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下的地方与中国

文丨王凡珂

在武汉人的城市记忆中，武昌风景幽秀、文化底蕴深厚。这座历尽风霜的古城走到今天，风貌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本来面目不免蒙上灰尘，让人不由想要去探寻踪迹。

最近读了《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再回想起过去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城市景色，产生了许多新的心得。景观变迁是观察城市历史的重要角度，武昌古城的初建、发展、变革和现代新景在这部书中都有所体现，其中有关武昌城地理城建和近代发展变革的考证非常丰富。作者使用详实的文献和影像史料，展示了大量的地图和建筑照片，对建筑风格式样、文学形象等也多有关注，可见作者将城市文化史、建筑史等多方学问交叉融汇的功力。同时，作者对武昌的多处古今地名、建筑进行了考证和对应，串连起了武昌城的古与今；在迎来新景之前，作者又带领读者“告别城垣”，用充满温情的文字将体味古城变迁的浪漫为读者娓娓道来。

畅达的城

武昌城垣的兴建与倾颓格外分明地体现着城市的变化。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对元以前的鄂州城和元代定名后的武昌城城池布局进行探析，在展示历朝图志中的城池图的同时，还新绘制了南宋时期鄂州城池布局推测图和明中后期武昌府城、楚藩王城和宫城的平面图，以供读者参考。明代以前的旧城垣屡遭拆毁，到楚王分封武昌后，兴建起的新城存续了数百年。城墙虽然不同于王府、官衙、庙学、贡院等有鲜明文化政治功能的建筑，但作者从其建材、构造、设计等入手，以新颖别致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过往这座古城中的生活景象。明清时期的武昌城垣在军事守备、社会治安、治理水患等多方面起到了作用，近代又随着城市的变革被彻底拆除，它的建筑史正能反映出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变迁史。

▲民国初年的武昌蛇山东段武昌城垣（左）。

▲1930年代，武昌城墙基本全部拆除，武昌起义门（中和门）仅遗城台，1981年复建城楼（右）。

对城市的发展来说，交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武昌城漕运发达、陆路便利，惠及城内各方发展。明清两朝在四面城垣上先后设置了十个城门，与西安、南京乃至全国的明城墙相比，这样的城门密度都算是很高的。《城象》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一一介绍了它们的建筑风貌和历史信息，多处援引《天民报图画副刊》、《图画时报》、《新闻报》等报刊图像及游客摄影作品，让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历史的真实细节。这些城门的开辟一方面考虑地理人口的因素，另一方面则能反映出城中往来贸易、接风迎宾、运输货物的情况，而像保安门这样为规避正对南门格局的扭转设计还为研究建筑礼制提供了素材。作者将这些古城门现存的影像资料与乾隆时期的《武昌城垣图》相互对照补充，清晰地还原了城门的建筑形式，还考证了古地图和文献记录，发现多段城垣、瓮城的特殊设计应也是为交通和城防考虑的。这些城门中，有一部分名字至今还保留着，成为了武昌人耳熟能详的“汉阳门”、“小东门”等街道名和地铁站名。

汉阳门是武昌沿江的城门中最北的一座，位于整座城的西北角，门内是武昌城最早开发建设的区域。正对城门的汉阳门正街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商铺，还是唐宋鄂州州衙、明清武昌府衙和湖北承宣布政史衙门（今司门口一带）所在之处。同时，作为蛇山北麓唯一一座靠江的城门，汉阳门是来人由长江登岸后进入北城的唯一入口，前往汉阳的主要渡口也设在此处，显然是水陆交通的要津。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汉阳门一段的城垣紧挨长江，江岸非常狭窄，为了给车马进出往来留出足够的空间，汉阳门的瓮城部分不像一般瓮城向城墙外凸出，而是挪入城内一部分。这样的设计在城南的望山门、中和门等城门上也有体现，足见武昌城建设对交通的重视。

西南边的文昌门外，捆捆木材、竹排泊放江中，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者考证发现文昌门明初时原名“竹簰门”，曾经是商贾云集的竹木交易市场，和汉阳门一样，也是进城水路的要道。与汉阳门远远相对的宾阳门也地处繁华市区，门外是通向鄂东南各州县的交通干道，清末张之洞所修的武昌铜币局运矿铁路从这里通过。

