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大创新时代的工业化思考——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东方学刊》2019夏季刊专题 | “工业党”的文化自觉

今天推送本专题第三篇文章，专题系列文章链接：

大创新时代的工业化思考

——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作者：贾晋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工业党”一词可能是2011年出现的，它并非源于自称，而是被人命名。有点像英国历史上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之名都来自对手的贬称，但后来主动接受之并自觉使用。一种自发行为一旦有了名称，人们就会围绕该名称形成认同与反对派别，从而有了自觉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称为“工业党”或自认为“工业党”，说明被认为或自认为认同“工业党”世界观。

当代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出现“工业党”一词，后成为一种持续存在、发展并有众多拥趸的现象，反映出社会上存在大量认同工业化发展道路并愿意运用“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人，这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产物，也说明这种世界观可以看作是以工业化视角观察世界的当代中国表现形式。

虽然“工业党”一词能够指称一个人群，但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这个词强调的是“工业”二字所指的世界观表达，而非“党”字所指的人群表达。本文并不打算讨论作为人群的“工业党”，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当代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讨论这种观念的构成以及改造，并以“工业党”为一种方法论尝试解释世界。

一、当代的“工业党”世界观应立足于大创新时代

当今世界的模样来自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发展都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此二命题应为当前历史方位中的常识。我想把此二命题称为“‘工业党’初始命题”。此二命题并非引用自某篇“工业党”文字，而是我观察得来，是中文互联网上所见“工业党”的基础共识。这里定义“‘工业党’初始命题”并非为了分析“工业党”本身，而是用作讨论世界观问题的由头。两个初始命题中都天然地隐含着一种时间进程，因此有论者从中比较自然地得到两个推论：工业化乃至现代化是随着历史进程“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中国取得当今的发展成就来自工业/产业沿着时间轴“一点一点”的积累。这两个推论的表述虽是我的概括，但类似的意思可以说在网上“工业党”文字中、在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报道中甚至在政策文件中广泛可见。在我看来，两个初始命题是真命题，但两个推论是伪命题。通过两个推论能够说明“工业党”世界观的范式及现存缺陷。

整体来看，“工业党”运用“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进行思考，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的实现过程，重视可操作性。这也是“工业党”与“情怀党”在认识论上存在的根本性区别。面对现象则去分析其形成过程，面对目标则去综合其实现路径，这是“工业党”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基础。如果把当今世界与中国的现实情形作为现象，则沿着时间轴叙述的工业/产业发展史能够很好地贴合过程化思考方式的需要，于是“一点一点”地“干出来”就自然地被还原为产生所分析现象的原因。进一步地，对于需要讨论目标路径选择的论域，如未来的国家发展道路，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原因与经验，就会主张继续“一点一点”地积累工业能力、寻求技术突破。这种思考路线也是目前许多“工业党”明显受到指责的方面：没有为非工业 / 产业的思考路线，如制度或文化留出有效空间，更没有为未来的突变提供可能性。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来说，上述思考路线是一种企图“合零为整”的“餖飣之学”。(1)实际上，线性的工业史/技术史阐述并不能得出产生当代世界面貌的必然性，分项地描述技术/行业/领域变革也不能整合出世界的整体性变化。整体性现象需要整体性解释。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整体变化、预判未来趋势，需要整体性的动力学解释。

因此，我打算从“工业”二字出发，为当今世界的整体发展变化动力建立一个解释框架，顺便辨析一下“工业党”世界观的改进方向。

从整体来看，“工业”带给世界的变化，最重要的方面不在于产品，而在于社会运行过程。从工业革命至今，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盖了“五层楼”：1）标准化；2）批量化；3）系统化；4）信息化；5）智能化。没有标准化，就没有批量化；没有批量化，就没有系统化；没有系统化，就没有信息化；没有信息化，就没有智能化，本文第三节将展开论述。这五层楼形成一个五层金字塔，(2)下面的层次是上面的层次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前后相接发展起来的。凡是没有进入上一个层次的事物，就还停留在下面的层次，连标准化都没进入的，可以说并不在工业化体系内，只是存在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而已。当今世界，工业化社会的前沿已迈入智能化时代，主体也至少生存于信息化时代。因此，凡是主张进一步发展或保留已过时社会现象的，都属于世界观还停留在以前的时代，很容易遭到新时代世界观的“降维打击”。

