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关于启功先生的文章，是我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那时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赓的资料时，积累了一点与《启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相关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动笔，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写。启功先生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老人去世时，新华社通电：“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里五个学问家，一个亲密朋友，六个社会职务，档案所在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写过文章，讲启功先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教授，他有政协常委的头衔，和北师大校长平起平坐。启功先生的这些名誉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般人有其中一个都终身受益。启功先生有很多学问，通晓、精深的学问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无人敢去触摸。几年前北师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讲：“启先生的一些话，对柴先生很不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圈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不好写出来。”言外之意，你柴念东是否可以写写。我想我没有影响力，有护短的嫌疑，还会招来那些“在我心中，只有启功”粉丝们的攻击，因此我想还是不写。但是有些事情不写，就永远地留在大家的惯性思维当中。我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评价启功先生和评价他的文章分开。我不是学者，准确地讲不是“启学”的研究者，启先生的学问会有专门人研究。启功先生的为人，和他接触过的都盛赞不已，我想也一定没有错。我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是将《口述》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部分列举出一些我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我是什么时候初次见到启功先生，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事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赓（我祖父）带我去小乘巷甲21号，这是一个独门独院，大门朝东，一个很小的木门，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间，这就是启功先生的家。我们进南屋，屋子里生着火，一张书桌，大床靠西墙，南墙有几个木书架。柴德赓和启功先生两人长谈，说笑，又是翻书，又是写字，谈论得相当热烈，而我坐在炉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画报，什么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呆了很久。出门往北是南草场胡同，一直走到马相胡同电车站，站牌上淡黄下浅蓝，和电车车身颜色相同，马相胡同站有7路和11路电车可乘。给我很深记忆的是，这里是西直门内大街，那时西直门还有城门，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自西往东开过来一辆7路电车，车前面有7路的车牌，晚上灯箱亮着，下面还有两行字“本车末班，招手上车”，告诉市民现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没有车了，这个车是末班车，只要在路边挥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车（北京公交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11点），不一定在车站等车。柴德赓和我就站在路边等着，挥了一下手，电车果然会停下，我们上去，五站到东官房。这个时间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是因为那天是1964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们等收音机里面的新年钟声“滴滴滴滴嘟”。这是我第一知道“熬夜”这个词，那就是嘟声一响，进入了1965年。等我再去启功先生家，就是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陈璧子之托，请启功先生为柴德赓写一个墓碑。启先生照办了（此碑文墨迹保存至今），写好寄到水碓子的陈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忍着眼泪写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坏，总也算个纪念吧！写了两个样式，请选择，如全不合适，请示下再写。还有什么客气吗？纸特意用薄纸，刻石时可以贴上即刻，不必再钩了过到石上。