今天提到武汉的交通，人们总能想到“九省通衢”的名号。武汉地处中国腹地，和北京、上海、广州一起被铁道部确定为中国四大铁路枢纽，输送着全国各地来往的旅客和货物。武汉铁路局现在管辖着39条铁路线路，包括京广、京九铁路两条繁忙干线，其中京广铁路的前身即是清末始建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最北端最初就设在武昌城东的近郊，彼时城内的东南地区还是一片荒芜，张之洞在此增开了一座通湘门，也未能如愿带动当地的开发建设。要从闹市区抵达这座通湘门车站，一路荒冢累累、又有盗贼威胁，旅客通常宁可绕远去徐家棚车站下车，经汉口再去省会，非常不便。后来市政处向上提请迁移车站，经铁道部应准后，将其从通湘门外改到了人口更稠密、道路建设已初具规模的宾阳门一带，并更名“武昌总站”。随着粤汉、川汉铁路的相继规划和建设，武汉势必将要跻身四方铁路干线枢纽行列。但由于长江的阻隔，这些新建铁路只能止步于汉口、武昌，全国的铁路网也在此形成了一个断点。直到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以后，两条铁路才跨越长江合并在一起，真正形成了“茫茫一线穿南北”之势。京广铁路在蛇山北麓、宾阳门处需要转弯与大桥相接，武昌总站也就迁回了通湘门的原址，继续见证新中国的建设。如今宾阳门武昌总站的旧址改头换面成了“老车站路”，餐馆、卖场罗布，充盈着百姓的生活气息。

▲康熙《湖广通志》中的武昌城池图。1908年，张之洞在宾阳门和中和门之间增开通湘门。

乘长江、汉水交汇之便，武汉的港口在全国航运建设中的地位也尤为突出。武汉港地处长江中游，是水铁联运的主枢纽港之一。1861年汉口设立了江汉关、从此开埠，40年后，张之洞奏请在武昌武胜门外沿江地区划设商埠，从此武汉的航运日益走上正轨。今天的武汉港由武汉港务集团进行统筹管理，在中部地区的货运、客运中均发挥着巨大作用，向外还连接着韩国、日本、美国等国际港口。

近代化的弄潮者

对坐拥大江大湖的武汉来说，水无疑是推动经济扬帆的动力，然而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长江一直是汉口、武昌两岸居民难以跨越的天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上书提议建桥，直到1957年这座“万里长江第一桥”才最终竣工，辗转半个世纪实现了人们南北通衢的设想。本书整理了部分建桥相关的上书文件和大桥迟迟未开工的原因，如地方筹款困难、战争影响等等，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叹惋之情。类似的还有，武昌拆城之初，也曾有思想先进者提出要保留黄鹤楼遗址附近的一段城墙以纪念这座古城的历史，但在饱受围城战争摧残的民众呼声之中终成镜花水月。城市景观的改变建立在砖石积累之上，正如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始终并非一蹴而成的，不过同样也正是因为城市的脚步迈进得如此艰辛，我们才更能体味古今之变，生出无比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在第三章“变革的城”和第四章“新景的城”中，张之洞也多次被提起。作为洋务派首领，他在历任总督的两广、湖广、两江等地兴办实业、力持教育改革，对中国近代化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昌建设了织布、制麻、缫丝、纺纱等轻工业工厂，与在汉阳大力发展的重工业相辅相成，推动着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脚步。张之洞原意在督两广期间在广东设立铁厂，后来调任湖广总督后，原本购置的机炉设备也随之挪去了湖北，最终在汉阳安置。这座规模巨大的钢铁厂主要负责生产制造枪炮、铁轨所用的钢，和枪炮厂、铁路修建形成一条产业链。而在武昌，轻工业的发展也如出一辙。名震一时的“湖北织布官局”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在广东筹划的广东织布局，迁来武昌后就定址在武昌城墙文昌门外皇华馆以南的沿江地区，还紧邻湖广总督府，一面方便通过水路运输原料，一面又便于张之洞进行监督和管理。织布官局经营不久，他注意到棉纱的销量要好于棉布，两年内又在官布局旁建起了南、北官纱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适逢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他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重点发展棉纺织业，将尚未投产的官纱局南厂纱锭折价入股，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缫丝官局大门。两侧有张之洞题写的对联“珍逾鲛室，利普蚕乡”。