什么是当今时代的世界观？我认为是能够把握智能化时代、立足信息化时代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我把它称为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为了阐明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党”世界观，我们可以从2019年初闹得轰轰烈烈的波音737MAX飞机话题出发。

2019年初，波音737MAX型客机由于坠毁事故陷入被航空管理部门停飞、被订购方退货的风波。其缘由可从2010年12月说起，当时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宣布其A320机型（与波音737相同市场定位产品）将推出下一代产品A320Neo，主要特点是改装了新型号发动机， 能够大幅度提高燃油效率。这就使得波音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推出与之竞争的产品。但由于波音是知道消息后必须做出反应的被动方，能够用于研发的时间并不多，于是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应付”式方案：强行在737机型的原有型制基础上改变发动机舱的位置和形状，由此导致了原先没有的空气动力学问题，为了纠正问题又试图通过在飞控系统上打补丁解决，但新问题仍接连产生，埋下了后来事故的伏笔。(3)

该案例说明，当前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方位至少有四个特点：

1.市场与产业链的全球化：为什么空客宣布推出A320Neo，波音就必须马上有对应的竞争产品？因为大飞机市场已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全球只有一个市场了，没有其他市场可供开辟，一旦在这个市场出局就是完全出局。当前大量的产业/领域已经或正在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

2.市场结构的系统化：为什么被迫反应会十分被动？因为市场结构已经高度系统化了，新的核心产品会导致整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依照其标准做出调整，而核心产品的跟随者只能被迫适应这种全行业调整。

3.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什么该案例中波音可用于研发的时间极为有限？因为要调整的环节太多。一架大飞机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数百万个生产环节，并且，这些生产环节分布在全球各地，是一个具有巨大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4)大飞机的生产过程管理方式——“飞机构型管理”是二战后管理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5)也是系统工程在当今世界日益普及背后的管理方法来源。

4.资金环境与贴现思维：为什么波音选择了一种“应付”式的方案？因为系统工程“一处变，则处处变”的特点，导致波音没有足够资源——尤其是资金来实现最佳解决方案。当今，企业往往生存于“时时事事依赖融资”的环境中，“项目投资来自企业自有资金积累”观念早已过时。21世纪的项目实施特点是“市场空间预期+融资”，项目如何实施取决于融资规模，融资规模取决于未来市场空间预期，把未来预期会产生的现金流折算到现在，叫做“贴现”。贴现思维堪称当代企业运营的基本方法论。一旦对未来的预判出错，企业就会陷入“现金流还不上应还账款”的“资产负债表型危机”。波音在737MAX项目中只是市场中的跟随者，没有足够的主导能力来定义产品的未来市场空间，也就不可能选择需要巨大融资规模的技术路线，进而也就只能选择“应付”式的方案。

基于上述四个特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基于“工业”视角，把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称为“大创新时代”。(6)

随着通信与计算机、洲际民航、集装箱海运等网状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将全球连为一体，一批新型业态为全球化经营提供软环境，跨国制造、离岸设计与国际金融等新兴事物使地球变成“地球村”，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变化，工业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产业组织形式从“温特制”转型到柔性制造，(7)在“温特制”下，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模块和环节，再外包到全球进行生产，(8)而在柔性制造环境下，以项目为组织中心，全球的参与者可以采取内部团队、外部团队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虚拟公司等不同形式来完成生产过程；二是能够组织产业链的核心资源，从大工业变为大数据；三是产业链延伸过程，从以跨国公司引领为特征，变为以全球市场引领为特征；四是产业组织的生存资源，从依靠自有资金与间接融资变为依靠直接融资。上述背景下，当今一个产品往往来自成千上万项技术、专利的集成，营销推广也已全球化，各个环节都需要大规模资金运作。把当代产业生态、全球市场、预期引领、信息革命等变局综合起来，可以用“大创新时代”概括。

