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给中国古地图带来了什么

在印刷术尚未普遍应用的年代，地图的传播基本靠摹绘。加之受限于纸张易损、丝帛太贵和竹（木）简过于笨重等不同载体的特点，地图难以得到大范围传播。

地图保存的数量增加

到了宋代，在印刷术普遍应用之后，地图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保存下来的地图数量大幅度增加。除了地图学史中经常谈论的《禹迹图》《华夷图》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印刷本古籍中的地图多达160幅以上。

现存的宋代历史地图集有两套，一套是著名的《历代地图指掌图》，另外一套则不太知名，其主要分散在《十七史详节》（两晋地理之图）等五部宋代著作中。这一系列的历史地图在轮廓和绘制方法上非常近似，且所表现的时间上至五帝下至五代，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套原本已经散佚的历史地图集。

《历代地理执掌图》“禹迹图”（局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印刷术造成的地图绘制与传播媒介的变化。在木板、丝帛甚至石头依然被用来绘制地图的同时，纸张则成为承载地图的主要媒介。印刷术实现了高效率的复制和激增的地图数量，因此那些单幅印刷或者印在书籍中的地图，不仅留存到后世的几率增加了，而且流传范围也扩大了很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宋代之后的古籍中看到大量地图被反复地长时间地使用。

地图的复制和传播

与过去类似，有时不同的作者会基于不同的目的在地图底本的基础上进行少量修改。最为典型的就是《历代地理指掌图》，其中一些与《禹贡》和《春秋》有关的地图，被大量的经部著作引用。如引用《历代地理指掌图》“禹迹图”的古籍约有9种，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对《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的直接复制。属于这一类的地图有《三才图会》“禹迹图”、《修攘通考》“禹迹图”。此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历代舆图”和《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历代舆地之图”，图面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与《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基本一致。

“禹迹图”（局部），出自明代《三才图会》 图/ FOTOE

第二类，对《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的改动。这一类包括《六经图》“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六经图碑》“禹贡九州疆界图”、《七经图》“禹贡九州疆界之图”以及《八编类纂》“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四幅。这四幅地图以《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为基础，对其中的地理要素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如去掉了长城、大量的河流等。另外，这类地图对内容也做了部分改动，体现了这些古籍的作者对“禹迹图”所承载的知识的改造。

《七经图》“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局部）

第三类，对第二类地图的进一步简化。这一类只有《帝王经世图谱》“禹迹九州之图”一幅，图中去掉了所有河流和水体，但将河流的名称都保留了下来。

地图的传承与创新

印刷术的应用，使得地图的绘制摆脱了摹绘、抄写的随意性，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化的地图模型，由此地图的传承也有了统一的标准。后世也有一些作者以留存的地图为基础进行创新，即在旧地图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新的内容或者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来创作新的地图，由此推动了中国古地图的大规模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基础，以创新的方式创作的三类新地图。

明嘉靖刻本《广舆图》“舆地总图”（局部）

第一类，对地图的正方向逆时针转动90°，增加少部分新的内容，如《筹海图编》“舆地全图”、《海防纂要》“舆地全图”和《武备志》“舆地总图”。

《海防纂要》（局部）

第二类，在对原图简化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这类地图非常之多，如《一统路程图记》中的三幅地图“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舆地总图”，增加了《一统路程图记》作者所关注的与道路有关的内容。《夏书禹贡广览》“禹贡广舆总图”，标注了符合“禹贡广舆总图”主题的“九州”。《地理大全》“中国三大干山水总图”，在保留海岸线轮廓以及重要河流的基础上，在地图西侧增加了一些山脉的图形以及“黑水”，并标注了中国的“三大干”，在海中也增加了部分内容。类似的还有《戎事类占》“州国分野图”等。

“中国三大干图”（局部），出自明代《三才图会》 图/ FOTOE

第三类，也是创新性最强的，是明末清初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底图绘制的三套历史地图集。其一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吴国辅编绘的《今古舆地图》，这一图集虽然是参照《历代地理指掌图》的体例编绘的，有些图说也抄自《历代地理指掌图》，但所有地图都是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基础绘制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历史地图集，其所绘的历史内容并非抄录自《历代地理指掌图》，而是源于作者自己的学识与认知。另外还有明末王光鲁《阅史约书》中的35幅历史地图和朱约淳的《阅史津逮》中的21幅历史地图。

不仅仅是“舆地总图”，《广舆图》也通过印刷的形式广为流传并被不断增补和修订，仅目前存世的就至少有7个版本。明代后期还出现了很多以《广舆图》为基础形成的著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万历年间汪作舟的《广舆考》。该书的编排和舆图的形式与《广舆图》基本一致，但在考述部分增加了大量文字。类似的还有明末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明崇祯年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以及潘光祖的《汇辑舆图备考全书》，等等。

印刷术改变了中国古地图的发展模式，但受到图版大小的限制，大尺幅的地图依然不适合使用印刷术。因此，明清时期，较大尺幅的地图依然沿用丝帛手绘，例如著名的纵386厘米、横456厘米的《大明混一图》。这一问题直到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才得以解决。可以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在迎来地图绘制的第二个变革时期。

明代《大明混一图》（局部） 图/ FOTOE

※原文刊载于《地图》2018年第4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