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投盟秘书长白虹：社会责任要跟企业核心业务完美整合
11月28日，社投盟秘书长白虹应邀出席“新征程 新使命—新浪金麒麟论坛”，参加主题为“ESG投资起点——责任与回报”的圆桌讨论，并接受新浪财经采访，以下为采访全文。
正文总共 4512字
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社投盟秘书长白虹
新浪财经：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责任投资、ESG等理念逐渐为市场各方广泛接受并不断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白虹：2000年联合国主导发布了千年发展规划，是联合国的一个15年计划；2015年千年发展规划要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又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预计要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包括17个大目标，169个小目标和200多个围绕着经济、社会、环境这三大支柱的具体指标，对贫困、饥饿、性别平等这样的社会指标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等就业类的经济指标，及大量陆地、海洋生物类的环境指标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在推进过程当中，联合国发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资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调查指出，要推进达成2030议程，每年的资金缺口是2.5万亿美金，必须得调动市场的主流金融机构加入才有可能实现。前段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立四年来，进展严重偏离轨道，占领华尔街、法国黄马甲等各地出现的抗议事件，折射出大量的社会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更不要提能否有效转化成商业机会，我们的资本、生产要素并没有流向2030议程目标。
要想推动达成2030议程，必须要解决资金问题。当传统投资只盯准财务表现时，责任投资、ESG投资、伦理投资、影响力投资都试图在从单维转向三维的角度思考，如何在取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努力达成正向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金融方面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新浪财经：您认为哪些措施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社会责任？社投盟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白虹：接受并推行社会责任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还有企业没有接受这点？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一个变革都会经历三个阶段，认知，就是认知体系的改变；认可，就是是否认同的问题；认购，其实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只有经历了认知和认可才能达到，也就是资源配置从仅仅追逐有利可图，发展到追逐“义利并举”。为什么企业没有广泛深入地整合社会责任到运营机制和产品服务中去？因为企业默认这是个零和游戏，公平、效率是不可双生的，义利是零和的。
但是现在很多新经济的模式本身就是义利可转化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就是通过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去提升竞争力，通过正向的主营业务，去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所以怎么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社会责任？首先要改变认知，以往认为义利是个零和游戏，现在要看到新市场、新客户、新业务往往都是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中获得的。因为社会、环境问题和商业机遇具备同样的三个特点，第一刚性需求，比如食品安全是个刚需；第二，海量用户，整个中国，甚至全球都需要安全食品；第三，服务洼地，也就是说供给不足，真正的健康食品供给不足，整个食品的加工链，包括食品安全检测，整个产业链都存在不足。
现在的资本追逐的项目和商业最有利可图的机遇，同样也具备刚性需求、海量用户、服务洼地这三点，所以如果我们从机遇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可以转化成商业机遇。所以需要带领企业扭转观念，即不要认为社会责任是边缘化的，是成本项。现在必须带着“义中取利”的认知，一元化的去看待义利。在操作的层面，抓住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机遇，去促进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地以极大热情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当社会责任本身已经跟核心业务完美整合、且未来有极大收益前景和新市场时，企业一定会去践行。
社投盟是推进可持续发展金融的一个新公益平台，我们的目标是调动主流经济主体积极创造可持续发展价值，也就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我们借鉴了互联网行业经验，比如，在网约车模式出现以前，降低汽车空置、提升打车率、让乘客信息数据沉淀为资产等问题不能被有效解决，现在都被算法破解了，算法让空置的车和打车的人相匹配，既创造了商业机遇，又解决了社会和环境问题。
社投盟开发的计量工具，是经过三轮全球对标后，建立的“3A三力”模型。我们从沪深300企业开始，对其所创造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贡献进行计量形成榜单，在榜单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评级，然后用企业的股价和它的自由流通市值生成指数，并与指数挂钩生产了基金产品，基金产品反过来又会有效地引导资本投向这些真正创造了更好综合价值的上市公司。
我们就是这样借鉴互联网产品化思维模式，用一套算法支撑建立模型，然后去开发跟资本市场对接的产品。当中，我们跟博时基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合作，发布了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并推出了与指数挂钩的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开发资本市场产品，是跟资本市场现有的主体机构进行深度融合，生成的金融产品，能有效引导资本的重新配置。
当然，建模的有效性问题可能是大家争议最大的，我们去年3月份在瑞士发布了2017年报告，发布完不到两周，Fidelity（富达基金）有40多个投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对模型、数据、指标、权重等整个算法的核心部分，与我们进行了深度交流，他们也高度认可这是一套非常坚实的算法。我们之所以选择从上市公司开始，就是在用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方式去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社投盟用这套算法评价出来的不同评级的股票组合的累计收益率、回测率是有明显差异的，单调性是一致的。