立足大创新时代，审视当下一般“工业党”世界观，可以认识到，工业确实可以作为看待世界的一个总的着眼点，但需要有当代眼光。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会导致各个“点”之间缺乏联动机制，沦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论世界观。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来自整体的——而非局部之和的工业化水平上升。今天所见的发展结果，有技术积累带来的进步，但更多地来自系统化、信息化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之“碾压”，更有“估值革命”的因素：资金环境变化带来的系统性估值提升，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还会导致闭门造车倾向。有论者推崇个别技术或企业的零敲碎打作风，将之誉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主张在未来工业发展中发扬光大。这实为一种价值观，而非世界观或方法论，它没有看到大创新时代的技术或企业都只是市场环境这个海洋中的生物，市场环境当中的资金、合作方、技术体系等都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企业发展时刻处在未来市场空间预期、产业生态、技术条件等环境变化中。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在大创新时代的处境如何，受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生态位”因素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闭门造车能够带来的局部技术改进之影响。

因此，当今时代的“工业党”世界观，需要立足于大创新时代有动态的整体性视角，避免零敲碎打、闭门造车。在我看来，生态学很适合作为描述工业经济体系的方法论参照，(9)例如市场类似于环境，企业类似于生物个体，产业集群类似于生物群落，资金流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供应链则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可以说，正如全球生态体系是一个整体，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也是一个整体，“工业党”世界观需要进入21世纪，要有全球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大创新时代”可以作为从共时性维度描述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名称。

二、21世纪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国家发展道路是“工业党”关注的核心话题。(10)带有“工业党”色彩的言论较多地认同走自主工业化道路，甚至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走向繁荣也应该选择自主工业化道路。相应地，非自主或者非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工业党”批判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网上所见“工业党”有一系列典型主张，如“国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避免‘去工业化’”“国家应设立工业发展目标并坚决落实”“国家应引导年轻人大量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等。从方法论看，这些主张缺乏在世界维度上展开的能力（如“小国怎么发展”），也缺乏推演未来发展趋势所需要的目的论思考，存在把工业本身当目的之倾向。

立足于大创新时代，应如何看待上述主张呢？我打算从一个案例出发加以讨论，这个案例来自卡塔尔。

2019年1月起，卡塔尔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此事可从2017年6月说起，当时沙特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等多国也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遭遇“群断交”一时震惊世界，而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则表示了对卡塔尔的支持。“群断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此不打算综述各方观点，只从卡塔尔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加以分析。

卡塔尔是沙特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小半岛，大致从南到北伸入波斯湾。卡塔尔的陆地面积仅1.15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其唯一接壤国沙特的大约二百分之一。加之人口规模和宗教因素，历史上卡塔尔一直都是跟着沙特走，表面看上去不存在任何分道扬镳的可能性。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变化使卡塔尔与沙特出现了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异。卡塔尔虽然是海湾国家，却不依赖石油出口，而是一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位于卡塔尔北方波斯湾海域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进入21世纪之前，天然气贸易可以说只是石油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利益分歧。但在21世纪，天然气成了世界新增能源消费的最主要来源，需求量快速增长，而石油需求量却增速较慢，天然气的贸易渠道、定价机制与石油脱钩。(11)世界上的天然气出口主要来自一片围绕着里海的区域，在此区域中，从北到南纵向分布着三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正是这三个国家，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号称“天然气OPEC”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并在近年来使之逐步发展为一个完备程度接近OPEC的国际组织。从地图上看，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的气田排列基本呈南北走向，形成一条“纵轴”，大致与从沙特加瓦尔油田算起向西分布的石油输出地带“横轴”相垂直。此外，以卡塔尔为中心点的“什叶派走廊”，连接其北的伊朗与其南的沙特东方省到也门北部胡塞部族区域，具有将以沙特为地理中心的东西向“逊尼派走廊”拦腰截断的可能性。显然，上述背景下，作为石油输出国的沙特与作为天然气输出国的卡塔尔之间存在国家发展道路的分歧。由此，“群断交”事件的背景也不难得到解释：站在沙特一边与卡塔尔断交的，大多为石油输出国，而站在卡塔尔一边的则多为天然气输出国或什叶派国家。