承十分关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谢字样，只有“心裹分”了！（这是北京土话）弟近时血压高起，却有降下之势，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厉害，不去管它！启功先生的信写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五六月。陈璧子收到启先生所书墓碑后，前往苏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此处插一句：柴德赓1970年去世后，因未“解放”，仍属于“三反分子”，公墓不准安葬，于是将其骨灰安葬于王丽英（陈璧子的学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纪念。1975年夏天陈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苏师院交涉柴德赓的政治结论附带抚恤金问题，请舒芜代写了申诉材料。当时舒芜刚从湖北咸宁干校释放回京，二话不说，写好与陈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陈璧子到苏州也想给柴德赓坟头立碑，下葬五年仍无立碑，这是陈璧子的一个心愿。陈璧子从南方回来后，带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给启功先生送去，面谢写碑之劳。我去的那天，正遇黄苗子在座，启功先生相互介绍，“这是，那是”。黄苗子给启功先生刻了一方图章，启先生很是喜欢，把玩不舍。借此登门机会，我向启功先生请教了书法入门问题，启先生取出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当场让我拿毛笔临写一个“多”字。天呐，这个字太难了，笔画都是斜的，写得歪歪扭扭。启功先生说，说：“回去照着字帖写，一个月后再来交作业。”我只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上过大字课，当时的老师是杨炳吟，特级教师，在北京的中小学里面有特级教师称号的不过42人，小学不过几人，而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两人，一个是柴德赓的同学王启贤，另一个就是杨老师。后来遇到“十年”，所有的学习中断，我的毛笔字水平就是小学描红模子的底子，写了一个月没有敢去交作业。正好陈璧子从南方带回一本《灵飞经》（线装本），临写这本，觉得容易掌握，不料误入歧途。真可惜，耽误一个跟大师入门习字的最佳机会。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读书机会的开始上大学，干校劳动的长辈都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我们家和启功先生的来往渐疏。此时，启功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的迅速补上，且职务增多，如日中天，启功书法，横贯京城，再想求启功先生写字已经难上加难，但启先生给挚友柴德赓家后代还留有面子。举两个例子：1982年北师大80周年校庆，启功先生为校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校庆期间，各届旧生登门问候，顺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师大校办做出规定，登门者一律不可言求墨宝，以保证启功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赓之女）为北师大地理系1958届毕业生，参加校庆活动时，到小红楼6号问安“启伯伯”，当面提出求书法之求。启功先生说：“现在不让写，你明天早上早点来。”第二天柴令文8点就去敲门，启功先生早已写好，地上放了四幅，均无上款，启先生说：“你说，都写给谁吧。”不一会儿写毕，钤印。我得到一幅，上款为：“念东同志留念”。内容：“白日依山，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柴令文请回四张条幅，其余三张上款是：令文、邦衡（柴德赓次子）、金平。
柴君衡（柴德赓三子）未得到启先生的字，他更有高招：“学校不让写，我把启先生请到家里写，校办就管不着了。”乃用车接启功先生到永安里。摆好写字案，准备纸笔，磨好墨，启先生举着笔说：“先写谁的？”柴君衡念道：“耀平（柴德赓长子）、董予舒、柴小青、姜兆春。”启功先生挥笔一就，那天我做了家常菜，留启先生便饭，后送先生回师大。这两件事，说明启功先生对柴家人网开一面，特别关照。柴家第二代是启功先生从出生就看到大学毕业、组织家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启伯伯”身影。因此，他对于柴家人是有求必应，无视学校的那些硬性规定。在柴家，唯一敢和启功先生开玩笑的是柴君衡，两人见面，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是在会议上），都要行旗人抱见礼，并且还要一手垂下，单腿前屈，启先生也是如此认真地回礼，在场的人都会大笑不止。另外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柴君衡去看望启功先生，门口挂一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柴君衡摘下字条，贴在自己前额，推门进去。启功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上去刮启先生的鼻子，他睁开双眼：“小毛（柴君衡的家名）拿下来吧，那是写给别人看的，你例外，快坐。”1986年陈璧子因病去世，1987年柴德赓与陈璧子合葬于八宝山公墓，启功写了墓碑及墓志。1988年柴德赓诞辰80周年，启功为《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写书签及题记。