁界时族人“托处界边”。这是他们利用宗族的力量与国家讨价还价的结果。从国家的管理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灶户管理体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明初国家为更好管理食盐的产运销，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盐政。灶户既被盐场管理，也被州县管辖，属于二元管理体制。随着盐法改革，场官职能不断地简化，不再管食盐生产和运销相关事宜，而仅负责征收白银形式的盐课。灶户觉得既在州县承担赋役，又在盐场交课很麻烦，于是要求改革，一度促成场官的废除，盐课由州县兼征。灶户的管理也由原本的州县、盐场二元管理，演变为由州县一元管理。不过，两淮地区还不太一样，两淮与国家税课关系特别紧密，盐利也特别大。盐课改折后，因为商人进入盐场，通过预付资本等方式控制生产，场官不得不依赖场商管理生产，向灶户收税。总之，明初的灶户有制盐纳课的要求，且被盐场、州县双重管理，而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特别是盐课折银以后，灶户与其他户籍人群之间在职业、赋税、管理上的区别和界限逐渐模糊。当然，户籍名目上的区别仍有用，灶户和其他户籍人群需要缴纳的赋税项目仍有不同。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
本期微信编辑：辛玉
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