为什么21世纪以来天然气需求会快速增长？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即约有8.33亿人已城镇化，相比2008年增加了约2.26亿人，相比2000年则增加了约3.74亿人。据此不难估算，不要说整个世界，仅中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天然气需求量就该有多大。

上述案例中，卡塔尔作为规模小到显然不可能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国家，仍然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尽管历史上的卡塔尔的确可能在经济上并不独立于沙特，但随着天然气在贸易上与石油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卡塔尔有了选择与俄罗斯、伊朗相联系的基础。而在市场选择上对接中国等天然气需求大国，也表明了当今时代要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框架。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12)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其结构是五方面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因形似钻石，故又称为“钻石模型”。这五个方面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如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如资本和基础设施等；2）需求状况：包括本国与外国市场的相互关系等；3）相关产业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体系及相互关系等；4）战略与竞争度：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5）机遇和政府作用：机遇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供求状况的重大变动等，政府因素指政府通过政策调节来创造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分析框架之一，在哲学上的启发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当中“地”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强调了“组织”的因素，建立起从人、企业到产业组织体系不同层次的组织间相互关系描述，并置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而具有可分析性。

在我看来，该模型的不足在于缺少一个维度：金融。广义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像一个硬币一样一体两面。始于1970年代的现代金融业全球化进程，已经从资金方面塑造出一个全球一体化程度甚高的空间，衬托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显得低了不少的实体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趋向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贴现，企业追求提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运行取决于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可持续的资金流贴现。

把每一个经济主体都与金融体系联系起来，涉及到一个关键因素：估值。具体的估值当中大多使用的是“把故事转化为数字”的相对估值法，(13)也就是通过可比资产和可比标准来估值。这就意味着，发生了交易的那部分资产将影响所有可比资产的估值。例如，一片区域哪怕只有一套房子发生了交易，也会影响整个区域所有房子的估值。而这片区域的其他房子哪怕不打算在将来进行交易，估值也会通过各种金融渠道（如贷款、办信用卡等）影响房东的“身家”以及房客要付多少租金。把估值因素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高估值部分（ 产业或资产）之于一国经济，犹如水面以上部分之于整个冰山，对该国整体资产估值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的一个显著后果是：两个国家内明明同样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却可以相差百倍之多，这就是两个国家总体上处于高估值状态还是低估值状态所决定的。

把金融和估值因素加入“钻石模型”, 可以看到：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一国在土地与人口规模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追求的目标其实是“组织”状况的优化，而定义“组织” 状况的核心指标是该国整体上的估值水平。用生态学方法进行描述，则为：基于一个特定区域上的群落，优化这些群落整体在全球的生态位（在能量流和物质流中追求更优和可持续的输入输出关系）。

据此来看，像卡塔尔这样的小规模经济体，生产要素条件单一，无需片面追求工业化，而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在全球找到对需求状况来说合适的生态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着生态位跨度巨大的众多“群落”，要从整体上优化众多“群落”的生态位，就不得不首先为它们改造环境，使之有更好的“土壤”，再寻求提升生态位的路径。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所处的最新历史方位，信息化和智能化就是当今的现代化“土壤”之一种。一个例子是：相比1979年时美国制造业岗位数的巅峰，当前美国失去了约7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88%的原因在于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4)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壤”的改变事实上意味着“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升级中的开放性生态系统，“土壤”变化本身就会带来“群落生态”改变。因此，不应拘泥工业的任何一种特定形态看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大量从事“码农”职业本身就是进入了工业体系，把工业本身当成国家发展目标，主张人为地向工业部门输入大量人力资源以促进工业发展，是错误认识。