到了九十年代，家里人和启功先生见面机会较少。只有柴邦衡每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会和启先生见面。启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散会后，柴邦衡会登台与之合影。启功总会叹息地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也应当在台上就座。”我最后一次见到启功先生是在刘乃和先生的告别仪式上（1998年）。放眼望去，挽联、挽幛都是“启体”，那时北师大会写“启字”的已经很多。告别仪式开始前，启功先生在第一休息厅。我们进去，一一与启先生握手（这是正式场合）。轮到我的时候，先生问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没有来？”我说：“他在美国，没有回来。”启先生风趣地说：“奥，美国，克林顿不是来了吗？”启功先生是双关语，现在往来美国已经很容易了，不是吗？2000年我也去了美国。2004年听说《启功口述历史》一书面世，很轰动，其中有不少关于柴德赓的叙述。2008年回国后，我买了一本，认真地拜读，对启功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启功先生生活的一面，他甚至到过水碓子，参加陈璧子的告别式，是书法大家，注释过《红楼梦》，是我膜拜的对象，没有想到启功先生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我的好友俞宁教授与启功先生接触最多，在我的同龄人中应该无人能及。我曾跟他说，你可以写启功先生的传记。他说：“启大爷的传记不好写，不如写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跌宕起伏，而启大爷连北京都没有出过。”这个特点，我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启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长，一口旗人特有的京腔，不是那种胡同土话。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声大作，流传深远。治当代学术史和文化艺术者，不是人手一册，也都通读过，也是我这些年常要翻阅的书，放在书架的中央，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我能评论的著作、名篇，要由专门治学术史、文化史的专家学者来做此事。一般的学者都会从《口述》里摘录历史信息，作为取证，以致《口述》成为《启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底本，编《年谱》的同志照方抓药，这样《口述》成为工具书之母。曾有人根据《口述》改写成《史记》文体的“启功传”，有功力，但忘记了，史书的传是需要考证的。《口述》中提及柴德赓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和第四章《我与师大》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做一些商榷、讨论，澄清一些事情。第三章第一节《三进辅仁》第一次出现柴德赓的名字是，启功被张怀从辅仁美术专科教师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时序，应该是1937年夏季，记录于此：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启功此时已经和柴德赓很熟悉。先回顾一下，柴德赓进入辅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柴德赓还是北平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因没有生活来源，需要糊口。陈垣校长偏爱这个浙江籍学生，看他学习刻苦，生活无门，决定适时安排到辅大附中代课。1929年台静农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并兼附中国文课，1931夏，陈垣校长请假回新会，由沈兼士代理校长之职，同时安排台静农当校长秘书，附中的课正好有一个教师的空缺。陈垣校长便安排柴德赓接替台静农的课时，柴德赓代课两年，直到大学毕业。按照《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所列辅大附中《职教员姓名表》，《校史》仅有民国二十四年记录，有张鸿翔、柴德赓、牟传楷。《离校教职员表》台静农离校时间为民二十三年九月；启功离校时间民二十三年九月。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学，再教大学，都要有这个试验阶段。《校史》美术学系主要授课教师中，启功任美术系讲师，讲授课程为山水、书画题跋、书学概论、书法实习。启功先生正式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是1938年，《校史》和启先生1958年自填《教师调查表》记录一致。启功在辅仁的几个时间段，《口述》与《校史》相吻合，即，1933-1934年在辅大附中，1935-1936年在辅仁艺术专科，1938年以后在国文系。1933年7月，柴德赓北平师大毕业，去了安庆一中教中学国文。当年12月25日，感到安庆不是做学问之地，写信给陈垣校长表达待家事处理毕，将皈依师门，跟随“援庵夫子”做学问。陈垣先生十分喜爱这个青年，这通四页纸的信札一直保留（现为我的好友王鹏所得）。因此，启功先生1933年入辅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赓擦肩而过，所以启功一再说，在辅仁最初认识的是牟润孙和台静农。1936年，柴德赓、牟传楷入校本部史学系。