新浪财经：在许多场合，您都积极倡导企业应该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也就是可持续发展价值。您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跟可持续发展价值有什么不同？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价值？
白虹：社会责任是可持续发展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源头是可持续发展，那么它的三大支柱也是经济、社会和环境，所以在我们讲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时候，它一定是义利并举的。而社会责任多半它都在看义的一部分，有义而无利。义利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对企业来讲也是，可持续发展价值既包括经济上的利润，也包括社会价值。如果我们只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忽视主营业务，就会导致企业认为社会责任是个成本项、无法贡献利润，是边缘性的。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考虑到财务的可持续，就不会考虑社会责任。反过头来讲，我们在讲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时候，并没有评估和聚焦企业的传统慈善。
传统慈善值得尊重与肯定，但是传统慈善的价值分配，基本是企业创造了100个价值时，可能把当中的20分给慈善。但如果我们把社会和环境问题当成潜在的发展机遇，它其实是个增值的过程。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在研究无障碍产业地图，在中国，无障碍问题的潜在客群和人群将近3亿，而他们在居家出行时，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我认为我们应该提供更多针对性的基本服务，比如出行无障碍服务，包括专用出租车、专用酒店等。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机遇，对于投资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准。这就是在做一个增值的过程。
在信息时代以前，义利的转化周期长、成本高，可能还有一个信息的线性流动，但是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事关企业的新闻都是瞬间同频的，必须同时管理和构建一个良好的多元化关系，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义利转化的速度急剧提升，成本迅速降低。另外，如果能够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消费者的忠诚度会更强，基于用户口碑，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客群。这直接就会影响企业估值。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是情怀性的，就是价值认同会推动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推进估值的转变。
新浪财经：基于国际评价标准（如ESG体系），很多中国企业评分较低。有分析指出，这与中国产业结构相关，也与企业信息披露不足，或不会有效传播有关，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白虹：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方面要从企业自身来看，是否有足够的认知、认可、认购？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有没有下沉到战略，战略有没有贡献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战略有没有反映在主营业务定位和客群中？整个的发展方式、经营模式、管理体系和原创技术进行融合了吗？认购是不是反映在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表现上？但也有企业做得足够好，可是信息披露不足，不管是上市还是非上市公司，都有责任跟公众保持沟通，尤其是上市公司。但如果企业夸大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价值，从评估视角来看，它可能就会永久被列入黑名单，或者我们会跟媒体告知信息虚假陈述的问题。
另外也不要迷信评级体系，包括社投盟自己推出的评估体系，我们欢迎大家去质疑，这样才能不断优化。国外的评级体系背后，是一个评估体系，由各个指标、赋权和赋值去构成的，指标的背后是有议题去支撑的，普遍的现象、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社会性的议题。西方打造了一个线性的分布图，左端是传统的投资，只求唯利是图，右端就是传统慈善，不要任何回报，其他譬如ESG投资、责任投资、正向筛选、负向筛选、影响力投资都放在中间，这个图一目了然，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义利零和，而现实当中并不是这样。
另外，建立一套符合全球共识、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现行特点和未来发展取向的评估指标和模型，可能更为迫切。这个体系其实是开放研发的体系，我们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全球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一定是有很多全球共识，但是当把指标拉到一个企业和投资标的去考虑的话，它可能更要结合中国现有的情况和未来发展这个目标。
新浪财经：您如何看待媒体、企业、资本跟政策等各方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当中的作用？又如何更好地进行跨界协同？
白虹：社投盟连续做了6年的市场的追踪，我们发现这些上市公司很“吸金”，它其实一直在受到机构性投资者的追捧，但是不够“吸睛”，大量的义利转化的案例，也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核心能力去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或如何通过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增强核心竞争力，几乎没有学术去做深度研究，也很少有媒体做专栏性的报道。这些大的公司基本上比较静水深流，大量的义利转化的案例都被埋藏在海底了。然而企业的认知、认可、认购都需要媒体进行传播，需要学术进行总结、归纳，才能形成可复制的、能够揭示真正规律性的洞见。
中国在政府的政策引导方面，始终走在了市场、媒体、学术界之前，但反过来，宏观的国策如何能够通过中观的产业和市场的运作，影响到微观的企业主体？我认为需要通过几方的共建融合。我们跟北大国发院联合启动了“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的共创项目，我认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议题，我们只是建设这样的原型，希望包括企业、投资机构、政策监管等相关方进行共创，在全球浪潮下，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识性的指标。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