可见，国家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选择。在当前历史方位，这种具体性体现为共时性维度上的大创新时代，而历史性则体现为历时性维度上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序贯发展，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指向提升估值水平。

三、网状系统工程：当今世界的“底层架构”

前两节分别从共时性维度与历时性维度讨论了“工业党”世界观的时间维度，本节将讨论空间维度，以建构起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15)即世界观的结构性维度。假如把本文第一节提出的一个推论即“工业化是沿着时间线‘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当成真命题，就会把工业本身当成一堆放置在空洞的“空间”中的东西，这样一来其他东西如农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就会与工业并列，还会进一步地认为如果人们离开工业转入服务业就业，就是“去工业化”。然而，工业化塑造的当今世界（或者说“现代化”）是有特定结构的具体空间，而非空无一物的抽象空间。在工业化塑造的当今世界中，工业化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世界的空间，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其他行业，与工业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于被工业化塑造出来的具体空间中。

把“当今世界”定义为当下人类生存的具体空间之名称，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则是由一系列网状系统工程所定义的。“网状系统工程”是基础设施网络与网状分布于社会中的其他系统工程的总称。例如电网、互联网、高速公路网属于基础设施网络，股市、连锁超市、移动支付系统属于网状分布于社会中的系统工程。

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由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五层金字塔”所塑造，每一层的出现都改变了世界的时空结构：

1.标准化意味着格式化，它带来现代时空。标准化源于“全部零件可替换”制造方法。18世纪中叶，法国炮兵将军格里鲍瓦尔（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有感于整体制造的大炮难以维修，发明了零件可替换的制造方法。19世纪初美国春田兵工厂发展出全部零件可替换的制造工艺，这就要求事先规定每个零件的标准，并建立一套精确的计量体系。19世纪中叶大规模修建铁路网则使标准化把世界重新连接起来。运营铁路网的难度在于庞大繁复体系的管理，关键在于数以万计的环节和工作人员能否日复一日地精确协调。铁路网管理开创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16)被铁路网连接起来的地方，出现了标准小麦、标准计量、标准时间(17)等，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标准化了。可以说，标准化是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的第一层特征。

2.批量化意味着覆盖化，它带来现代市场网络。在标准化的基础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期，大规模制造逐步普及到全世界，这个过程称为批量化。铁路网为大规模制造时代的到来准备了三个条件：对大规模制造产品的需求、连通了广大区域的全天候运输网络、大规模层级管理和现代会计实务。(18)汽车制造业的兴起使大规模标准化制造成为“现代化”的标准，“非标准化”则成了“落后”“需要改造”的代名词。(19)流水线作业使工厂的整体产出能力远大于人类个体劳动之和，汽车在短时间内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并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年出生时，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而当他在1947年去世时， 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城市。批量化不仅改变了生产， 也改变了消费。20世纪初，百货公司、超市等商业模式诞生，其历史背景就是批量化的普及。批量化改变了供应链，使市场网络现代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的第二层特征。

3.系统化意味着一体化，它带来全球化。二战后，随着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系统工程”取代“标准化”成为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20)微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等系统工程产品使世界缩小为“地球村”，出现了全球化。系统工程呈网络状在世界上延伸，要求所到之处均按统一标准运行，例如互联网要求所有主机都遵守同一套通信协议。诸多网状系统工程定义了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典型事例如土地一级开发中的“十二通一平”，除土地平整外，还要求“路、电、水、汽、气、网络、邮电、排水、污水、公交、金融、快递”等十二项“通”，这里的每一项都是网状系统工程的延伸，并且连通广泛，可达全球。系统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的第三层特征。