按照《口述》所言，1937年陈垣校长通过柴德赓找到启功征求意见，假定事实成立，问题是“正中下怀”，柴德赓有没有可以安插的学生任陈垣校长的秘书？他任教史学系才一年，学生都是一二年级，哪有合适的亲信学生。其实后来成为陈垣校长秘书的是赵光贤，赵光贤1938年考入辅仁历史研究所，兼任校长秘书。柴德赓没有学生可以安插，当然也就不存在“正中下怀”之说。柴德赓的学生成为陈垣校长的秘书是有的，那是刘乃和。刘乃和1943年史学系毕业，她读本科是1939年，柴德赓教过她通史和历史研究法等课。刘先生对柴德赓一直执弟子礼，称“青峰师”，毕恭毕敬；称陈璧子为“师母”，即使后来她成为陈校长的秘书，成为陈门最后的入门弟子，也没有改口称谓。还有一个疑点，既然陈垣校长很器重柴德赓，按照刘乃和说的，师弟二人可以搬小马扎在书房里讨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在“胡同”里现场翻书，印证。刘家和也讲过：“能和老校长面对面谈学问，只有柴先生有这样的待遇，在老校长的众多弟子中，没有二人。”从以上两个旁证说明，柴德赓不需要通过安插卧底来获悉陈垣校长的情况，掌握动态。如果说《口述》中所指，柴德赓想安插他的内线是刘乃和，未免有些时间对不上。刘乃和1947年历史研究所毕业，与郭预衡同班，二人在廊坊头条设宴谢师，柴德赓得到请柬一张，想必赴席。刘乃和研究所毕业后，担任陈垣校长秘书，后来柴德赓离开北京，通过刘乃和获悉老师的起居倒是有的，那是《口述》中的“安插”之后20年的事情。至于柴德赓是否问过启功先生，陈垣校是否问过启功先生，即使此事为真，不存在“正中下怀”和“安排一个人”的问题。1945年光复后，在刘乃和没有担任陈垣校长的秘书前，周祖谟也当过陈校长的秘书。启功先生两次离开辅仁，空档都是一年时间，这期间启先生一直在辅仁的教师朋友圈里活动，彼此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不应有猜忌和小动作。第三章第三节《辅仁逸事》中有一段关于“陈门四翰林”的叙述如下：当时文学院的年轻教师有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周祖谟等。这些人年龄差不多，至多不到十岁，之间可谓“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中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余逊比我大七岁、柴德赓比我大四岁，周祖谟比我小两岁。（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0-111页）关于这段，前面都没有问题，关键是“陈门四翰林”的排序之上。启功先生提到：“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3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过周士琦（周公子）的文章《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如下记述：旧京的辅仁大学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本世纪40年代在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他们是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四位先生。当时的校长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家中的三大间南房为书房兼客厅，而四位先生常常一同造访陈府，向陈先生问学，于是乎时人称之为“南书房行走”，有“四翰林”之美称。这源于清廷掌故，清宫之内有翰林院，饱学之士得以入选为翰林，于御前供奉者即称“南书房行走”，清帝于南书房与他们纵谈经史。柴、余、周、启四位先生为陈先生南书房之座上客，故有“四翰林”之称。周士琦没有写这篇文章前，在北京学者圈里，知道此事或者念叨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北京晚报》一登，有好事者会向启功先生求证，于是有了启先生的不满，他的不满情绪是梁山泊谁排第一把交椅问题。四翰林之排序，在下是按传统礼节，逝者为大排序的，当时前三位均已仙逝，故按辞世年代之先后为序，拙文中己写有先后辞世字样，即为明证。1999年写此文时唯启老伯健在！当然放于最后，因为逝者为大！回信很清楚，排序是按照先死者为大，柴德赓（1970），余逊（1974），周祖谟（1995），当时启功先生还健在，所以列第四。我想周士琦如果现在再写文章会考虑重新排序。其实，关于“陈门四翰林”的排序问题，陈垣校长有定论。
1965年陈垣校长将收藏的汪中《临圣教序》手卷命启功、柴德赓、周祖谟各写一篇跋文，当时余逊因患中风，不能握管书写，因此只有三人交老师作业，后由刘乃和代陈垣校长书题：昔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阙余，盖余逊让之也。有学者看后，认为老校长用词讲究，“盖余逊让之也”为双关语，可断句为：“盖余逊，让之也”，即“余”谦逊，没有写，礼让了。如直接读成“余逊让之”也可，让之是余逊的表字。现在，这件文物由首都博物馆收藏。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心目中有排序，启功先生应该知道，可能忘却。柴德赓在“十年”期间的材料中有过关于“陈门四翰林”交代，大概是最早落在笔端的此类文字。1936年秋，我进辅仁大学教书，当时余嘉锡是国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国文课是校长陈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遜在历史系教课，也兼普通国文，我和余家父子见面就多起来。在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新生数量增加，启功、周祖谟（现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来教普通国文，我和余、启、周都常和陈垣见面，沈兼士开玩笑地说我们四人是“四翰林”。