张之洞的远见卓识不仅体现在布厂、纱厂的精心筹划上。除了棉纺织业，他来到湖北后，还注意到了本地盛产生丝和苎麻，但受传统的缫丝、制麻技术所限，丝、麻产品销售难成气候。针对这种状况，他派员前去上海、广东等地学习使用新式机器缫丝，仔细考察合适的厂房选址，在望山门、平湖门外分别设立了湖北缫丝官局和湖北制麻官局，自此形成了布、纱、丝、麻四局，拉开了武昌古城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从城市景观的改变来看，这一时期的武昌厂房众多、烟囱林立；前朝留下的城垣东南角还新开了一座“通湘门”，顾名思义，门前的粤汉铁路向南直通湖南、广州，为武昌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后期这四所官局的发展受清朝官僚体制、落后的管理和入不敷出的经费状况影响，悉数转为官督商办的形式，经营状况仍然时好时坏，最终在战火中部分迁走，余下的尽数被毁、被劫，今天已经不见踪影了。

要说市民们闲暇时的好去处，江滩必定榜上有名。在武汉江滩中，最大的汉口江滩面积有上百万平方米，游客络绎不绝，可谓是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到了枯水季节，最低一级的亲水平台也露出水面，层层芦苇在栈桥边上肆意生长。然而，历史上的武昌城一直深受水患侵扰，沿江地带难以发展。城外的水为武昌城筑起了一道天然防线，到了夏季，城垣将高涨的洪水阻拦在城外，保护着城内居民；但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述，“水是这座古城的血脉，但也会不时地给这座城市带来灾难，”此时的武昌城就如水中孤岛，大江大湖将良田浸灌，居民困苦不堪。张之洞意识到要发展这座城市必须要解决水患，因此在武昌、汉口都进行了水利工程建设。在汉口，他主持修筑了张公堤，使汉口与东西湖分隔开来，堤内的后湖地区逐渐露出水面，可供耕种和居住。有了张公堤，汉口水患渐消，城市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武昌江畔，张之洞则筑起了上至金口、下至青山的武金、武丰两道堤防，其间设置两道闸口，成为武昌城外水系控制的重要工程。

在清末的教育改革大潮中，张之洞兴办了许多注重“西学”、“实学”的新式学堂，武汉随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前他任湖北提督学政之时曾在三道街创办了经心书院，建成之初就搬去了都司湖畔的星火堂。到了1890年，张之洞成了湖广总督，经心书院也搬回原址，星火堂的校舍则成为两湖书院的奠基处。两湖书院和广东广雅书院被并称为清末两大书院，不过随着时局发展，张之洞认识到传统旧式教育已经不足，对其学制、课程、规则、选拔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除了两湖书院，他还兴办了自强学堂（后改为“方言学堂”）、农业高等学堂、医学堂等新式高等学堂，对湖北的教育系统做了通盘规划。此外，他还办了一所“存古学堂”，意在保存传统科教文化形式。辛亥革命中，这些学堂大多办学中辍、甚至毁于兵燹，存古学堂因离战火中心较远幸存了下来，民国间在这里办起了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古城的教育星火得以继续传承。

教育的启蒙

明楚王城的贡院前街（今楚材街）上有一牌楼，上书“惟楚有才”“辟门吁俊”。楚王宫今天虽已不存，但重视文教的思想至今泽被这片土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三镇发展工业之余，还在武昌兴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作者考察了张之洞在鄂兴学时期所办学府的校址变迁情况，发现最初的校舍多是利用既有房舍改建，之后逐渐才有了新校舍。除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后改为方言学堂）这些官办学堂以外，晚晴来到武昌的外国教会也开始在此创办新式学堂，其中文华书院（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是最引人瞩目的一座。它为纪念美国基督教圣公会首位驻华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而得名，在翟雅各（James Jackson）管理期间开始走上高等教育的道路，在思想启蒙方面对武昌乃至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官办学堂及外国教会学校的基础上，今天的武昌弦歌不辍，代代人才从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高等学府中走向了世界。

新时代的武汉大学不仅是游人赏春的好去处，也是许多学子殷殷求索的梦想之地。张之洞在汉办起自强学堂之初，湖北的新式教育正面临着起步晚、师资生源均紧缺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学堂设置的数种自然科学科目授课情况不称人意，仅有方言的授课顺利进行了下去。到了20世纪初，张之洞干脆就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进行英、法、俄、德、日等语种的教学，直至辛亥革命前因资金紧缺而停办。