4.信息化意味着重整化，它带来信息空间。信息化是以网状系统工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尤其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其中，信息被汇总到数据库为现代世界带来了重新发现、重新组织利用时空的可能性。从哲学上看，信息化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把“信息”概念抽象成了一切可被传递的逻辑可能性总和，并将其实现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的空间，(21)可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信息化一方面把现实世界虚拟化，帮助改造现实世界，例如虚拟制造技术可以模拟出产品制造全过程，提前预判并避免很多失误，从而更有效、更经济灵活地组织制造生产；(22)另一方面，赛博空间中也可存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可能性，犹如为人类提供了一片可供开发的“新大陆”。信息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的第四层特征。

5.智能化指向解放人类双手。如果说标准化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时空、批量化解决了“匮乏”这个人类生活中曾经的永恒主题、系统化使人类生活空间扩展至全球、信息化使人类活动范围超越现实世界，那么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浪潮则指向解放人类双手。双手是人类大脑改造世界的中介，因此人类劳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需要训练手臂动作——哪怕简化到敲键盘，仍需要训练。但智能化却正在逐步使人类无需为生产活动而训练手臂动作，可以使人类大脑的意图更直接地作用于改造世界。例如，人类的网购行为已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无需训练的手部动作实现。智能化将成为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的第五层特征。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手工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而工业之所以叫“革命”，就是因为达到了手工业达不到的高度。这种高度就来自通过标准化使大量具体环节的劳动像“积分”一样大规模联系起来，后来又通过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等历史进程使人类劳动成效指数化增长，走向全球、走向超现实空间。而就具体环节的劳动来说，当今世界的个人动作行为与手工业时代差别不大，差别大的地方在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

从认识论来说，“工业化”可以解析成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又可以综合成现代时空、现代市场网络、全球化、信息空间、解放人类双手等，实际上这就是当代的“现代化”。当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电网、水网、通信网等网状系统工程，它们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构成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 底层架构”。

在这样的时空结构中，很多曾经的困难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例如，1980年代，汽车厂的产量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难题，单个工厂的产量比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可达百倍，但当今则完全不成问题，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当年的供应链、生产线、软件等方面能力不足，归根到底就是网状系统工程不够发达。而在当今，汽车厂是可以做到“无人”的，原理也可以理解为把网状系统工程布设到位，就可以在各个环节上代替人力投入。当然不是完全不需要人，但人的工作可以在“厂外”，例如设计、编程，这类工作在统计上算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假如汽车产业从制造业岗位密集型转为服务业产业密集型，能说是发生了“去工业化”过程吗？在以美国底特律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汽车制造业基地，大量汽车工人失业、城市萧条破败，而汽车工厂也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人说假如把汽车厂迁回，给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不就“再工业化”了吗？(23)问题在于，相比1970年代的制造业岗位数高峰时期，当今美国的汽车产量更高，但只用了原先约三分之一的人，而汽车厂外迁正是为了到网状系统工程配套更完备的地方去实现这种效率提升，并且事实上也创造了不少新增就业岗位，例如软件工程师。对汽车公司来说，以“回到底特律”的方式去“再工业化”，有必要吗？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高低，故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这种分别很大程度上来自网状系统工程的差别。网状系统工程的发展来自“用起来”，只有用起来，围绕网状系统工程的应用生态链才会形成，从而网状系统工程本身才会得到发展。“用起来”就要求开放性，因此开放性是发展网状系统工程需要的品格。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往往存在于寻求工艺突破的过程中，这类过程从工作方式上看，主要是手工业时代的。这倒可以从逻辑上得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品格，中国工业当然具有这种品格，但中国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品格。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不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中国工业崛起带来的经验， 但却与中国工业崛起有着高度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何理解？这涉及到当今世界（或“现代化”）与其所依托的空间的关系。当今世界本身是一种空间结构，但它也有所依托的基础空间。在中国，这个基础空间就是五千年文明体。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工业化在其中是一条主线，但不是全部原因。自主工业化带来的自主网状系统工程体系，使原先就存在于五千年文明体中的诸多劳动行为被纳入当今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把中国这种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与世界维度构成的“大坐标”当中看，相当于中国整体上在很短时间里变得“值钱”了，也就是估值迅速上升。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来的“高精尖”部分突破能够提供部分解释，但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作为集结其他经济活动的核心的那一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集群化；但其他部分先要存在并有效运行才行。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五千年文明体中原本就存在的诸多因素才是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通过这些因素在当今世界发生重组的过程，中国实现了整体性的估值上升，这样才能够完整解释中国的崛起。