关于“陈门四翰林”的称谓及次序以上几个文献能充分说明，因此启功先生不满意的地方不应存在，我估计启功先生没有看《北京晚报》，是听差了，传话者有点害人不浅。柴德赓为人很乖巧，所以当我们淘气时，他总提醒我们千万别让老师知道。他对陈校长很尊重、很崇拜，也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由于他能得到陈校长的信任，所以陈校长经常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情况和最新心得告诉他，他也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介绍陈校长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他是校长的功臣。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得到平反而过于激动，不幸死亡。（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4-115页）这一段是对柴德赓人品的评价，“乖巧”即听话，并没有多大问题。1952年思想改造人人过关检查，陈垣校长也不例外。柴德赓保存的检查中有一篇《我和陈校长的关系》，站在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来看封建主义的师生关系。解放后，教育是党的，不再是封建的师徒关系。柴德赓作为一个跟随陈垣校长的学生，能二十多年（指做检查时）矢志不移，是很少有的。一般大学或研究所毕业，出去另闯天地，自立门户，而柴德赓始终把自己的学问放在陈垣校长学术之下，并且是“陈垣学”研究的开创者。如果说“工于心计”也对，他认准这个方向。翻开柴德赓的所有学术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从老师那里引申出来的。1945年始，张星烺患中风，造成偏瘫，史学系缺教授。柴德赓1946年8月回辅仁，任史学系教授，同年提升的还有余逊。史学系是陈垣校长的自留地，亲自参与教学安排，到1949年4月委任柴德赓为代理主任。1949年陈正飞从国家新闻署调入辅仁大学，他是记者出身，去过延安，采访过朱德，有红色春秋。当时全国都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转变运动，有组织地安排对教师的批评、批判。史学系学生提出要换系主任问题，学生一边倒地支持陈正飞。陈垣校长得知此事后，当然支持柴德赓继续担任系主任，说：“陈正飞一篇文章都没有，怎么能做主任。”一下子把学生压下去了。至于《口述》说学生发起会议，那是不可能的，学生是会议的参加者，发起的是谁，即使不说大家也都了解是谁组织的。柴德赓没有被排挤出辅仁。1952年思想改造期间，陈正飞做了检查，说他根本没有要争当系主任。而在批判柴德赓的时候，罪状之一就是“争系主任”。柴德赓系主任的位子是坐稳的，直到1952年院校调整时，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两边都有历史系，合并后的历史系主任还是柴德赓。从这看，《口述》在叙述上有些时空错乱。至于柴德赓去苏州，任教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那是1955年的事情，是另外一个故事。至少，柴德赓在北师大当历史系主任三年整。第四章第三节《“文革”时期》还有一段关于柴德赓的描述。苏州的外调人员到北师大找启功先生，要求交代柴德赓与胡适的关系，都进行了哪些罪恶活动。在柴德赓的交代材料里，有一份《关于听胡适报告》，那时启功先生已经“归队”，而柴德赓尚未“解放”。后来：不久听说柴德赓在苏州也被宣布“解放”了，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但真是物极必反、喜极而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柴德赓在得到平反消息的第二天竟突然死亡了。原来，头天晚上他太激动、太兴奋，和前来向他宣布归队消息的人彻夜长谈，内容可想而知，必定都是些表白、感激的话，勾起他种种往事，竟一夜未眠，当时他正在干校劳动，第二天他不但没休息，反而激动地亲自打着红旗下地劳动，路上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只不过被恢复到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竟如此的激动，只能说明在被剥夺了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后他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渴望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柴德赓是很得陈校长喜欢的，他死时陈校长年事已很高，身体又很不好，更何况当时又处在人人自危的时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敢告诉他，直到他不久也去世，始终不知道柴德赓已先他而去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42页）关于这一段历史，更加具体描述柴德赓之死的经过是同在苏州尹山湖农场现场的张梦白。他在1992年写过一篇详细经过，刊载于《青峰学志》。该书出版后，柴邦衡呈送启功先生，因为用了启先生的讲话录音整理稿，大概启先生未及翻看，所以启的记忆仍然停留坊间传说。张梦白写的场景与《口述》不同。至于，“彻夜长谈”“宣布解放”，张梦白这样写下当天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他回场后兴致很高，讲了不少有关京剧的掌故，还按照队部布置写了批判另一位同志的大字报，很迟才休息。