到了1913年，湖北出身的黎元洪计划要在汉创办“武汉大学”以表对辛亥首义的纪念。武昌学堂的建设如上所述，一直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因此只在存古学堂旧址，因循张之洞清末在自强学堂创办商业高等专门教育机构的计划设立了武昌商专。存古学堂位于三道街上，也是沿用了经心书院校舍、添造设施后投入使用的，相比经心书院时期增加了新式教学楼、藏书楼、宿舍和自习室等。作者据《学部官报》《湖北文史资料》中信息，还原了当时欣欣向荣的办学之景：藏书楼聚集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及所有湖北官书，宿舍和自习室人均利用面积也很大。但北洋时期的湖北办学已显颓势，高校只在前清旧舍中辗转求存，如为作者另一部作品所撰的评论《英雄城市的现代教育接力——读〈珞珈筑记〉》（发表于《文汇学人》及“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作者王启元，2020年03月27日）所述，晚清新学堂的出现，与旧有城市格局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学校作为思想承载的空间，对人的教育远大于课堂的教育，高等学府教育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校园空间格局的改变。

民国初期的武昌商专不断发展，后改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6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又将其与国立武昌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校一同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虽然没有实现筹办武汉大学的设想，但武昌商专成为了日后武大经济学科的源头。1928年，在蔡元培领导下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之上改建的国立武汉大学才终于初步有了综合性大学的风貌。武大校址曾数度迁移，后来由李四光、叶雅各综合地理、交通情况选在珞珈山，最终在设计师开尔斯实地走访后定址东湖边丘陵半岛，这种大空间上的变迁为武大校园建设延展提供了可能，也为学子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举校迁至珞珈山后，武昌东厂口的旧校址被改建成为了武大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一部分，在当时是武昌城内最现代化的医院之一。武大医学院后来与迁汉的同济医学院合并为中南同济医学院，就是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国立武汉大学的校歌中抒写道：“试选珞珈胜处，安置百亩宫室，英隽与翱翔。”湖光山色中，这座百年学府静静温养着武昌城，已成为武汉人心中不可割舍的部分。

结语

在老武汉人的记忆中，从前每到夏天，居民们就会在长江大桥靠近汉阳门的桥墩下摆满竹床纳凉。武汉的夏天常常闷热难耐，桥下的竹床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为大家划出了一方方清凉、没有蚊虫扰人的小天地，排排竹床也成了一道别致的景观。桥附近，还有汉阳门轮渡通往汉口和汉阳。在长江、汉江大桥通行以前，轮渡是三镇居民跨越大江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至今已有123年历史。从前，上轮渡有很长的栈桥要走，一小段一小段的铝铁板连着船舱和地面，在水面摇摇晃晃。过一次江，就像一场小小的旅行。不过如今汉阳门一带已经建起了亲水平台和纪念馆，成了武昌江滩新景的一部分，热闹的竹床阵早已不再。从前的轮船不能靠近岸边，通往船上的栈桥很长；现在船轻便多了，靠岸也更近，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栈桥和轮渡已经渐渐淡出武汉人的日常生活，成了城市的旅游名片。

夏天的东湖绿道游人众多，路边零星的萱草花盛开，荷叶间有水鸟浮动。沿湖边大路走一段，便能遥遥看到落雁景区清河桥上楚国神箭手养由基的雕像，耳中仿若能听见楚天台传来的阵阵钟磬之音。武昌城的古今在这里相聚一体。本书将武昌今貌照片作为开篇，又以东湖新景结尾，读来心境却迥然不同。武昌郊外的铁轨上，不断有满载的货运火车开过，与远处起伏的山脉相映成趣。这车马繁荣的景象在武昌已然上演了千百年，以至于不刻意留心就会忽视了其背后的牺牲与付出。昔人已乘白云离去，但这座白云之下的古城从来一派朝气蓬勃，乐观、昂扬、敢为人先的精神世代传承。《城象》一边描绘风貌建筑的变迁，一边不吝笔墨，讲述着这些变化背后的人，而人也正是创造一切变化的肇始者，是使武昌存续千年的精神脉搏。作为学术著作，本书的严谨与详尽自不必说；若要让大众通过这本书来“看见”武昌，去了解与深思这座城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过往，无疑也是非常值得的。

▲今日武昌旧城鸟瞰

（作者单位系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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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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