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要追求有利的“生态位”，就要提高整体估值才行。前沿产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自然会有高估值。但国家的整体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也要能够提高估值才行。整体上高估值的国家，例如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曾经的前沿或当今仍是前沿，但却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而中国能够崛起，并仍有巨大潜力，根本原因在于低估值的部分很强大，能够在估值上起飞，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不像世界上有的国家，高估值的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飞潜力，所以国家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还是位于低端。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悖论：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达成“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因素是：低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高，高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低”。后一个表达形式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 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24)可以概括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25)

四、植树型创新：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出了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6)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劳动的对象化进一步推广到“对象化的规模与范围”：工业化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通过标准化相组合的自在物，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劳动的对象化在规模与范围上超越个体劳动者的对象化能力，发展为全球化与超现实时空的自在体系，并迈向自为体系。在此意义上，国家富强最终取决于能够在多么强的程度上把劳动的对象化联系为整体，以及在“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意义上使整体的价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钱与物”之间的连接环节。劳动的对象化天然具有价值，但并不天然具有高估值。国家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态位提升，工业化水平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样重要。估值如何提升？从根本上说，估值来自金融体系对评估对象的价值放大能力。例如，当今世界有的人热衷于复原古代盔甲工艺，这种行为如果是自己闭门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在当代已失去意义，必然是低估值的。但假如同样行为纳入了文物修复价值链或电子游戏价值链，那就可以获得较高估值。可见，高估值的基础是价值链, 而价值链的基础则是网状系统工程。金融从本质上说，是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割、重组、交换，这与工业化是对劳动的对象化的连接、放大、重组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含义是金融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价值，而非把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当实体经济已经全球化并进入信息空间，金融也应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间重新分配价值的能力。假如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金融业的能力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也就不能比较充分地放大实体经济的价值。

软件化是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转换。软件工程是系统工程的近亲，它通常从需求出发，将对象编码，使之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作为子系统嵌入更大的系统中。(27)经过软件化，现实世界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中，经过分析、重组，能够大幅提高效率。当今世界的工业发展主要方面就是通过软件化带来估值飞跃，不断积累的数据库成为能够组织整条价值链的核心资源。

概念是一切价值链的源泉。所有的生产活动组织都来自项目，而项目的源头无不出自概念。处在落后位置的国家或企业可以把“赶超”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但需有领先者为参照。而最初的出发者，没有领先者作为参照，动力无不来自概念创造。当今世界的资金环境下，货币发行实际上源于项目所需，而项目则来自概念设计。因此，概念设计是创新的直接源头。

把前文所述共时性维度、历时性维度、结构性维度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则我们可以讨论最后一个维度：目的论维度，也就是世界观的应用。“工业党”世界观的应用，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莫过于国家富强，就连经济学的开辟之著中文书名都被称为“国富论”。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现状称为“现实”——它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状况和非现代化部分的情况总和，把未来蓝图称为“概念”，再用上“估值”，则可以设计三个公式：现实+估值=土壤；估值+概念=定价；现实+概念=想象空间。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土壤状况是生态系统完备的工业加上较低估值，所谓“价值洼地”；中国的未来定价将走高，缘于较低的现价和宏伟的未来蓝图；而中国未来能够发展成什么模样，则取决于基于现实条件设计什么样的未来蓝图。中国“富起来”的过程中，很多产业、技术都是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中国有着高水平网状系统工程构成的工业化土壤，只要是需要工业化土壤的经济模式，种下去就很可能茁壮成长，可以称之为“植树型创新”。而随着当今世界产业体系越来越复杂，所需的参与分工人口越来越多，中国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产业人口”经济体的优势将日益明显，因此，未来属于中国。