翌日（1月23日）清晨，柴参加扛旗队伍远道送走工宣队。刚回农场，广播里又通知：砻糠船只已到，老虎灶等用，轮到历史系到河边运送。柴不顾疲劳，亲自挡车送运，有一趟因掌握不住车速而撞上一棵大树。不久他心脏病发作，躺在宿舍里休息。他素来身体较健，大家都没听说他犯过心脏病。事后才获知，他被借调赴京期间，因工作繁重，单独生活很不正规，曾发过两次。在“文革”期间，他受到的冲击是全校最厉害的一个，但他都经受住了，所以他到农场劳动，并未把硝酸甘油带在身边。当时在田间劳动的同志中，有二三位随身带着这种急救药片，但农场并未广播征询。（张梦白：《缅怀柴德赓教授》，《青峰学记》，第211-212页）柴德赓死于1970年1月23日，他死前并没有得到“解放”“平反”，现在找到他1月15日写给刘乃和的信（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通）中说，“问题已了结，但欠一宣布耳。”但是柴德赓误会了“归队”“解放”的含义，问题还是问题，至多有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要大会公示。9月份，江苏师院党核心组给家属一份柴德赓的结论，这样写的：柴德赓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有三反言行，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包庇，五七年漏划右派，教学上极力推行封、资、修的东西。柴德赓本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离心离德，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批判，触及了自己的灵魂，劳动改造中表现不错，有很大转变是好的。他在一次会上表示，过去做了很多错事、坏事，放了许多毒，今后愿意紧跟毛主席，晚年要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根据他的认识及表现，院革委会研究，经全院革命群众讨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算是问题解决，还是挂起来，随时可“清队”，揪出来，戴帽子。如果柴德赓在死前得到的消息，等待宣布的就是这个内容，应当不算“平反”吧。柴德赓不是“激动”而亡，他死于体力劳动，推独轮车失控，撞在树上，一蹶不起。“十年”期间，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在受难，彼此有同情心是正常的。如果有看热闹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厚道。至于“吴江大学”“苏州师范学院”云云，只能说明《口述》整理同志没有去核实很容易查证的名称。他在调任苏州后，曾写诗相寄，我读后不禁感慨万千，追忆当年友情，写下一首《次韵清峰吴门见怀之作》：“编选”一句是说自己现在只能参加一些编写文选的工作，可以选一些虽非有益，但亦无害的作品，因此特别羡慕柴德赓那些可以藏之名山的著作。确实，柴德赓在历史学研究上卓有建树，令人钦佩。这里存在一个小小争议：陈校长曾有一部历史讲稿，用油印出过一份，柴德赓就根据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举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但这也不好过于追究责备，如古代的《大戴礼记》和贾谊的《新书》，有很多重的地方，也很难说谁抄谁的，可能都是把老师的讲稿放进去造成的。（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5页）启功先生的诗为和柴德赓而作，时间为1963年10月，当时柴德赓在北京审阅历史教材及讲学一年，回苏州不久，清理旧物，看到启功于1948年书诗札一纸，见物思人，赋诗一首，寄往北京。几日后启功先生复信，并和诗一首，看来《口述》略有修改。
柴剑虹是启功先生“十年”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在《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一书中也曾引用此诗句，他书中言：有些人看了《口述历史》中关于柴德赓先生回忆文字的读者，感觉字里行间仿佛流露出启先生对德赓先生的有微词的贬义。这恐怕是因记录整理的误差造成的误解。启先生也曾在《次韵青峰吴门见怀之作》一诗中将自己和青峰的关系比作唐代的元（禛）、白（居易），并称道柴的著作可藏之名山，期盼“何日灵岩陪腊屐，枫江春水鉴鸥盟。”这是先生难忘师恩，珍重同门友情最好的证明。（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5-76页）柴剑虹跟随启功先生过年，耳濡目染，观察仔细，上述言论符合逻辑。关于人品的认知问题，启功先生与柴德赓应该是相同的，按现在的说法叫作“三观一致”，同是陈垣校长的得意门生，不会存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看到启功先生1963年和柴德赓的诗，二人互相欣赏，同为陈老门下而自豪。但过了40年，到《口述》出版时，确实让读者感到有“同门争宠、文人相轻”的感觉。（舒芜语）第三节《辅仁逸事》中对柴德赓最不利，也是评述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启功先生称之为的“小小争议”，关于《史籍举要》一书出版的抄袭、剽窃问题。《口述》里是这样写叙述：陈校长曾有一部历史讲稿，用油印出过一份，柴德赓就根据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举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但这也不好过于追究责备。（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5页）这句话的最原始出处在1988年，8月21日启功先生参加民进中央举办的《柴德赓同志纪念座谈会》，会上启先生发言：我觉得柴先生的这本《史籍举要》，刚才刘先生讲原原本本是陈先生传授的，这书在柴先生身后出版，要是柴先生自己活着时出版，前面一定还有他原原本本的序，说老师如何耳提面命地教导他这门课程的经历。（启功：《尊师重友真诚待人》，《青峰学记》，第22页）当天，启功先生讲完话，先行离场，会议继续。可以听出，启功先生对这《史籍举要》一书出版的微词源出自刘乃和，“刚才刘先生讲原原本本是陈先生传授的”。陈垣校长《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门课从1925年开始，在北大、燕京、师大和辅仁都讲过，陈老校长有个提纲，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选择不同的方面讲席，并没有现成的讲义，至少陈智超说，没有找到爷爷的讲课油印本。本来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口述》出版后一年，启功先生去世，也不可能请他举证了，这件公案变成“谁反驳，谁举证”。这些年，我着重寻找陈垣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讲稿（记录稿）的线索，有如下几种：一、来新夏在辅仁听课记录本（稿本），陈智超整理，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台静农在北大听课记录本（稿本），陈垣在北大授课的听课记录，仅有《史记》部分，现由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三、余逊、柴德赓批注，陈垣在北大授课的听课记录（誊录本），是目前看到最全的本子，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经北师大邱居里整理，柴念东编辑，202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北师大某学生听课笔记誊抄本（1935年），现由私人收藏。五、刘乃和辅仁大学听课笔记（上），仅前四史部分，现由私人收藏。六、辅仁大学学生整理听课笔记（油印本），柴德赓在扉页有记：此本辅仁大学学生所记，鹿君健实印出两本。然记错甚多，为未定本，恐好事者得之，以为此即援师阅定之书，易致疑惑，特志数语于此。此本现由私人收藏。辅仁大学学生所记，当时就读生物系的鹿健实油印了两本（可见对此课感兴趣者有理科生，这份笔记是否也是理科生所记？）由于其中整理错误不少，柴德赓在1941年指出此本不可用。不过这是所见到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唯一的“油印本”，大概就是启功先生说的那“一份”。七、柴德赓在北师大讲稿（稿本），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202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手稿影印本，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一册。八、柴德赓在江苏师院讲稿（油印本），整理《史籍举要》的底本，目前已经不全，私人还应该有收藏。九、柴德赓在江苏师院讲稿（稿本），是江苏师院油印本的底本，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三册。十、柴德赓在北京大学讲稿（稿本），整理《史籍举要》的参考本，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三册。从上面可以看到，六种听课笔记唯独没有柴德赓的，他要是有一份听课笔记保存下来，后面写讲义、教材、出书就事半功倍。柴德赓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讲稿写过三次（七、八、九），都是按照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结构框架所写，唯独没有“原原本本”照抄的本子在手头。柴德赓《史籍举要》一书，原来准备出版（与中华书局签合同）的名称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第一次开这门课是1954年，教育部将这门课列为历史专业必修课，柴德赓负责介绍部分，刘乃和承担选读部分。1955年，柴德赓离开北师大，课程尚未结束，介绍部分由赵光贤、牛继斌代，但是效果明显不好。柴德赓走了，把这陈门独技带到苏州。当时教育部发文，要师大组织力量出版此书，后来任务书转至江苏师院，柴德赓开始编写“要籍介绍”。1957年，刘乃和三次在信中催问柴德赓，“要籍介绍”已动手否？1958年起中华书局姚绍华一直跟踪柴德赓的进度。直到1960年，柴德赓写出江苏师院讲稿（七）并经油印（八），寄往北京，呈陈垣校长审阅。刘乃和在4月7日信中写道：“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收到70页，老师看着废事，纸太黄，我看到则只是学习的问题，意见提不出了。全书拟分几章，全貌如何？我想这书不甚好作，因每书都要以新观点评价，优点、缺点，要确切恰当，至今尚无这方面较完善的书，而教课又都很重要，所以您能努一把力，完成此书，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现在进行得如何？已写了多少？到京开会推迟，对写此书要有帮助吧！从这通信可以看到，柴德赓绝非全盘抄袭，而是专门写的新讲稿。1960年经济困难，所用的纸张都是土黄色再生纸，经过油印，字迹不清，因此陈垣校长看起来吃力。我们设想一下，学生抄袭了老师的著作，准备发表，还会请老师再看一遍，告知一下？陈垣校长对待自己的学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哪里会容得下学生在学术上的造假。