本文注释

(1)“餖飣”原意为摆设于器皿中的食品。清代以“餖飣之学”形容堆砌证据或词汇充当解释的学风。

(2)这个结构有点像网络的七层协议，网络从上到下分别是：7）应用层；6）表示层；5）会话层；4）传输层；3）网络层；2）数据链路层；1）物理层。

(3)参见王孟源：《波音737MAX的缺陷是低级的，是内部组织文化腐败的结果》（2019年4月7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wangmengyuan/2019_04_07_496635.shtml。

(4)陶家渠：《系统工程的原理与实践》，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5)参见王庆林：《飞机构型管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6)关于“大创新时代”的论述可参阅贾晋京：《G20：用“大创新”重启世界经济》，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第20-22页。

(7)参阅〔美〕约拉姆·科伦：《全球化制造革命》，倪军、陈靖芯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8)温特制（Wintelism）一词来自微软Windows的Win与Intel（英特尔）的tel之合称，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温特制下，最终产品不再是生产组织的中心环节，取而代之的是标准。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或研发过程分解为许多个模块和环节，再把它们外包到全球每个合适的地方。掌握标准的企业与承包制造环节的企业间也不再是“中心-卫星”关系，而是项目合同关系。参见贾晋京：《中国创新能力在全球领先吗？》（2012年8月21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JiaJinJing/2012_08_21_92177.shtml。

(9)生态学可以定义为是对有机体的分布和多度（abundance）情况以及决定分布和多度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假如把其中的“有机体”替换成“经济行为主体”，则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来描述人类经济体系运行。关于生态学的系统化阐释可参阅 Michael Begon, Colin A. Townsend and John L. Harper, Ecology: From Individuals to Ecosystems, Oxford: Blackwell, 2006.

(10)在较早以“工业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卢南峰与吴靖认为“工业党”继承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关心国家与社会的走向。参见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

(11)参见贾晋京：《天然气：全球大博弈的新战场》，载《环球财经》，2012年第3期，第72-81页。

(12)〔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13)见〔美〕达莫达兰：《估值：难点、解决方案及相关案例》，李必龙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73、第447页。

(14)转引自钟轩理：《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0日, 第2版。

(15)在哲学中，技术发展改变人类生活中的时空观是一个重要论题，可参见〔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此外，经济社会学领域也有大量文献关注有形或无形的市场总是处于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可参见〔美〕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石、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美〕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管理的历史与现状》，郭斌主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17)关于铁路网及现代贸易如何推广了标准化，可参见〔美〕彭慕兰、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Wallace J. Hopp and Mark L. Spearman：《工厂物理学——制造企业管理基础》（影印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9)J. B. Rae, Americ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Philadelphia: Chilton Co., 1959.

(20)〔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203页。

(21)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史涉及到从经典信息论到量子信息论的多种信息理论发展，指向建模、模拟、复杂系统、虚拟现实，可参见迈克尔·邓恩：《计算机科学中的信息》，载〔以色列〕道·加比、〔加拿大〕保罗·撒加德、〔加拿大〕约翰·伍兹主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信息哲学》，殷杰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97-735页。

(22)杜宝江：《虚拟制造》，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23)参见视频“特朗普底特律演讲：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腾讯视频，https://v.qq.com/x/cover/vw52evxg8p246ad/f03842ege02.html。

(24)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左的现象：对人类智力来说困难的问题如高等数学计算，对计算机而言其实很容易，但人类连小孩也具有的本能——辨识人脸、举起铅笔、在房间内走动、回答问题等，却是工程领域内目前为止最难解的问题。参见 Hans Moravec, Mind Childr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

(25)〔美〕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26)〔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27)〔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东方学刊》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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