同一年3月，柴德赓将部分讲稿寄给中华书局编辑部，征求意见。编辑部恢复了意见，现在看到一份网拍的柴德赓致编辑部信，如下：关于历史要籍介绍意见，很对，我近来亦正考虑如何提高一步，离开旧目录学的框框，使成为新的体例，新的内容。这说明，柴德赓后来的稿件，在脱离旧目录学的框框上会下功夫。其实，柴德赓离开北师大以后，启功先生也在留意“要籍介绍”的一书出版情况，他知道柴德赓正在撰写，在1955年12月26日（柴离开不久）的信中提及：最近见书店中某人（忘其名）所出之《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小册，未细看，略翻之，与兄之大作性质相类（不知是否援师 学生笔记发表），如是其自撰，又不知有何优缺点，深思前者，弟之建议竟为他人先矣。然亦不碍后出居上，兄宜速觅一观，弟亦速望得闻大评也。这里的“忘其名”，应该是张舜徽，1955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当然张舜徽的治学与陈垣校长不一路，启功先生看不明白，所以在信中特意提及，速览一观，以期大评。从此可以看出，启功先生很关心柴德赓的“要籍介绍”。启功先生所言的“原原本本”翻译过来应是“一字不落”，完全复制。启功先生怎么会有抄袭和剽窃之想法呢？不得而知。现在翻阅《青峰学记》，启功先生发言之前（当天我也听席了此次会议），刘乃和的发言，并无“原原本本”四个字，刘乃和说：柴先生所讲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就是把这两门课合并起来一块讲的，要籍介绍的部分就是《史籍举要》，这个课是陈老首创的，而且是讲了许多年的，柴先生作为陈老的学生，曾多次听过这个课，后来他在陈老讲课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稍有增减。成为史学系的入门课——基础课。（刘乃和：《学识渊博追求进步》，《青峰学记》，第26页）这段话里，刘乃和说得很清楚：有继承，也有创新。糟就糟在从1988年的“原原本本”演变成《口述》的“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的一贯思维。因此，“原原本本”“许多内容相同”都属于捕风捉影吧。第三节《辅仁逸事》中还有一段关于柴德赓水平不够的叙述。有一回老师与柴德赓和我等一起聊天，说起溥雪斋父子，我说他们是“勃极烈和勃堇”，陈校长一听就明白了，但柴德赓却不知所云，问道：“什么勃极烈、勃堇？”老师于是朝他用右手食指一指，言下之意是你研究历史，怎么连《金史》也没读过，弄得柴德赓非常狼狈。我想他那天回去一定会连夜翻看《金史》的。又有一回，我作了一首有关溥心的诗，写的是他故宅恭王府的海棠，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以西府所产最出名，所以我的诗中有“胜游西府冠郊堙”之句，这里的“西府”既指恭王府的故址，更指海棠花。我拿给陈校长看时，柴德赓也正在旁边，突然冒出一句：“恭王府又叫西府吗？”显然他又误会了。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5-116页）这段描述的情况，柴德赓确实露怯了。《口述》言下之意，柴德赓不知“勃极烈、勃堇”之掌故，也没有植物学知识，但是柴德赓是看出来“西府”借指恭王府才提问，《金史》典故不知，实属不该，而且在陈垣校长面前难堪。记住此尴尬的首先应是柴德赓，要汲取教训，多学习。但是学问是有方向没有边界的，人人都会有缺漏。启功先生对此记忆犹新，似乎有些显摆的意味。同门应该是取长补短，在老师的带动下，共同进步。我查阅柴德赓的日记，提及启功先生有150次以上，没有一次表示遗憾之地。1937年辅仁大学购得恭王府，1939年开办司铎书院和女院，设为校址。每年恭王府海棠盛开，都会引来旧京遗老遗少赏春观花。柴德赓和启功都留下诗篇。陈垣校长尤其爱剑南诗，柴德赓入陈门之后，诗风由杜转陆。1963年5月1日，柴德赓登门兴化寺，陈垣校长取出一纸柴德赓的旧诗札，问何年所做，柴回答1943年，正好20年矣。题目正好与启功先生相关，抄录于下：上巳，闻画舫斋有修禊之集，钱牧斋为祭酒，元白被邀。座中诗伯数日前均向虏使重光献诗颂圣，情实可怜。昔日吴中高会，澹归赋诗以讽，余今所云，亦犹此耳。元白声明不作修禊诗，自处固当如此也。关于《口述》最后的问题是照片注释，就我关心部分罗列如下。一、《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照片说明：“1947年4月27日在故宫，左起：刘乃和、启功、柴德赓、陈垣。”4月27日辅仁大学召开运动会，不会在此出现，而且4月底穿上冬装大衣，明显不对。此照片的时间是1947年12月27日，地点在北海蝉福寺。二、《辅仁逸事》照片说明：“1934年1月，陈垣先生与部分教师在北京图书馆前，左起：牟润孙、张鸿翔、陈垣、台静农、柴德赓、储皖峰。”此照片源自《陈垣图传》，刘乃和注明时间恐有误，应为1935年1月，柴德赓有同一日另外一张，后面注时间是“廿四冬”。1934年1月柴德赓不在北平。三、《辅仁逸事》照片说明：“1947年4月，余逊、启功、柴德赓、周祖谟。”“四翰林”照片在颐和园谐趣园所摄，时间为1947年9月28日。同日有很多照片，柴德赓在背面注明“卅六年九月廿八谐趣园”。《邓之诚文史札记》记有，当日柴德赓等陪同陈垣来访。四、《辅仁逸事》照片说明：“1947年12月5日与陈垣先生游北海，在冰上留影。左起：启功、陈垣、刘乃和、柴德赓。”拍照时间为1947年12月27日，地点为什刹海南沿，五人中午在烤肉季，下午至北海，与第一照片为同日。补充一个《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照片说明。照片“启功和恩师陈垣先生”的拍摄时间为，1970年11月8日（十月初十），这一天陈垣校长90寿，刘乃和在照片背面有注明日期。关于《口述》柴德赓若干评述的商榷，谨举以上问题，望引起讨论。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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